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所幸，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再到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中，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分别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随着调研和各部委讨论的推进，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中国在走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路上已经看到曙光。

【观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总是望梅止渴

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但实际上年内出不出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现实中实不实施、什么时候实施，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画饼难以充饥，望梅不能止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不能充饥只能画着的“饼”，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

2009年，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达到了0.47。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不再是老百姓不满的思想问题了，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直接指出：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中国工人在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

笔者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止于道德呼吁，需要切切实实的举措。“工资倍增计划”自2007年被提出至今已三年，但进展不大。呼吁了多年的制定《工资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2009年表示正在酝酿，到了今年，还没出台的《工资法》就已经自动降格为行政规章《工资条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期盼政府坚定决心，希望“收入倍增计划”不再是劳动者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也惟有如此，才能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设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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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数据，2007年－2008年各国基尼系数为：

美国：0.408　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不仅富豪人数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较中国富豪高几个级别。而不太显著的0.408基尼系数说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俄罗斯：0.399　转轨之后的俄罗斯给我们的印象是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财富分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俄罗斯石油大亨奢侈及其权贵窃取国有资产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但俄罗斯0.399的基尼系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罗斯。（本报综合报道）

■ 正 方

贫富差逼“红线”

收入分配，民生之源。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垄断人为地抬高了一些部门、人员的收入。”有专家指出，目前各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而政府主导的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与资方，不利于一般劳动者。

同时，再分配也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改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1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上述专家指出。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而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这不仅造成消费投资关系的不平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奚君羊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商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程度等还不成熟造成的。见习记者 陈偲

税转薪促平衡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可容忍“红线”，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应该让利，让人们获得更多利益。”汪康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家应该减少城市公用事业费，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根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十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此，汪康懋指出，应该采用混合批地的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批下来的土地中应有30%－40%用于建造保障房，而此前北京所批的5%造平价房的比例太少。

汪康懋同时指出，可以从三方面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首先，将公用事业的费用降下来。比如以上海为例，可以将公交系统的消费价格降低至北京的水平。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收入相对较低的人进行利息补贴。具体而言，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利息率，使之真正享受实惠。再次，可以设置类似其他国家的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同时，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35%的比例投入到相对低收入的家庭中。”

而在奚君羊看来，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可以从“转移致富”入手，由东部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投资。不过，他强调，“在转移致富的时候，转移力度必须控制得当。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过度转移，又将导致东部不公平现象，从而同样降低效率。”

而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是不少人对税收产生“逆调节”的质疑。针对此种现象，有专家指出，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对此，奚君羊指出，“未来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工资、福利等保障，而对高收入群体，对其‘高档消费’提高税收。”

做大收入“蛋糕”

对于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但由于几方利益博弈，推动的难度将很大。政府不愿降低收入增长的态势，垄断企业不愿意将利润拱手让人，而与之竞争的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愿给居民加薪，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居民。

对此，奚君羊指出，“其实这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共享，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占据垄断利润，这加速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但从基尼系数上看，美国的财富差距较中国缓和不少。”奚君羊指出，从相关数据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收入分配更平均。“所以，加快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据奚君羊介绍，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做大‘蛋糕’。同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切蛋糕’方式，使居民从中吃到更多的‘蛋糕’。”奚君羊指出。见习记者 陈偲

改革时机已到

早在几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就开始讨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直至今年4月，终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目前确实是对我国收入分配进行改革的时间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牛海鹏教授看来，甚至有一些晚。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金融学者汪康懋同样认为，现在是进行改革的时间点，“白领逃离京沪穗、民工荒现象频发及其他相关事件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大。”

事实上，在对收入分配进行可能的改革前，我国不少省市已经率先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今年以来，自江苏省率先在全国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也陆续进行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见习记者 黄烨

欲速可能不达

做个假设，如果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对令人满意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且正式实施，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会分走谁的奶酪？

“如果该方案真正产生效果的话，对我国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牛海鹏认为，从现行大家讨论的观点看，收入分配改革引发的结果是工资的上升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继而造成相关行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整个产业链成本的上升，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最终又会影响到整体的就业形势。

不过，牛海鹏也指出，无需过分担心由此引发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造成CPI过快增长情况的发生。“前提是国家相关部门不采取财政赤字的方式，保持整个货币环境的稳定。”

不仅如此，有声音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每一步都将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甚至有专家指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富人和高收入群体，以及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对于这一点，牛海鹏认为，“就垄断行业或企业而言，除了限制其收入外，对其总体影响有限，惟一需要担心的是企业想方设法转嫁成本，这点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考虑。”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设置相关的缓冲机制，暂时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同时，在政府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让税行动。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在“GDP至上”等思想作用下，可能不愿意降低自己收入增长的大好态势。专家称，归根到底，这都要总结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没有这一前提，收入分配改革可能欲速而不达。”见习记者 黄烨

■ 反 方

中国社科院蔡昉：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没那么糟

“其实我们的收入分配没那么糟，因为这些年就业扩大非常快，劳动力流动非常快。因此收入差距在改善。”蔡昉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对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盆“冷水”。他表示，目前还找不到数据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蔡昉指出，用于计算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人口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但在目前的统计中，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的“相当大部分丢失掉。”根据现有数据，“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

根据他的表述，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2004年是个转折点”，在2004年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2008年增长19%，去年增长16%。但是，这些收入在农村没有被统计到农户收入中，在城市进行住户调查时通常也不会选农民工。

根据蔡昉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增速在全世界是最快的，人均GDP增速是8%左右。近十年，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接近10%，农村略低一点。过去30年总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致同步。

蔡昉强调自己“并不是为了唱反调”。他认为，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是加快劳动力流动，目前流动已很正常。但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带来相应的身份变化，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此外，蔡昉还对工资上涨引发的通胀表示担忧。他认为，如果工资继续上涨，正常的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以致经济过热，“早有声音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

在蔡昉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扩大就业，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