摘要：2008年的中国大陆，一月南方雪灾，三月拉萨事件、五月汶川地震，大事频发。忽然之间，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忽然与那些遥远的大事件和责任连接，曾被认为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的“80后”一代因此而“长大成人”，建立起自己的“历史感”。紧接着八月北京奥运、九月三鹿奶粉事件、十月金融海啸、年末草泥马大战河蟹……“80后”在危难中爆发出的责任和激情迅速反转为对周围世界的调侃、戏谑和游击，那种历史感又似乎是瞬间坍塌了。如何理解一代青年从激越到幻灭如此迅速而巨大的情感－文化转向？本文针对上述现象，结合中国大陆在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变化，从传媒与文化统识、民族国家认同问题、“80后”及其长大成人等几方面展开，指出纠缠于08年从激越到戏谑的文化反转既是一种表象，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论文认为，是资本运营逻辑和新的传播方式的变化造就了新的论述，所谓“80后”“长大成人”建立“历史感”就是在这种逻辑和变化过程中讲出的老一代的成功故事。论文试图重新打开对于“80后”青年主体的理解和指认，从而寻找出今日中国社会的思想潜能和社会力量。
关键词：“80后” ；民族－国家；文化反转；文化统识
2008年过去已经大半年了。曾经，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份，历史将对它大书特书一笔。不是因为别的，这一年里，中国人在四月巴黎火炬风波、五月汶川地震等事件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我族”“他者”的关心，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也因此而异乎寻常地密切和重要。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特别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淘洗，整个社会日渐个人化之后，这些变化弥足珍贵。与此相关联地，胡温政府在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受到好评，日渐丧失对政府信任的民众似乎重新找回了自己对政府的信心。[1]经过西藏3·14事件之后，有关方面改变了对于媒体的管控策略，开始探求信息公开的尺度和方法。5·12汶川地震之后，各种新旧媒体很快展现出它巨大的动员能力，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24小时滚动播出灾区情况，逐日公告死伤数据和各种救援消息。类似于“牛博网”（http://www.bullog.cn，现已关闭）这样的非官方网站和募捐管道被允许运行，不仅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自民间的力量，它的出现和运作，与允许外国救援队到灾区救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展现出国家对于社会管控的某种松动，让人们感觉到这个古老的“新大国”在未来走向上的某些新的可能性。这些普遍的感觉当然都没有人公开讨论。“小荷才露尖尖角”，对这些模糊的可能性的学理讨论的显然太早而且容易“见光死”。传统的老议题之外，公开在网上和大众媒介中讨论的，是年轻一代的“长大成人”。地震发生后，各行各业包括没有工作的“80后”[2]青年，纷纷前往川、陕、甘灾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灾区艰苦的救灾行动，表现出与此前舆论中完全不同的责任和承担。5月19，汶川地震后七日，中国大陆下半旗哀悼地震死难者。三分钟默哀之后，各地民众自发振臂高呼“汶川挺住，四川加油，中国加油”。群情激昂，尤以自发集聚在天安门前悼念的青年民众为最。这些自发的激情，通过影像和网络传开，那情形颇有流行影视剧中旧家族的浪荡子弟大难之后毅然挺身承担振兴责任之气概，叫人悲愤之余更感到未来的希望。
在灾难和外侮中被激发出的民族认同感，新自由主义笼罩下关注底层和民生的政府作为，懵懵懂懂的新一代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似乎真的将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3]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好像，真是将展现出某种新的图景。那些认为2008年将进入伟大年代的人们大概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希望。但这样的期待在暗暗滋长的同时就被另外的狐疑所冲淡。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很多“60后”及更年轻一些的学人为地震灾害所震撼，对民族国家由此而打开新的未来可能持热切的期待。与这种久违而可贵的激情和纯真相对的是，大部分今天仍然主导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77、78级学者，却显得特别的冷静和持重。他们基本上把地震等事件看作是一个的局部事件，对那些街市上的热情和期望以理性分析的眼光观之，并不以为那会是怎样的大时代，或者还有怎样巨变之希望存在。这一感觉和结论当然还不包括那些“天谴论”者[4]。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地产界龙头之一的万科地产主席王石曾要求每个员工捐款不超过人民币10元，认为“万科捐200万元是合适的”[5]，就并不个别和偶然了。迫于地震后的语境和对道德劣势的回避，这一知识群体对地震的悲悯和民族情绪的冷眼旁观，认为包括青年人震后的作为和歌哭在内的若干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进程和大局基本不会有怎样的影响。“过分冷静”的判断虽然与他们对于“文革”等事件的思考历练有关，却更让人读出他们对于未来的悲观，两代人不同的看法和判断在私下的交流中相互印证、交锋、流传，却并没有直接展开和公开表达。
2008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各种可预见以及不可预知的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不是持“伟大的2008”论者最重要的理由却是2008年的事实。令人沉痛和揪心的五六月终于过去，汶川地震的创伤及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下的亿万灾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北京奥运会的迎宾锣鼓敲响。国家领导人不断变换姿势的讲话、大国外交的折冲、官方媒体不断升高的宣传声浪，都围绕着北京奥运而展开，在在提醒着人们这场聚会的重要。那显然是一场倾举国之力而承担的大Party，要够High。不要成功，要巨大成功。当是时，华尔街的乌云迫人而来，而报导中北京的上空却祥云遍布，关于金融危机的报导恍如几缕炊烟飘过。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奥运“强国梦”试图从另一个方向在地震悲情之后继续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使命。在这样的时刻，知识群体的独立立场和有意无意的疏离在民族国家认同面前又变得模糊、游移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感觉里，北京奥运会是在严防死守的维护稳定中诚惶诚恐开始，在不容有失的严密安保中小心翼翼结束的。金牌第一或者激发了国人“强国梦”的自豪感，但也留下一种梦醒时分的惆怅。仿佛是一场大剧的隐喻，8月8日北京上空的灿烂烟花很快消散，符号化为“飞人”的跨栏运动员刘翔拖着他受伤的脚瘸拐着退场，留下了巨大的惊愕和长久的是非议论。这一画面背后的象征和隐喻还没来得及被解析，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席卷而来，影响巨大而恶劣。好不容易树立的“中国制造”的信心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打击。那是怎样的尴尬和耻辱呢？各方政要和贵宾赞颂北京奥运巨大成功中华民族了不起的客气话还没有说完呢。对于普通国民而言，食品危机的背后是更严重的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信心危机。
需要有一种力量穿透这些琐碎，需要有精神的脊梁担起责任，但人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琐碎和这个时代的逃逸路线：知识群体一如既往地销声匿迹，曾经被认为是关注民生的政府其实一直在忙着危机公关，两个月前被指为终于“长大成人”了的“80后”也只是庆幸自己不用再吃奶粉。十月，金融海啸无可阻挡地越过太平洋拍面而来，经济下滑，失业剧增，各种极端事件此起彼伏，社会危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新闻和信息的管制收紧，曾经出现的各种积极和正面价值的可能性消失，于是，“草泥马”大战“河蟹”[6]，简称为“段子”的或黄色或戏谑的短信通过手机在人际之间传播[7]。相较于网民的创作，短信的形成和传播由于它背后隐匿的商业利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不少短信被指为电信和网络公司为商业驱动的专业制作。那个被认为伟大的悲欣交集的2008，就这样被“后现代”收编，被“消费”主义的解释和作为笼罩，一个眼看着长大成人的“80后”群体的历史感被稀释，1980年代结束之后一个重新政治化的可能终于被消解于无形。
