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关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屡起风波。关于这些风波的是是非非，仅就事论事，很难看出其真正原因，也使宣传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疲于应付。革命历史教育，长期以来是我国中学历史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中心内容之一，但在最近几年，无论是国标本还是地方标准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这方面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内容则有较大的增加。这并非完全是编写者个人所左右，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反映。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何执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虽然提出过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短也没有预期。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专政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无产阶级国家刚刚建立、即存法律大多为资本主义遗产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苏联国家法制的日益完善，继续坚持这个观点，就容易成为执政者超越法律、侵犯人权的依据。这种情况到斯大林时代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大清洗”。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的革命经历，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执政党”和“革命党”的角色地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毛泽东把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这个时代依然是革命时代，由此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是通过打破既存法制秩序，推翻统治者，从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过程。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出现由执政党自己否定宪法和法律，冲击各级政权的现象，正是这种革命意识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宣布放弃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以阶级斗争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纲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时，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告别革命”，长期以来被“极左”分子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贬义词攻击对手。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告别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代吗？极“左”分子阉割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灵魂，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个别观点和主张，攻击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扰乱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方向，这是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轨运行、旧的规章制度被打破而新的规章制度未建立和不完善，长期强调专政而不强调民主的习惯使党政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容易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种种违法腐败贪污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这些腐败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又没有畅通的渠道加以监督和制裁。这是当前极“左”思潮主张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来铲除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有一定市场的重要社会根源。的确，能否遏制这种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解决好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棘手问题，将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我们决不能走过去斯大林、毛泽东走过的老路，而是要探索一条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我们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
“告别革命”，并不是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成果，也不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更不是抛弃革命者那种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幸福而置身于度外的崇高精神，而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再采用过去那种推翻现行法制和行政机构的革命手段来解决我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这种态度正是在新时代下对老一代革命者不懈探索、开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社会主义事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这些挫折的产生，有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国情，也有执政党观念陈旧，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国家社会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暮气沉沉，失去了理论突破、实践创新的能力和勇气，有的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有的则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下被瓦解，有的则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策动下被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代末果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新的生机。现在中国人从事的真正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条新的长征道路上肯定充满了荆棘曲折，但是，如果我们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走好了，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欣欣向荣，马克思经典作家们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化为人类的共同行动。
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仅仅靠执政党自己的努力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和全国人民不懈的努力。因此，如何对年青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是执政党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国的国情，从社会性质、阶级分析入手，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等问题，并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了革命的需要，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与失败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在延安时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教科书都十分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革命事业也需要培养一大批无私无畏的革命者，因此历史教育中也十分重视革命造反精神的培养，不畏强暴、藐视权威，视死如归。中国革命同时也是民族革命，因此，历史教育十分重视历史上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和民族气节。这种历史教育，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造就了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奉献青春的一代革命青年，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为革命目标服务，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历史教育的内容也必须根据党的政治目标，有所调整。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我们的历史教材还停留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前的面貌，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不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一个最容易陷入雷区而遭至某些人攻击的话题。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在于如何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高度强化意识形态的年代里，其实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举个例子，国家财产高于一切，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种理念对青少年灌输之后，出现了许多金训华式的英雄。但是，我们痛定思痛，国家财产固然重要，但怎么能高于鲜花一般的生命呢？因此，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淡化”，强调青少年在国家财产受损之时应该理性地加以处置。推而论之，革命传统教育，也只有根据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选择适当的切入点，才能使它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为新一代提供有益的精神养料。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既展现了共产党人面对强敌的大无畏造反精神，也展现了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勇于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体现的美德、智慧和毅力，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硕果之一。我们要重视和强调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革命前辈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在艰苦革命环境中表现出了的大公无私精神，用这种精神教育我们年青的一代，勇于探索、克己奉公，摒弃故步自封，贪污腐败。而过去所强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我们在历史教育中应该淡化，因为，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教育青年汲取人类文明史的养料，广泛借鉴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采取建设性的态度，通过民主、合法的程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培养他们的民主法制意识。
中国近代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大量地宣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用以激励中国人民抵御外来入侵的斗志。对于这种宣传，在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敌人的形势下，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理解和认同。但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如何处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内部发生冲突时代产生的各民族的英雄，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执政党站在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作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在这些调整中产生一些争论，有的是学术问题，也有的是过去历史教育留下的后遗症，可以通过讨论逐渐求同存异。但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反对那种不负责任的肆无忌惮的攻击性言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充满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人类文明史，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需要明确阶级营垒，从而发动群众，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推动历史的进步。因此，在历史教育中，我们过去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甚至存在着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倾向。在我们成为执政党以后，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必须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对于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主要职能在于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社会出现分裂。缓和阶级矛盾的方式，包括调整政策、规范法制、武力镇压等等；采取激化阶级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总是执政者的败笔。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既是对我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也是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地位变化的哲学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灵活运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增长需要）认识的深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看来，阶级矛盾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能总是居于社会主要矛盾地位的。最近几年，历史课本对于历史上阶级斗争叙述的所谓“淡化”，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真相的一种回归。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也说明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日益明确，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当今言论界某些人所宣扬的“淡化”阶级斗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离唯物史观等论调，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基本判断、否定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措施，企图开历史倒车，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这种论调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实。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曾经走过一条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记取。用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都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没有偏离中国文明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历史的大道，而是融汇中西方文明的成果，也必将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我们青年一代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指导革命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还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都要进行深入研究。现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对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的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增加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内容，并不是忘了老祖宗，而是要把老祖宗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只有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才能使我们青年一代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把革命历史教育与人类文明发展史教学内容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懂得革命史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这种极“左”论调，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根据执政党的地位和历史使命，适当调整历史教育的内容，可能被有些人讥为“随意打扮历史”。这种讥讽恰恰是不懂历史的表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教育。时代变化了，历史教育如果不能随之变化，是统治者缺乏应变能力的表现。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和各国国情选取历史知识以教育人民，是当今各国历史教育的普遍做法。试想一下，民国时代不改革历史教育，我们可能还在念《三字经》，读《御批通鉴》！即是今天西方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长期发展变化的产物，与19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相比早已面目全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多面体，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高度，历史会展现其不同的侧面。人类对于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深入。“王朝史”、“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都曾经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所谓“主线”，实际上都是有所选取的“历史”，而并非历史本身的全貌。选取历史教育的内容，本来就是选取者立场、观点的反映；历史教育本身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一部分。拒绝作新的选取，这也是一种立场，也就是不愿根据党的政治目标、时代需要，选取相关历史知识教育青年一代。这种立场，是守旧的立场。它看起来好像是在维护革命传统，实质上脱离了时代、背离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也使我们今天的历史教育无法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贻误一代青年！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主持者和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我们相信，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学术素养能够处理好新编历史教科书在政治性、学术性和专业性方面的有机统一，符合时代的要求，反映历史学的进步，满足青年一代对于历史知识的需要。
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历史教科书。当今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调整的种种争议，还会争论下去，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变迁的高度，从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出发，认真对待目前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与争议，认真听取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坚决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尤其是极“左”思潮的干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时代在前进，历史教育领域的改革一定会大踏步地前进。回顾历史，从清末到当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面貌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放眼展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变化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日益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主旋律。在这种形势下，历史教科书的面貌依然故我，这可能吗？要阻挡历史教育的改革进程，这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