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陈独秀在呼唤《吾人最后之觉悟》时，痛陈“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这样的表述让今天的我们奇怪，既是共和，又何以专制。如此表述，岂不就是“共和的专制”？

《新青年》说话的时代，是民初袁世凯统治中国的时代。首先要肯定，这个时代既是共和的，也是民主的。清末民初以来，民主与共和，语义相同，俱与君主相对。清末同盟会以暴动为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君主专制，以实现民主性质的共和。他们达到目的了吗？达到了，又没有。就前者，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满清专制。就后者，他们只是推翻了满清，但没有推翻专制。

陈独秀的话，直指袁世凯。如果就制度框架而言，袁是专制的，也是民主的；此可见民主本身无以解决专制问题。袁初任临时大总统，虽非普选，但经过了临时参议院的合法程序。就袁氏权力获得而言，既非窃取，更非篡夺。但为什么同盟会用革命求共和，企图解决专制问题，结果是另一种专制旋踵而至？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辛亥以前，梁启超就给出了答案：革命无以产生政治改良，只能产生专制政治。

1905年，针对同盟会以革命求共和，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借波伦哈克这样表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这里，正面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最初抵达北美就是自治形态的，且那块土地也没有君主；因此独立战争后，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民主共和。反面的例子是法国，法国大革命追慕美国，但法国长期以来就是君主传统，它不效法水土相近的英国虚君立宪，却要走大西洋那边的共和之路。路径依赖错了，结果共和成了乱源。

至于中国，比英法两国有着更为长久的君主传统，民众没有养成过自治的习惯，且民智不开，民识低下。革命固然可以，一煽就行，可是革命只能改变政权的名分，比如从君主到民主；但，政权的专制性质不但无从改变，反而变本加厉。这是梁氏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时的表述：“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

有鉴于此，任公坚持走立宪之路，用限制君权和转移君权的方式逐步掏空专制；而非用革命这种最专制的方式，在打破专制的同时，形成更大的专制。

历史无幸，革命功成。于是，我们看到了袁氏独裁的一幕，它委实比清末更专制也更难立宪。然而，当时的总统即使不是袁，专制格局依然无改。因为按照孙中山划定的步骤，军政之后是训政，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任公是一个世纪的预言家。他不但预言了辛亥，更预言了辛亥之后。以上表述，以后来历史验之，若合符契。20世纪以来，由于革命打倒君主，袁氏和袁氏以下的专制，都改成了共和的专制和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由法国大革命首途，中经苏俄，从辛亥前开始进入中国。于是革命和专制轮替，主宰了20世纪的中国。

从同盟会到《新青年》，法兰西的民主革命吸引国人到如今；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听听法国人托克维尔是如何检讨法兰西的“民主的专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氏指出：“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传，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托氏把这种专制描述为“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专制的特殊专制形式”。

就这个披着现代外衣的专制形式，托氏分别从人民和统治者两方勾勒出它的特点：第一，“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惟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利。”第二，“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这就是我们烂熟了的“民主的专制”，托氏和梁氏，表述上可谓珠联璧合。■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