一场正面的期待和希望终于反转为对于正面价值的戏谑和游击。世故的人们常常会豁达地认为，社会文化和思考有变化和反转是经常的和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反转也是太过剧烈和迅速了。短短的一年之内，直来直往的几个回合，“希望”消失之迅速、干净竟然到连“失望”都不曾留下的程度，通达的理论家们惯于以“后现代”性解释、消解这种剧烈变化和反转的价值和思考，然后扭头而去，那同样是这个时代的症候之一。有没有可能去追问：这样的文化反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发生而没导致主体的倾覆，新的可能性到底有没有？“大国”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正如上文所铺陈的，接下来的分析将从传媒与我们这个时代、民族国家认同、“80后”及其长大成人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传播媒介与文化统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切事件经由传媒。
2008年以来风起云涌的各种事件留给中国的印痕同样都是经由媒体再现（represent）和散布（spread）才发生的。从一月的南方大雪开始，通过电视画面、网上图片、手机短信传播，人们对于这场灾难的了解由远及近，逐渐升温。到了1月25日前后，看到的已经是拥挤不堪的车站广场，疲惫焦虑而茫然的人流，拥塞在风雪交加的高速公路上看不到尽头的车龙，被大雪压垮的高压电塔，救灾的人群，混乱不堪是非莫辨的各种信息，总理温家宝往返广州长沙协调指挥……春节日近一日，希望和失望夹缠在泥泞的风雪路上。各种报纸的文字描述和报导引人关注，具有震撼性的画面更强烈地撞击着人们。期待返乡团圆的弱势民工，反应迟缓头痛医头的政府作为，两鬓霜白的救火总理，人们的感情有些复杂。网上声音有愤怒、有无奈，还有庆幸的调侃。比较而言，三月间的拉萨事件就要严肃神秘得多，神秘不是由于对宗教圣地的敬畏，对雪域高原的虔敬，而是由于对西藏的无知和对西藏问题严重性的恐惧，不能也难以展开公开和深入的讨论，人们基本上处于单方面接受和消化信息的处境中，在官方单一的宣传和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之外，畏惧和怀疑是有的，但适时出现的图像报导让人们“眼见为实”了。四月奥运火炬国际传递在伦敦、巴黎等地出乎意料地受阻，海外反华声浪夹杂着西藏问题激起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感情。夹缠在现实的台湾问题、屈辱的百年中国历史之中，分裂、外敌等概念涌入，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立场就此确立。2008年伊始的这几件大事，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每个可能“想多了”一点的国人心里都有一种“前途未卜”的预感。
孤独的个体、实时的消息、直观的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于遥远事物的判断和反应。这种传播方式和效应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反响是不一样的。五月的川陕甘地震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这种传播特性和效果上解读。地震发生在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台湾、上海等地都有震感，敏感的新闻工作者立即意识到出大事情了。很快，地震台网测定震中在四川汶川，强度7.8级（后确定为8级）。还有人通过地图测定，汶川正处于中国大陆雄鸡状图块的鸡心位置。“祖国的心脏”震裂了。消息迅速传到各地。距离灾情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就开始了“一场不知道终点的直播”——《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也就在这震后不到一小时里，总书记胡锦涛就做出了指示，两小时后，总理温家宝的专机赶赴四川灾区。国家领导人带来的不仅有政治和行政的救灾资源，更带来了主流媒体的聚焦。众多媒体赶赴四川。一直以来，中国对于突发事件的报导大多是采用封锁式的方式处理，通报灾情也大多以新华社的统发稿方式发布。新闻管制的陡然放开，就更有了放大的效果。中央电视台的24小时滚动直播，各个卫星电视的卫星联机。非政府组织，大的企业集团、慈善团体、明星、一般网民，都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展开救灾，向外界发布自己看到的地震灾区的惨状，自己及周围人的救灾作为。各种非政府组织、新闻机构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宣传和发布各种各样的灾区消息，大批以慈善义演的名义上演的晚会举办，通过广播、电视、名流的声音传递开来，震后废墟上一排排遇难学生的书包、危难和困苦中顽强乐观的孩子，呼唤出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大灾难面前“爱的奉献”、“人道主义”的声音，与胡温政府上任以来强调和谐社会、关注底层民生的姿态结合在一起，转化成为以“万众一心”、“大爱”、“家国命运”为主要意涵的情感共识（dominant emotion）。这样的情感共识显然是有助于群众号召，有助于政府的救灾动员。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媒介强势地位，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作为和个人情感的融合，宣传方向上政府和民间声音的一致，有效避免了新闻宣传空洞化的状况。因此，从官方主流媒体到边缘网站、单个的人际传播，传播的声音虽然是多方位、多渠道，立场和取向是多元的，但内在的价值和目标在那个时刻（Moment）则相对一致。弥散的能量聚集，情感共识逐渐变成文化统识（hegemony）的重要组成部分。
某个时刻的意义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个瞬间，容易被另外的常态所打破。或者说，在一个理性社会里，那些重要时刻总会被某些逻辑和惯习所转化和利用。美国传播学者W·兰斯·班尼特指出，人们都惯于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和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顺序。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新闻媒体就正是通过议程设置而拥有新闻的话语权，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或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和操控媒体来实现话语霸权。从总统和国会成员到各种重要组织、市民活动家纷纷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新闻和新闻业。借用新闻聚集民间力量，引导和影响民意，“新闻执政”因此已经成为政治家和执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8]在承平时代，民意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统治集团的合法性程度。拉萨3·14事件中，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未经允许拍摄了拉萨街头的暴力事件，在西方主流媒体播放，有力地说明了暴乱分子的残忍和中央政府的克制，为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做法和立场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意外收获使中央政府意识形态领导人认识到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不意味着只有封锁和统发稿，还可以适度的开放并加以利用。在汶川地震的报导中，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媒体的系列报导和作为就直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从媒体的本质和运营策略上看，现代传媒缺乏了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就不成其为大众传播。传播学者丹尼克·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将媒介事件分为三个类型（3Cs），曰竞赛（Contest，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征服（Conquest，如珠峰取火、神舟七号上天等）、加冕（Coronation，如国庆阅兵、升旗等各种仪式）。他们认为，这三个C紧密相连，互相渗透，都是媒体用以凝聚群体的重要方式。[9]媒介欢迎并不时参与制造竞赛、征服和加冕事件，借此赢得主流公众，取得在公众中的支配性权力和地位。因此，当各种可能造成上述三者的事件出现以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介，都会积极参与对灾区各种状况的报导，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赢得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本媒介对于事件诠释的权威地位和民众的信任度。这是媒介的本质和策略。但媒介与当下鲜活而多变的社会、政治状况相连接，常常会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在极端的情形中，大众传媒产业“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它们会控制舆论的形成，“以使舆论在评估有效权力、增值的声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时，成为一项更具安抚性的工具。”而在一个集权社会，权力可能会被公然赤裸裸地使用。传媒信任和工具的意义和作用会发生变化。在极端情况下，大众传媒只是一个利用物质和制度进行政策宣传的附属品。[10]如此情形之下，汶川地震中的媒体多渠道的报导，当然不可能延续太长的时间。同样用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研究概念来说，“竞赛”和“征服”凝聚的群体还可能带来脱轨（Derailment）和冲突(Disruption)，意在加冕的仪式化大事件更可能触发犬儒嘲讽，从而生产出幻灭（Disenchantment）。3Cs变成3Ds，集体认同刹那间松散，认同变成分化。在现实状况中，一种真正多声道的报导有可能触及到根源性问题，危及到现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多国的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就是与大灾难及其救助联系在一起的。怎样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其实一直是政府关注和思量的问题。对媒体的规范和控制因此成为必然。进一步说，大众传媒自身就有着多元性，不同的媒体中涌动着语言、符号、图像、声音和娱乐的巨大洪流，其中有大量公开的争议，也有大量批判，这些也都不可能汇聚成一个情感－文化统识（dominant emotion-hegemony）而静止不动。对灾难更惨烈状况的揭示，天灾之下的人祸，灾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政府的责任与运作效率，积重难返的官僚体系，都将会因媒体的进一步放开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批判。非常时刻过去，对媒体的管制立刻收紧。
