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勇 吴毅 贺雪峰 仝志辉 董磊明

说明：1998年7月，我们曾在庐山脚下召开过一次“村治研究与实验”小型学术会议，就村治的涵义、研究方法、研究层面以及研究风格等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庐山共识”。此后，在庐山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在强化田野调查的同时，每年或召开专门会议，或几人汇聚一处，就村治研究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2001年9月5日至9月8日，我们在北京西山再次就村治研究进行了激烈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了关于村治研究的“西山共识”。现将这些共识整理出来，加上“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的标题，希望可以为更多的村治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我们期待今后每年有更多的村治研究者继续就村治研究的共识问题展开讨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原本是供内部传阅。毛丹先生建议发表出来引起争议更好。关于村治研究的共识只是我们自己的共识，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现在和将来研究的要求，一家之言耳。

村治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推动村治研究的深入，我们于2001年9月5日至9月8日在北京西山脚下召开了一次小型讨论会，就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作了一些讨论，现分述如下：

一、田野的灵感

村治即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研究对于有8亿农民的中国来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深入村治研究，特别是从何处获得村治研究的突破，这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就当前村治研究来说，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不足，都与田野调查有关。村治研究首先缘自1980年代末以来全国推行的村民自治实践，以对村务管理和村委会选举为主要内容的田野调查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不同于也优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村民自治调查不仅与田野有关，而且因为这种调查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村民自治实践，从而使村民自治调查与研究与中国自己的问题挂起钩来。当前村治研究的不足，则在于村民自治调查缺乏对构成村民自治现状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从而未能形成关于村民自治研究的真正的学术平台。不仅如此，当前村民自治调查的范围也嫌狭小，缺乏对整个乡村治理领域的关涉，从而造成这种调查的政策关怀太强而学术研究不足。

在对村治研究现状作以上判断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讨论了构成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障碍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研究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即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都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忽视了中国本身；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相关，即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事实上存在西方的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消解了中国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凸现了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一些本来是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被误读为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不同。

鉴于此，我们认为，当前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乡村治理研究，必须确立田野调查的最优先位置，真正从田野调查中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状况，寻求从农村调查中发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切实中国农村实际的概念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搭建起中国本土化的学术平台。这种确立田野调查在村治研究中最优先位置的做法，即强调“田野的灵感”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显著特点一是强调村治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田野，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践；二是强调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要建立空对空的逻辑推证体系。前者强调学术问题意识的来源必须真实，后者强调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必须有效。我们期待村治研究能够做到“从农村研究农村”。

二、野性的思维

在当前学术研究越来越文明，也越来越规范的背景下，如何让来自田野的灵感突破重重障碍而建构起理论大厦，就需要“野性的思维”。

所谓野性的思维，是指村治研究必须破除陈规，打破约束，真正在来自田野灵感的推动下，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由此来尝试理解和解释当前村治中的种种现象，为村治研究提供概念工具和方法视角，从而为村治实践提供丰富多样的富于生命力的学术平台。 我们提出村治研究中要有野性的思维，与以下几点有关：第一，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积累很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水平很低，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事实上没有形成理论传统等等这些现状有关。较少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传统，一方面使得村治研究缺乏可以规范对话的成果，一方面也要求村治研究大胆突破，形成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传统；第二，当前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界深受并且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这种状况既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很低的现状有关，又与西方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和意识形态优势有关。强调村治研究中野性的思维，就是要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同时，刻意注意突破西方社会科学对村治研究的局限，不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更不受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形成的带有霸权色彩的学术教条的限制，而大胆提出关于村治的新见解；第三，村治研究中野性的思维就是在当前村治研究领域积累很少的背景下，充分调动研究者积累的调查资源和已有的知识存量，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假设。诸多大胆假设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践这一政策性话语面前竞争，让那些最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果积累下来，形成真正的村治研究成果的积累。 提出村治研究中野性思维的共识，系我们对当前正在学术界蔓延的学术八股的不满。即便在村治研究领域，一些追求形式完整，讲究格式规范的写作，人云亦云，缺乏创见。“规范”的开头将活生生的来自田野的灵感阉割于不知所云的对话中，在研究的开始，即丧失了村治研究本身的问题意识。而在学术积累本来很少，村治研究需要大力拓进的时候，一些学者不是去做那些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而是竭力避免学术研究出现错误，以至于读当前村治研究中的相当多数论文，发现不了多少错误，也得不到什么启发。因此，我们讲的野性的思维，就是要敢于突破常识，敢于犯研究的错误，而在一些方面得出有创见的思想，有意义的假设，有启示的方法和有价值的概念。不可能每一项野性的思维都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但有价值的成果一定需要野性思维的创见。当前的村治研究领域，最缺乏的正是那些能够准确表述来自田野灵感的野性思维。我们呼吁，在当前村治研究积累很少的情况下，少一点文明的规范，多一些野性的创见。

