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回答娄烨影片中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4 次 更新时间:2010-06-28 14:36

崔卫平  

2010年6月24日下午三时许,我在出租车上进入东城区南锣鼓巷胡同,窄小的胡同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我说:“那就让我下车吧,我就是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是第二次给娄烨演电影了。上回是他那部《颐和园》,这部影片最终被禁掉了。娄烨的这部新片是一部法语片,主要故事与场景都在法国,一小部分在中国。我在片中扮演一名被采访的知识分子,与我本人一模一样,没有脚本台词,

既不换衣服也不化妆。不同在于,我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拍电影用的,真的;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对象用的,假的,需要当着镜头别上。

一名法国女记者对我提问,记者的旁边坐着翻译姑娘“花”,“花”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下面是回答影片中记者的问题,字词上稍作润饰。

一、中国目前处于什么历史阶段

哦,假如暂时不去考虑这个社会运用何种“现代”的方式,来开掘和消耗资源,不去考虑北京与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现代城市,让人联想起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都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肯定不是掌握在被统治阶级手中,这有什么奇怪吗?

可以借用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很像是文艺复兴这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它很像一个巨无霸式的“教会”。这是一个过于热衷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的“教会”,事实上它掌管着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掌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在掌管“意识形态”,想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任何与它稍有不同的人们、稍有不同的起点都被看作是“异端”,被看作是对于这个巨无霸的挑衅,不管是言论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包括拍摄一部在他们认为题材不合适的影片。

它掌管了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源,拥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实力和“权威”,也成了衡量人与事物的“尺度”或“标准”。这个社会仍然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体制以及处在体制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是一切(everything),能够享有种种特权和好处;而体制之外中的人们则什么都不是(nothing),他们很容易被视为不可信任的、甚至是危险和需要戒备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看他在教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地位、身份,而不是根据他的行动与作为,及这个人的良心、美德。

这个等级制度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系统。既存在普遍的狂妄自大,又存在普遍的奴性状态。体制内的人们虽然享有“体面”,但并无尊严,他们付出了人身依附的代价,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这是一方面。

然而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在想要牢牢控制的同时,到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和混乱。“教会”中的“牧师”即体制内的官员们,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人身披“道袍”却毫无信仰,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无责任感与远见;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糜烂生活。他们带动了整个社会腐败、放纵的风气,甚至民众也不例外。你们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夜夜笙歌,到处灯红酒绿。

当然也不仅是混乱,而是混乱+生气勃勃。人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人、新的行动、新的地平线。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刘晓波审判的时候,法庭外有系上黄丝带的年轻人群;google离开时,五道口有鲜花、卡片和草泥马的歌声;一个人被警察造访,闻讯的人们马上前往围观、声援。“义人”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伦理传统,正在他们身上复活。富有伦理的人与人关系,正在他们当中出现。

又来到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做如何评价?不同程度地,每个人都会感到身上的压力。或早或迟,人们会从这种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他一个人的元气、尊严和精神,从而立足于他自己的理性、

良心与美德,立足于他富有责任感的行为。这是有理由期待的,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

二、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在政党政治、党派竞争的环境下,你们说这是“执政党”,那是“反对党”,但是你们今天的“反对党”,或许明天就是“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这样的框架或者标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构成竞争力的“反对派”、“反对党”,他们不可能存在和立足。

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这么说吧——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制度性地排斥真相和真话,那么站在事实(包括记忆)一边的人们,就成了政府的心病,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排斥人的良知,扼杀有良知的行为和言论,那么依据自己的良心说话办事的人们,也会成为权力的大患,从而被视作“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会导致大量的不幸事件),而在发生了不幸事情之后,那些受害的人们,比如毒奶粉孩童的家长,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克拉玛依大火300多位葬身火海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自家的房屋遭遇强拆而不服的人们,他们一样会被当做对立面,受到监控、被跟踪,成为“反对派”;

还有那些拥有自身信仰的人们,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权威,也会被当做具有潜在的威胁,需要加以管制。

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反对派”(有还得了!),但是有着丰富的“反对派”土壤。在所有那些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取消真相以及抹杀历史记忆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出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反对派”。

在一些官方人士的眼里,也许“反对派”都心怀不满,野心勃勃,或都是一些“刁民”。恰恰相反,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本职工作出色,从来不贪不拿,富有伦理精神、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对于这个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包括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们在敲警钟。这些人想要对我们民族的明天真正负起责任,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今天通往明天的“建设派”。

今天对于他们的打压,是在打压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心出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出发,这当然引起了麻烦。。。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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