悲情六月过去，在对地震引发的堰塞湖问题的警报基本解除以后，对地震的报导便被限制，不能传播惨烈和悲情，只能报导灾区人民自强不息、党和群众齐心赈灾。媒体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对北京奥运会的报导（从“征服”转向“加冕”）。火炬传递，募捐仪式，领导讲话，奥运筹备进展，各路奥运健儿的备战状况，媒体报导的多声道被归并到主流声音的报导上，民间的歌哭也被纳入到某个合唱的声部变换中。在这种状况下，宣传管理机构对传媒的引导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需要有悲情来召唤，扬眉吐气的一刻更需要欢乐时光来左证。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讨彩日子里，2008年8月8日晚8时，期盼已久的盛大晚会开场，鸟巢上空烟花璀璨，五星红旗在风洞前飘扬，端庄矜持的国家领导人前排就座，欢笑喧闹的人群秩序井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就是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一场按部就班的大型晚会吗？曾经充满激情的主体（广大民众）有些迷糊了：百年梦圆的那一天就这样被定格？被符号的因最后变为符号的果。人们开始讨论，某某传递的火炬拍卖到了多少，某人跑第几棒的背后是怎样的政商关联，某某项目的金牌会给某选手带来多少奖金，什么品牌由此看上某运动员做代言人了。一样的升国旗唱国歌，但群众性的加冕仪式直接转换成了与某个人（小集体）相关的利益。崇高感顿时被消解于无形。特别是，有不少奥运项目虽获得冠军，但在民众中并不普及，民族自豪感和体育精神被抽离。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电视是沉闷而无聊的。民众真切的参与感、主体意识被悄无声息地剥离，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和荣誉，因此而受到质疑和消解，进而被空洞化。作为主体的民众被围出圈外，金牌第一没有激发起期待中的骄傲和自豪，反而是跨栏运动员刘翔不能承受巨大的期待、压力之重，趔趄着退出赛场的一幕，更为真实和具象征意义。幻灭和嘲讽风生水起。
从悲情中集聚的民族凝聚力随着欢乐的烟花而飘散。
导致今天的情感－文化统识快速形成，又以更快速度消解的，还因为记载和传播这些信息的方式。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传播是广泛和迅速了，“知识分子”蜕变为“知道分子”，没有了艰苦和深入的思考，再多的信息也难以转化为思想的力量。手机短信、个人博客，传达了个人的感受，也仅止于个人感受。仅有感受是难以持久的。这是一个读图时代。时间是如此重要，庸庸碌碌的人们都太忙，语言和书写来不及叙述，也来不及阅读，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传播速度、容量极大提高，也使叙述的方式完全改变，实时传播和传播受众的海量让阅听人对于信息和内容的反应发生了变化。“新闻海鲜价”，人们习惯于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量上获得满足。互联网将世界各地的计算机、手机都联系起来，图像实时传输往世界各个角落。整合（Convergence）是一个技术术语，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状况。它将曾经是彼此分离、互不联系的事件通过图像直观地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缺乏内在逻辑和关联、相互矛盾和分裂的若干事物，可以在外力作用下粘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物质或社会状况。新的传播技术使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态和物质被“整合”在“全球化”的格局里。于是，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地球村”景象仿佛以更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实现了。每个人的计算机一启动，就如同爬上了村头的大槐树，村子里的鸡飞狗叫都在眼底。无论黎明还是黑夜，每个人都可以爬上各人的槐树，随时随地生产和发布各自的“新闻”和观察，这种方便和随意，显然降低了感受的质量和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照相机和手机获取图像变得极为便捷，图像成为报导的主体，曾经是思考和表达工具的文字更多地只是承担说明性的功能，其表达过程中的深刻性和曲折、丰富的意味逐渐丧失。
图像的特点是直观。它是一种很不同于文字的传播中介。其丰富的意味需要人们用心去体会，用思考去开掘。缺少了“凝视”，也就缺少了开掘的“深度”和力量。那种被本雅明称作是“灵韵”（aura）的东西，在机器复制时代需要人们以自己强大和丰富的感受力去启动。偏偏今天人们的“感受力”是如此无力。技术和载体的意义就更重要了。传播的技术偏向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揭示。在伊尼斯看来，媒介会对文化和文明的形态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他说，意在时间久远的媒介侧重口头传统，在对知识的习得和传播中偏重依靠象形文字，信息的载体也笨重耐久，因此有利类似于宗教等形而上文化的传承。与此相对照的，致力于空间传播的媒介，倚重书面传统，多选择拼音文字，信息的载体也以轻便，有利于帝国空间的扩张。[11]他所谓的传播时间久远可以理解为思考之深刻和既有长久的价值而流传久远。生活于现代主义思潮处于上升期的二十世纪早期，伊尼斯把论述的媒介偏向主要集中在对时间和空间上不同侧重的探讨上，其价值和立场趣向是显而易见的。他同样忧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渐扩张的实用主义思潮侵蚀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
伊尼斯同样指出了不同媒介对于当下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成的影响。他敏锐而有针对性地指出，“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于口语，广播突破了国家的疆界，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提供了一个传播基础。它可以对更多的人发生作用，“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12]伊尼斯是宏观的，他没有具体分析这样的影响如何对具体的个人产生作用。对于具体的单个人而言，同样存在对于不同媒介的认知偏向。在阅读书面文字时，人们会作更多的停留、凝视，所谓思考、理性也就沿着这样的凝视和思考攀爬出来，而图像就不一样，后机械复制时代的数据图像所提供的是视觉的触击，是惊鸿一瞥中的快感和印象。时间在这个一瞥的过程中是转瞬即逝的。有没有“印象”，会形成怎样的印象，就取决于那个“一瞥”。西谚云，“一小时是黄金，60秒就是60颗钻石。”商业主义对于时间的理解成为新的价值坐标。凝视从视像意义中的分离，造成了眼睛“看”的不同处理方式，既产生了主观的分裂，也导致了意义世界的变异。由于新媒介的发展，空间大到无远弗届，时间快到转瞬即逝。太快的时间使它背后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受到严重的改变。象形文字起源于图像，但数字时代的成像技术及其背后的意义完全有别于象形文字，迅速和不直接显现思想成果的图像因此传递的是一种很不同于文字的信息和意义。
在08年上半年各种事件的报导中，虽然最后造成声势的是电视、大的门户网站等主流媒体，但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通过手机、博客、电邮等人际传播传递信息，所形成的某些大致类似的共识，为前述文化统识的形成准备了接受共识的土壤。这种状况的出现基于既有某种共同的愿景和关心，更有对政府作为和周围社会境遇不满，是对当下社会文化状况忧虑的结果。二十多年来日渐膨胀的个人主义，对他者和集体事务的不关心，对形而上问题的逃避，使人们生活在物质日渐丰富，环境日见恶劣，精神日渐无聊的可怕境地。近二十年来的政府作为和意识形态管制，也以“不争论”[13]回避各种对于大的社会局面和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中国传统中“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的读书人[14]迅速转变为专业人士。
整个社会面对大问题的“不争论”、知识群体普遍的专业化、深入的思考缺失，接受和传递信息依赖于成像和解读都迅速的“印象派”图画，在“不思考”的“快闪”文化中长大的“80后”一代，猝然面对大事件，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其所集聚、形成的情感当然会很迅速和强烈，但也因此消散得快。
五月接纳稚嫩而热情的呼号和聚会的广场，到七月就被置换成迎接奥运的艳丽花坛[15]。十月北风渐紧，我走过长街，看到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东西南北，匆匆而过。
