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国际战略”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比如“台独”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在发达国家基本不存在，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中国国际战略的界定和主体

本文中所探讨的“国际战略”，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grandstrategy）。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必须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这里强调“外部威胁”和“在国际上”，是有原因的。从道理上讲，中国的国际战略同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应当是“对外战略”。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比如“台独”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稳定繁荣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把应对上述挑战的战略全部放到中国国际战略的大盘子里，它就会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拼盘，以至不堪重负，无法作为国际战略来运作。

因此我主张，构筑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际战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防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上述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国内问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应当作为设计国际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国情背景和重要变量来看待，但不是国际战略的主体。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本身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应当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对外宣传（或是“对外文化战略”）是否应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尚可探讨。

国际战略的视角转换

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际战略的权威文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声明中，连“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上个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我认为，1977年11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更加丰富，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但是，却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具有理论权威和一以贯之的逻辑的“重头”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当今理论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已经多元化、复杂化，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如何界定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国家核心利益”，即如何排列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轻重缓急，可谓众说纷纭。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可以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同时，又明确了“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或者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不过，对于如何确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又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来消除威胁，最终达到战略目标，还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现阶段，构筑更为明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各个相关政策部门的不同视角。

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视角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既然“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同中国经济建设有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理应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敌我友”。在当前对外关系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提法固然十分周全，但“关键”、“首要”与“基础”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总不如毛泽东当年划分“敌我友”那般分明，更何况“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部分重合的。

国家利益的多重性，决定了以国家关系为主轴的国际战略，将逐渐转轨到以经贸、能源、生态环境、国际安全等功能性问题为主轴的国际战略。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最重要”，取决于“哪项利益最重要”和“哪项任务最紧迫”。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读。例如，在经贸、金融领域，美国、日本和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国家；在政治军事合作领域和能源问题上，俄罗斯更为重要；在边境安全方面，一些周边国家当然是“首要”。

中共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相一致的。

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订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的基础就不扎实，且容易犯战略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

我们当然能够从军事战略中学习借鉴到很多理论和方法，但如果谈到服务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务之急似乎是加强对外经济战略、能源战略、环保政策等功能性问题研究领域，是把传统的国家关系研究同越来越紧迫的功能性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停留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更加具有普世意义和道德高度。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毕竟只是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和谐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高度，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处。

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

其实，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人权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高速经济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确定战略敌手的战略也许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适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持有其他价值标准。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核心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几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原来主权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现在的独联体国家更不消说。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地说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也是值得斟酌的。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