这世界好快。
二、民族国家认同及其消解
很多人以为，西藏3·14事件、巴黎风波到5·19天安门前的激情宣泄，中华民族的子民们在2008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自发集聚的年轻的手臂，让青年人和整个民族得到了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契机。如何看待几年来中国青年中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如何理解围绕着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所出现的悖反状况？
汶川地震中所爆发出来的民族自救力，展现了中国国民性中不屈和可爱的一面。中华民族确实经常在危机时刻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当外界，特别是西方有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解、打压、欺凌时，中国人总是要发出自己的强音，维护民族的尊严，迸发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和勇气。中华民族历五千年文明不倒，多次濒临大危机和大险境，总能绝地逢生。靠的也是这样的不屈和勇气。中国人常常为此而自得，不同时代的统治者也以此来号召和激发民众。但另外的镜头又提醒了我们应该有新的理解。在汶川地震之后，悲情要很快转化为迎接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激情。天安门广场上的自发激情转变成一种加冕仪式，按照一定的规格和写好的剧本上演。无论任何场合的宣誓致辞还是大中城市的奥运火炬接力，有份进入出席仪式的都和各种政商利益连接在一起。且不论这种政商纠结的仪式对于演戏和看戏者的不同影响和意义，单就激情的仪式化而言，过于明确的功利目的让复杂的民族国家感情显然被异化了。具有丰富能指的中华民族认同被收窄为具体的中国国家想象，收窄为对现政府和统治方式的认同。某种对于体育精神、对中华文明的丰富认知符号化为开幕和闭幕的大晚会，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因此变成凝聚民众意志，强调和巩固其民族国家合法想象的象征。竞技是为了加冕。这其实是近二十年民族－国家想象的又一次演绎，并不新鲜。按照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思想来理解，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起源于晚近这一百多年的抗争历史过程中。而在各自的历史文化变迁中，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结合导致了“官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并且由于对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而发展出来。按照安德森的诠释，“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同时结合归化与保存王朝的权力，特别是他们从中世纪开始累积起来的广大的、多语的领土的统治权的手段。”安德森借助对十九世纪沙皇治下俄罗斯的情形分析，形象地说：“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16]“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既能借民族主义号召民众，又能把民族激情限制在可控范畴内，转化为官方需要的样子的一种方式。
近二十年来，民族—国家观念及其内涵对于普通民众出现了巨大而急剧的变化。对外，“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一个象征。这个“大国”，既是地域、疆域之大，也是文明形态多种多样的复杂情形和可能性，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含混性。历史久远，现实急迫。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竞争格局里，“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现代化”、“全球化”等等，都会含含糊糊地吸收为“中国”的一部分。在更现实的层面上，对内，它经常是一个具体的政府，或者一个政府的具体行为，两方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们很复杂的感情。质言之，民族－国家确乎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在英文中，“国家”可以用country或state来翻译。country是与特定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组织，强调的是国民与所居住国家自然领土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依赖人们对于土地的自然情感将国民团结在一起。由此而包含了祖国、国土、乡村的含义。而state是依赖抽象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更强调公民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法律关系将公民团结在一起，由此包含了政府、公共权力和政体的含义。现代国家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去除了地域、出身、民族、宗教和传统等这些自然因素，被抽象为自然权利的理性人，他们之间出于利益考虑而通过社会契约的法律机制建构起国家，因此现代国家的政制哲学基础是state而非country。[17]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常用“State”来简称美国，包含了他们对于自己政制的骄傲和认同。但实际的社会状况却不能如此简单分析。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融汇在“吾土吾民”对于“中国”这个country的理解里，那情形决不是一句“帝国”不在“现代”之列就能够置于讨论之外的。[18]这些年，不断有人说，全球化时代了，金融寡头、跨国公司的CEO主持这个世界的运作，“国家”不重要了，意在消解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会令人们在资本帝国的屋檐下，更加无所归依，使个人生活变得更加的琐碎、逼仄，此种解读和策略可谓恶毒。它所表达的也不是今日中国民众的生活现实和情感。理论演绎是一回事，身体感觉却是更为真切的。身为人口和疆域大国的国民，却在最近三十年深切地感受到与西方相比的“落后”的自卑，再加上悠久文明的历史记忆，自然集聚成对“中国”强大的由衷渴望；甚至，当承载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圆明园的铜兽首被拍卖到那样的天价，当法国总统萨科齐高调会见达赖喇嘛时，人们仍然会很不高兴。当日本侵犯钓鱼岛、菲律宾宣称他们对黄岩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时，人们期待于航空母舰，期待于“中国”的更强大。“吾土吾民”啊，又岂是简单的State和Country之分所能解！
身体感觉的问题要回到身处的现实状况中加以理解和分析。
从抽象的概念上讲，由于“中国”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情感，复杂、含混而且游移，其表现形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普通民众之间呈现出了极大的落差，常常要被各种不同的力量所利用、解释。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极力寻找机会、借助于各种世界性活动和会议（仪式），塑造大国形象（加冕），把中华文明的崛起转化为具体国族的强大诉求，或者借助悲情历史、外来威胁集聚民众的支持和凝聚力。把民众凝聚力演绎转化为对现政府、制度政策的自觉支持。另一方面，是对各种群众性的自发的民族—国家情感的聚合表达予以具体的细分和限制，以严格的规范，使之仪式化、格式化，从而将民众内在情感中“不羁”部分的“破坏力”去除。如此情形之下，民族—国家观念和想象在官方成为一种渴望借重的召唤凝聚力的工具和手段，在民众间却渐渐去魅了。在褪去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族斗争历史过程中的激情和想象的过程中，同时褪去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民众基础。于是，我们看到，“民族－国家”的崛起认同在交给了“官方民族主义”后被符号化为奥运璀璨焰火中的颂歌。这种现实行为与戴扬等所谓的“脱轨”状况结合在一起，“冲突”和“幻灭”亦由是而生。经由竞技体育而召唤出来的民族精神弥散在民众中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被空洞化。用香港学者许宝强的批判思想来说，这种“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Cynicism）。每个人都知道它在召唤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无效，从官方到民间都在那里玩假，不断重复无意义、仪式化的例行公事，而得以再生产和强化。因此是批判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工作者真正应该面对和批判的。[19]但对于官方而言，“犬儒”是一种加冕的方式，同时也具有搅乱事件，消解社会生命和活力，从而达到延续宰制社会的功能作用。回到狗儒（Kynicism），戳穿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崇高当然快意恩仇，但对于力量薄弱的被宰制者一方来说，“犬儒主义”像一层薄纱覆盖在真实的丑恶上面，以“皇帝的新衣”维系着社会合法性的表面准则，使之不至于过于快速地退回到赤裸裸的暴力境地和丛林时代。于是，刘翔退赛留下了公众对他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的揶揄，留下了对他参赛退赛背后商业企图的推测和谴责，也留下了一个纯朴和真切的巨大叹息。人们分明看到，那叹息里仍然残留着希望的余温。
进一步从具体的生活现实中分析。因为地震所带来的民族－国家认同，也会因为人们对地震后问题的关注而“脱轨”。汶川地震一年过去了，官方仍然不敢承认那些倒塌的学校中的钢筋其实只有铁丝粗细的事实，说学校的倒塌不是由于建筑质量的问题而是由于地震强度太大。遇难学生家长的上访受到百般阻绕。贪污和腐败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又一个政府高官台上高唱反腐倡廉歌，台下官商勾结。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被摧毁，权、钱、色频繁交易，凌辱、欺压底层弱者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底层有冤无处伸。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人们不断地在互联网、手机短信里见到这样的消息，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会觉得那个被标榜得很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是那样的陌生和遥远。虽然是在号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治下，但六十多年来日渐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实际运作中的推诿和不作为，极大地伤害着人们对于这个政权合法性的依赖和信任。一个社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信任之不存，“爱国热情”焉附？甚至，还要怀疑这样的政府强大了还是不是人们所期待的。终于，“中国”的强大，似乎只有避开具体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度，人们才能安心。[20]呼吸在这样日积月累的对于“state”的失望和挫败中，人们又如何能长久地保持自己对于中国country的热情。
从年头到年尾，2008年文化反转中的民族国家问题是如此引人注目，它完成的是怎样一种逻辑？从内在的状况看，西藏3·14事件、巴黎风波到5·19天安门前的激情宣泄，其中涌动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许和想象。而在外部看来，周边基本没有停息过的领土领海纠纷，对外贸易纠纷，华人在海外个别事件中的纠葛，无不与民族主义情绪牵连。近二十年来，借助于包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释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通过革命斗争完成，却由于不断增强的经济能力，不断壮大的国家实力而有可能实现。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有了某种出头天的感觉。然而，在这个过程上，洗刷耻辱感的不是通过对正义、平等、道德等“普世价值”的唤起和确立来完成，却要用经济实力显示自己力量的强大来确立。“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从西方发达国家的G8集团到G8+1集团，再到G2（美、中）、“金砖四国”（中、俄和巴西、印度）……种种提法无不表达了一个受尽百年欺凌和压迫的民族急迫的翻身欲望。一个民族在武力压迫的历史和逻辑中呼告不平，却又在同样的强力逻辑里宣告自己的崛起，这样的“伟大复兴”难免脆弱和虚妄。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应该有不一样的责任和贡献。
梦寐以求的强大和复兴需要不断的来自“他者”的承认和证明，这情形的出现当然离不开整个的国际环境。最近二十年的世界是一个如此赤裸裸的霸权世界，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的分裂、阿富汗战争，冷战结束后独大的美国霸权，完全撕毁了自由、平等的世界秩序之虚伪面纱，人们看到了普世价值之虚妄。二十多年国际事务中的“韬光养晦”压抑了中国思想对于世界问题的思考和责任，也板结了思想和责任的民间土壤。西藏3·14背后的民族分裂，巴黎风波中的外来干涉叙事，中国百年历史叙事中的“压迫－抵抗”说所激发的民族情绪，5·12地震后激发的自强、自立心理，传达的是人们面对灾害的顽强和不屈，更是人们应对这个世界状况的脆弱和不自信。与这样的脆弱相关，很多外在的解读将这些与民族国家问题相关的情绪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样的杂碎联系起来。它也从另外的侧面提示，我们今天的表达困境和词语缺乏到了怎样严重的地步。不是由于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由于它何以会成为今天人们会如此呼告、感兴趣的话题，提请我们需要直面的今日“中国”认同的内在困境和问题。
三 “80后”与“长大成人”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新媒体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民族－国家认同及其未来，其承载的主体和言说的对象都是青年人，特别是所谓“80后”的年轻人。这就需要我们直接讨论，这个“青年人”和“80后”在今天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更进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讨论“80后”问题。
在社会主义中国，“青年”意义的嬗变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内涵的。1957年11月，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在莫斯科向中国留学生代表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希望”的声音后来被谱成歌曲，传唱久远，鼓舞着几代青年人。一代又一代青年对于自己和未来充满信心，对于民族国家和整个世界的责任也因此而被激发出来。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唯独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昂首挺胸。也正是建立了这样一种自我认知和责任，青年人才把自己的命运与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才站了起来。这样的青年姿态，投影到上山下乡的回城知青身上，投影到了1980年中后期舍我其谁的青年大学生身上。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激越情怀被冠上“左翼”、“幼稚”甚至“浩劫”的标签，变成往事与随想的材料。个体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也随之消散。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认识，更是对于现实的态度和人生的姿态。
在中国大陆，人们经常会把1989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此后毕业的大学生看作是不同的世代。这一分界的标志性意义，不只是新启蒙运动的终结，或者某种嘎然而止的休止符，其现实意义在于一个时代的青年对于世界、国家、民族责任的认识和承担的终结。1980年代也真是值得总结，旧的思想禁锢即将终结，新的宰制方式尚未形成，短暂的自由时空，造就了一个汪洋恣肆的时代，启蒙的思想和精神，熏陶、锤炼了年轻一代。对民族－国家和未来大问题的思考，锻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不同的文化关怀和精神气质。
如前所述，这里所说的“80后”是一个模糊的世代概念，大约指称1989年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样的概念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是一个很有“政治性格”的社会，大约每十年就有一些重大的政治转折。这些转折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就有不同的政治特征。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66、67、68等三届初、高中学生，大多都当过“红卫兵”，叫“老三届”；“文革”十年中参加过“上山下乡”的叫“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他们中参加了文革后的77、78、79年高考进入大学者，被统称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改革开放后80年代上大学的因为经历了89年的洗礼，被看作是新启蒙的一代，其中的不少人后来走上政坛被追叫做是“60后”；“70后”、“80后”在89年的时候还小，他们成长在20年的“承平”“盛世”，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因此被看作是庸常的一代。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就公开说，中国80、90后大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他们的接触面很广，有很好的思考的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们这一代强，但没有经过很多的挫折，缺乏一种竞争的能力。[21]社会舆论一般认为，“70后”没有经过1989年，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大学里上课提不出问题，也不敢旷课，甚至也不知道浪漫和恋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乖”孩子；大学毕业该工作了，没有工作的仍然躲在校园或者校园周围，到游戏机房没日没夜打游戏，做依靠父母的“啃老族”；有了工作的做“月光族”，[22]对未来不管不顾。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很苦恼，自我认知是生活在一个庸常的年代，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拿实用主义的眼光来打量周围的生活规划自己的未来，甚至还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述自己的经验。在文学上，“身体写作”、“上海宝贝”成为一种象征。好不容易在2005年的春天申请到了一个“反日游行”，却又与“上海”、“白领”这样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整个过程活像一场“春游”。一句话，“80后”“担不了大事”，“没长大”。这样的描述和理解经常性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出现在人们特别是日常生活的闲聊中。
这情形的出现当然是有原因的。进入199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过去，整个社会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革”软硬兼施，诱迫人们把全部的价值和期待聚焦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要强大，要富有，教导人们远离“崇高”、“理想”、“责任”、“他人”，到“消费”中去体会个人的“人生”快意和“成功”意义。中国很大，人多，尤其是聪明人多。持这种世界观者的能量很快被激发出来，形成巨大的消费意识形态思潮，他们对物质的拥有和对奢靡生活需求的欲望是爆发性的。在这样一场对社会财富的竞争中，握有各种物质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中老年群体，显然处于有利地位。在改革的旗帜下，他们掌握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自己掌握的各种话语权，加以规范和巩固。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下，社会平庸但相对稳定。新进入社会的青年不掌握竞争中的各种资源，手中唯一的资本是年轻。年轻不再意味着创造、变革与未来，而像一张不知道何时能兑换的期票。他们被经历过风雨握有资源的前辈所压抑。年轻人的提问会被指为是过于简单和天真（too simple, too naive）。“世界是你们的”歌曲是早就不唱了。他们唱“一无所有”，唱“就这么飘来飘去”，不要说一般的年轻人，就是大学生，也早已不再是天之骄子。青年不仅不被重视而且很快被挤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因此而被迫转向个人，转向无所事事的无聊，新的媒介和技术及时提供了“打机”等各种各样的游戏，那里同样有成功和快意的人生瞬间。年轻的快意和意义当然是很容易被耗尽的。“70后”的支票大致就这样被一个物质、技术和消费的社会所消耗，眼看着就过期了。从发展空间到精神状态，一个社会对于青年群体如此挤迫，恰正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状况的严酷。
年轻的精力和欲望总要有地方投射和释放。虽然常常要被批评为没有耐性，但年轻的血是热的。春节期间的南方大雪、3·14事件、遥远巴黎的火炬传递，他们借助于手机短信、电邮、互联网用消息和图片说话，快速地表达着他们的关心和情感。汶川地震发生，他们从游戏机房走出来，到一个从前基本没有听说过的灾区救灾去，吃他们从来没有吃的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们为那些遥远的人们歌哭，感动，完全撕下此前冷漠和耍酷的面纱。这样一种状态很快被传媒和一直要寻找新说法的叙事者们抓住：“80后”走上时代的前沿，承担其久违的责任、理想，长大成人了！“犬儒时代”一直在假唱的正面价值为“无厘头”的青年们接下来真唱。很快，互联网、时尚报刊，传播效果非常好地把“潮人”韩寒[23]们看作是“80后”的优秀代表，为他们的行为鼓与呼。“疑似浪子”回头，价值正面，版面好看，“80后”也很有面子，上哪里找这样的好材料哦？于是，在很多人看来，“80后”建立了自己的“历史感”，也因此而“长大成人”。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感”和“长大成人”呢？
就从“长大成人”说最重要的依据“汶川地震”开始分析吧。5·12地震后，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多次到震区去。在他们接触的志愿者当中，有请假前来的公务员，有退伍的军哥，有农民、游方的和尚，有小老板，有觉得人生虚无的教师……如果以为他们是经过多年公益、责任、创业、成功教育的熏陶才成为志愿者的，显然不对。而把他们看作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也未免乡愿，他们更不是共产主义遗老遗少。甚至，在人生理想路途上，他们并没有很有意识地在规划和设计。按那些同样是年轻的志愿者在灾区的观察，那些被集合在一起称作“志愿者”的，经常会嬉闹、不守纪律，酗酒，不时还打个小架，调点小情。在他们有限的人生经历里，是不缺少落魄、以及生活不如意的。[24]他们当然也知道“历史感”的重要，不甘于做这个时代的零碎。一位志愿者的白色汗衫上就写着这样的对联，“有血性有担当是好男儿，大心胸大气度是大丈夫”。横批“海纳百川”，旁边是自己的姓名。[25]就因为这样可以被上升化为2008年“长大成人”的“80后”一代吗？赈灾时节，网上同样跑出了这样的新闻。一位助理医师在没有得到所属医院同意的情况下,前往四川灾区做医护志愿者，被医院按旷工辞退。事件引起网上热烈讨论。[26]当人们仍然以成功社会的价值观和主流媒体的取舍眼光去看待年轻一代的作为，看到年轻人有了符合自己意想中的举动和行为，便认定他们由此凝聚了历史感，能够和大人们一起承担责任，可以降大任于“斯代”了。这情形恰恰是以天下在握的姿态，把那些二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仍然视为自己的附属物和未来期待的投映，去主导和规划青年的未来，以此延续的是自己的“历史感”。
超越个人物质生活的“精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一种对抗“成功”社会的意义生产方式，到物质和主流“成功”的视野之外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空间，依然需要认同某种（些）精神的价值，某种（些）个人物质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于是一种不甘于物质“成功”，做“经济动物”的青年反抗也就在这几年酝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趋向，如果那些举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的话。就可以算是从上述讨论中能够寻找的最积极的意义了。前文讨论到媒介和文化方式也就与他们直率的行动和感性的表达方式相互因果。然而，从理性的角度冷眼观察，“80后”在此呈现的仍然是零碎的个体。他们的表达和行为非常强烈地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会被一时的情感所左右，偏执地做出一些行为。他们借助于被空洞化的宣传用语和表达方式，体现的不是由于对已逝去价值的唤回，恰正是由于没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在与目前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对接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办法讲出一个社会主流所期待的故事，只好扛着老扁担挑起“血性”“担当”“海纳百川”之类的陈词滥调对付着上路了。“80后”的故事当然离不开传媒。灾害、地震等危急时刻，正是媒体玩“征服”游戏的大好时光。已经被类型化和标签化人物的出场，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有利于媒介凝聚激情，号召民众，营造时尚版面与广大社会共赴国难的形象。韩寒等人的作为被解读为“80后”的代表，即使排除公关公司操作因素，也是现代媒介的运作使然。[27]“80后”长大成人不过是媒介时代万千剧目中的一个情节。
因此，“80后”“长大成人”是一个借助传媒放大的老一代的成功故事。“80后”大概不会真正接受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并不属于自己的“历史感”。或者说，“80后”的历史感不在这里。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认识“80后”。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依从了一般社会流行的传媒说法，以“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大学生、没被启蒙不知道崇高也无所谓躲避崇高的“没长大”的城市青年指称“80后”，并由此把他们想象－指认为未来社会的主体。然而，“80后”作为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命名，是在文学杂志的“70后”作者群之后。2004年2月，有着广泛影响的《时代》（TIME）杂志以在中国很有象征性意义的上封面方式，推出春树、韩寒等人，将这些人身上的另类和叛逆不羁指认为“80后”一代的特质。墙外开花墙内香，“80后”就此销行海内外。今天已经很清楚了，在这些另类的成功形象，刻意打造和归纳的另类气质背后，那种将对象类型化然后加以包装的“80后”正是专为消费社会打造的。重新命名和归纳无疑是艰苦的，但延续《时代》杂志的“80后”命名和所指，对于意在以独立思考形成批判力量的话语而言，无异于一种逃避。事实上，如果“80后”是指在1989年以后成长的一代的话，上述人群只能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对“80后”或者应该有另外的解释。2008年的第一件大事，罕见的大雪导致南方电网崩溃，大部分列车停运，长江以南的南北交通基本瘫痪，数以千万计的民工无法返乡过年。又据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2009年初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亿人，[28]但实际人数应该在2亿左右。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被踩压致死的李红霞就出生于1991年，发生不测时尚不满18周岁。这些刚刚发育成熟和还没有来得及发育成熟的“80后”“90后”们是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他们刚刚能够自立，就南征北讨四处打工，把有限的收入寄回家养年迈的爷爷奶奶，支持丧失打工资格的父母亲，盖房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年终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回家团聚。在成千上万关于南方大雪、关于民工、关于青年、关于中国未来问题的讨论中，有把这些与青年一代对于家庭的责任、承担相联系起来讨论的吗？他们是与前述“啃老族”、“月光族”同一个年龄段“70后”、“80后”、“90后”中国青年[29]。他们的人数更多，分布更广泛。但即使是专门从事打工者研究的社会工作者，也很少把他们与媒介讨论热烈的“80后”们发生关联。从离乡出发到失业回家，这些青年人只属于一个群体：农民工或者打工者。他们永远在传媒和主流社会讨论的视野之外，如果进入了，也是由于他们试图要讨回拖欠已久的属于自己的血汗钱，由于他们失去工作流落在车站码头影响社会治安。对“富起来”的社会而言，他们是麻烦和问题制造者。他们中有些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传媒的聚焦之外，还有另外一群“80后”。也就是在中国急剧向“富起来”奔跑的最近十来年，年轻人到西藏、四川、陕西做志愿者的不在少数。校长许智宏们对他们讲过话——但他们可能讲过就忘记了，这些人都是大学生。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些或还没有完成学业，就放下大城市的学习和工作，到西藏等西部边区做志愿者。他们有的失望和厌倦于今天的大城市生活，对看得见的未来生活有一点怀疑，对西藏等地未知的世界有模糊的期待，内心存“一点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理想”。他们有的很“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相信这个世界的未来。一位援藏志愿者很有感情地说，“西藏的人真是像西藏的阳光一样爽直，他们的闲适和幽默是打心眼里生出来的，尤其是同事之间，大家住一个院里，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间的感情很浓厚，不像内地，人人都彼此设防着。”在他们“青春的世界观”里，“爱江山，也爱美人”，但“对李宇春们极度鄙视”。[30]话语很朴素，但内含的对于生活和精神状况的理解，取舍高下非常清楚。大概也由于这样的原因吧，不少志愿者回到内地以后仍然有空没空地往曾经做过志愿工作的偏远地方跑。他们是“80后”。也有很多大学生自觉地跑到农村，甚至把户籍迁移到农村去，拿800或1000元一个月的简单生活费做农民。我们周围就有不少朋友大学毕业以后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从事艰苦的乡村建设工作。从南到北，很多人也很多年了。据官方统计，这些到西部去的志愿者大约16万多人。[31]加上非官方系统和各种短期志愿者，这些人应该不少于二三十万。他们大抵都是“80后”。
西部和农村当然也不是纯净的伊甸园，如同那些危急时刻到灾区去的志愿者一样，到西部和农村的志愿者也是多种多样的。当然有不少“志愿者”把到西部、农村去，看作是一种人生履历和经验，寄望于苦尽甘来的“加冕”，要因此而走出一条“长大成人”的快捷方式。没有人会怀疑，在那条从终南山到长安城的道路上，会走出新一代的政坛新星。
上述人群的思想和作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或者在“躲避崇高”的旗帜下视而不见，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奉献，一种牺牲，甚至一种不成熟的思想和行为，侧目为“另类”，或者视之为囤积、释放青年能量，转嫁社会危机的方式，年轻人成功的可能和路径（包括官方的不少就业、人才政策，就从这方面诱导的），却没有把其中的问题和可能性力量展开。这里当然有地域问题，商业的地缘政治对于西部从来都是苛刻的。个体、碎片化、桀骜不驯的质量也难以操作为方便售卖的媒介事件，日益媒体化的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以“消费”为中心的很“轻”的诸如“芙蓉姐姐”、“超女”等人事上。这个世界急速地向右，连向旁边看一眼都不愿意。
由此看来，问题不在于“80后”是不是有历史感，是不是真的长大成人了，而在于，我们把怎样的人群看作是“80后”的主体。“80后”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读图时代的媒介传播、中国崛起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熟悉而陌生的“80后”背影，穿插、纠缠在2008年从头到尾的系列事件中。从激越到戏谑的文化反转既是一种表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80后”的感动和冲动在那些不同的瞬间迅速连接成一个时期的风景。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那个在主流叙事中重新回到游戏和戏谑的“80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度动出。那个媒介注视下的“80后”的作为和思想里到底潜藏着怎样能动的力量。因此，如果我们的眼珠子只是围着媒体转，把媒介容易和喜欢勾画出来的小众看作这个社会未来的全部和主体，把容易被资本利用和吸纳的因子认作社会的基本基因，以为那是所谓的未来，真正的问题恐怕是难以提出来的。看到了少年老成背井离乡到处找活很早就承担着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的打工仔打工妹们，看到了那么多支内支边的志愿者，看到了不管什么原因走向广阔天地里的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现，那些真实的情感仍然扎根在中国country的大地上。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情景和社会环境中，“到底还是年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论述把整个“70后”“80后”搞得灰头土脸，靠一声“长大成人”能给他们怎样的安慰呢？“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是早已逝去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故事，但个中的博大雄心人们记忆犹新。或许有人说，岁月如歌，荒腔走板，一代一代地各自唱自己的，不谈也不会走调。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当然是一种最自然的处理方式。但这个“自然”是取决于人们不同时期的叙事和故事方式的。
大约两三年前， 我还很坚定地以为，文化研究和“文化革命”的区别在于文化研究是文化地“协谈”而不是“革命”，以为文化研究的工作是在“有机”地介入社会状况，改造世界未来可期。这讲法里暗藏了对于暴力的拒斥和对基本秩序的依赖。[32]但最近五六年来，经历和看到这个社会向资本、权力急速转变，而社会思想失去基本的应对、抵抗能力，大批文化研究工作者到田野上播种，洒媒介制造的农药和化肥，到“自己的阁楼”上收获论文的时候，我隐约感到那大致上是一条走投无路的逃逸路线。要时刻怀揣一颗“刺客”的心，谈何容易？最近一段时间，跟几位香港师友一起读德勒兹，发现即使是一般认为是晦涩的、不在整体上对社会展开批判的德勒兹（G.Deleuze）、迦塔利（F.Guattari），也并不是一味的任由个人欲望的根茎在地下乱钻。在批判政治社会的大局上，德勒兹们是并不缺乏坚决和直截了当的：个人不断生长的欲望不是象牙塔，精神和欲望的逃逸路线也决不是避乱所。一条创造性的逃逸路线可以“牵出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它像吸血鬼那样吸吮它们，逼它们拱手交出那些尚不为人知的即将来临的声音……那些呼之欲出的邪恶势力”。这样，“表述行为本身”就是“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表述行为与欲望连成了一个它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33]确实很给人信心。被认为是后后现代的理论家们思考的背后很清晰地瞄准着它行刺的对象和目标。
德勒兹们给我们的启示是现实的，“从《审判》开始，一切都是笑声，从《致费莉斯的信》开始，一切都是政治。”[34]个人奔放的欲望和情感因为与社会、政治配置结合，卡夫卡成为“一个笑在内心深处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作家”。绕开简单便宜的媒体叙事，一头扎进现实的社会、政治配置中去，从身边开始，穿透层层迭迭的现象迷雾，真正独立思考和表述刚刚过去的岁月和事件，或许能逼出那背后的真相，喊出思想的声音，在知识和思想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或许能看到转折时代的力量。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宿营地。果如此，2008年的文化转折当真就具有了转折性意义，“80后”也就“自然”长大成人了。
注释:
[1] 特别是汶川地震之后，网上出现了“什锦八宝饭”（对胡锦涛和温家宝Fans的合称）的贴吧，表达对领导人的热爱和认同。而不少高级官员也都在内部讲话中半公开说，虽然汶川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坏事也变成了好事，党和政府对于危机的处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2] “80后”是一个模糊的年龄概念，大约是指1980年以后才出生的人。一般而言，“80后”与“70后”、“90后”等世代并称，通常用之隐指在1989年之后才逐渐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等大问题不关心。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3年6月抗击SARS期间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后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灾区巡视过程中亦多次重复。
[4] 汶川地震后，国内一向被标签为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朱学勤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有“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等语，随即被称为“天谴论”者受到舆论广泛的鞭挞。类似的还有说“我们还会遭受怎么样的天谴呢”的剧作家沙叶新，说“地震是报应”的美国演员莎朗-斯通（Sharon Stone）等都被归入此类。
[5] 王石的言论和万科的作为在当时的语境中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为富不仁。网上舆论称王石为“王十元”，认为王石和万科“伤害了国人的感情”， 要求王石下台。事件被称为“万科门”，最后以王石自己亲赴灾区救灾危机公关、万科宣布捐款一亿元人民币才算勉强平息。
[6] 鉴于互联网影响力巨大，中国政府2008年底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过滤和屏蔽了众多敏感的政治和生活词汇，网民生造“火星文”（完全无意义的乱码文）和谐音文抵抗，其中尤以“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歌曲和诗剧最为著名，被众多纸面媒体演绎、传播。“草泥马”取自一个流行粗口的谐音，语意低俗，其鸣悲切，但自喻草根，“河蟹”则为“和谐”的谐音。剧情说：由于马勒戈壁的河蟹横行，吃光了草泥马的主要食物“卧草”，造成草泥马物种灭绝的恐慌，于是草泥马开始反击。质言之，网上“草泥马”的诞生，就是草根对“和谐”和“反低俗”的一种戏谑和抗议。
[7] 比如2009年春节，不少人都收到这样一则短信：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广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瓮安，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市，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博士进去，痴呆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你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谨祝2009年快乐！调侃、戏谑、闪躲之状溢于言表，完全没有了此前的悲悯、激越和担当。
[8] 参见W.兰斯·班尼特 着，《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 王家全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1月版。
[9] 参见丹尼克·戴扬、伊莱休·卡茨 著，《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32页。
[10] 参见米尔斯 著，《权力精英》，王昆 许荣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
[11] 参看哈罗德·伊尼斯，《传播与帝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5－66页。
[13]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碰到的如“左、右”、“姓资姓社”等路线问题，整个中国社会都以“不争论”来强硬应对。2008年底，总书记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其背后，是取消社会对大局面和本质性问题的思考。这种经济实用思潮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的统治策略。香港特首曾荫权之所谓“做好这份工”亦属此类。
[14] 中国传统中“读书人”的读书治学与从政议政结合在一起的，随时为“澄清天下”做准备，所以，张之洞有国家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劝学篇·序》）之谓。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世界·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5] 为迎接北京奥运会，自08年7月开始，北京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布置各种各样的花坛，其余各地的广场也一样。
[16] 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台北，时报出版，1999，第97页。
[17] 参见强世功：《“一国”之谜：Country vs. State——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八》，载《读书》2008年第7期。
[18] 有不少跨语际书写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会以传统中国是“帝国”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而对两者的内在关联拒绝将其纳入思考的范畴。
[19] 参见许宝强：《教改脉络下本土教育的重新扣连》，载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新力量网络 编，《本土论述2008》，香港，上上书局，2008年6月。
[20] 上述讨论参考了王晓明：《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载《天涯》2008年第6期。又见王晓明：《新的国家认同及未来》/Article/contribute/200811/5678.html。
[21] 参见上海《申江服务导报》2009年3月19日，B-02版。
[22] “啃老族”和“月光族”都是06－08年间大陆媒体上常见的描述青年人的词汇。“啃老族”是说应该出去工作的年轻人不工作，依靠退休的父母亲生活，谓之“啃老”，“月光族”是说参加了工作的年轻人，即使收入很高，也不积蓄，每个月都用光。
[23] 韩寒，出生于1982年，畅销书作者、赛车手、歌手，经常以说“聪明话”挑起话题上时尚报刊版面，被媒介打造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潮人”。韩寒以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出道，其作品和言行在城市青少年中有一定影响。
[24] 参见余亮：《四川地震灾区志愿者素描》，载《热风学术》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209页。
[25] 参见同上，第201页图片。
[26] 参见《重庆晚报》报导：《女医生赴灾区该不该被医院辞退？》，http://cqcb.cqnews.net/pk/?id=2144。
[27] 相关报导如《成都日报》2008年5月21日报导《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8-05/21/content_8218669.htm;《香港<南华早报>：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07/content_8121115.htm等。另参见张慧瑜，《“爱的奉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1期，第322－326页关于“80后”的相关描述。
[28] 参见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就业形势、对策和建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06/content_10774352.htm。
[29] 这些打工者大多是“70后”的年轻人。工厂一般不肯接受四五十岁以上的民工，认为他们手脚慢，在高强度的工作中身体容易出问题，而且他们的社会阅历也多一点，可能不听话，给工厂带来麻烦。因此，年长者难以找到打工的工作。而笔者熟悉的一些在上海的打工者也百分之九十的年龄在35岁以下，即使是在一个工厂工作比较长员工也会因各种原因而先被辞退，再找工作就困难了。不少调查研究也以戏言指出，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村现在只有由妇女和老人组成的“3860部队”（以3月8日妇女节喻妇女，以60岁喻老人）在留守。
[30] 此处引用的是一位援藏志愿者刘丹同学的原话，见本人对志愿者的访谈记录。“爱江山，更爱美人”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李宇春”是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大赛的冠军，拥有大批粉丝（fans）。
[31] 参见《从西部计划看大学生的国家观》，http://www.nun.edu.cn/sa/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0。
[32] 参见拙著《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的后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33] 德勒兹、迦塔利，《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张祖建译，见《什么是哲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1－93页。
[34] 同上，第9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