三、直白的文风

所谓直白的文风，是说当村治研究有所发现的时候，不应让表达成为问题。本来，写作只是表达自己想法的工具，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写作就是研究成果的表述，这种表述理应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但近些年来，学术界受学术规范形式化的影响，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上越来越繁琐，也越来越复杂，而表述者本人也越来越将写作看成一件痛苦的事情，毫无激情可言。直白的文风，就是要从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表述困难中摆脱出来，用最明白的文字直接表述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发现过程见诸读者，让表述背后的研究过程暴露在读者面前，从而使学术论文的写作成为一个愉悦的过程，也使读者的阅读在一种逻辑推导和具象思维中轻松展开。

我们讨论认为，尤其是在乡村治理这样一个需要田野灵感、野性思维、多学科知识背景且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研究领域，没有直白的文风，而是有意设置学科壁垒，这样的研究表述就不会有足够的读者，也不会有足够的生命力。而从研究者本人来讲，当他的研究结束之后，不是将这个研究结果清楚地表述出来，而是过于讲究规范包装和文词修饰，这样的研究就会暮气沉沉、没有希望。我们希望村治研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中，而不是放在表述上。如何表述这个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应成为当前村治研究的障碍。一篇论文是为了说明自己研究中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的前因后果，以及自己对这个发现所抱有的期待，这个发现可能具有的学术价值。当一篇学术论文的基本意思说清楚之后，没有必要纠缠于文字表述和篇章结构。论文就是论文，发现一个发现。

总起来说，直白的文风强调村治研究的关切重点应在研究上面，这个研究包括田野的灵感和野性的思维两个方面，而不应在表述上面。文以载道，论文仅是表述自己研究结论的工具而已。这是直白文风的第一层意思。

直白文风的第二层意思是，村治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直白的文风不仅易于与现实沟通，而且易于让多学科研究者共享研究成果。只有当村治研究成果的表述不再构成表述者的痛苦，也不构成阅读者的障碍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村治研究的文风是一种直白的文风，这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一种文风，也是当前学术界正变得稀缺起来的文风。

直白的文风当然不反对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及村治研究的概念化。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村治研究的深入正是凭借不同学者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对话，来达成对当前村治实践和研究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为村治研究提供扎实的学术平台。这个学术平台是当前村治研究所应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个可以达到却难以完善的目标。

四、平和的心态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积累与耐心的事业，虽然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践迫切需要村治研究的进展，但是，村治研究的热情并不代表村治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更不用说村治研究中急功近利心态对村治研究的破坏性了。

我们之所以将平和的心态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前提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当前村治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浮躁之气弥漫，学界缺乏对学术研究中清贫和寂漠的足够心理准备。在市场经济和发达媒体的情况下，一些人的研究过多过快地与市场和媒体挂起钩来，成为名符其实的市场学者或媒体学者。在缺乏足够研究而又有过多市场或媒体因素介入到学术界中来的时候，学术研究本身就不仅是浅薄毕现，而且会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实践了。 平和的心态是指村治研究者既要认识村治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又要相对脱离实践中热火朝天或喧闹不已的现实，将学术研究当作一项寂漠的事业，在获得田野的灵感的同时，让学术研究远离现实。村治研究需要有足够长时间的理论阅读，足够长时间的农村调查，足够长时间的假设求证。要让这些足够长的时间度过去，就必须有平和的心态，冷寂的等待，点滴的积累，以及对已有研究结论的怀疑。学术研究的目的首先是求真，没有真正的发现，学者就不能实现他所期待的于中国农村现代化有益这个善。同时，学者也没有权力宣布说只有自己发现了“真”，并要求实践者照自己的发现去改造现实。也就是说，学者的职责更重要的在于发现，而政治家的职能则在于实践。学者的发现不是由某一个或某一群学者所可以垄断的，政治家在实践中有权力判断那一家学者的研究更近于他认为的“真”，从而选择这个“真”的发现去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善”。 我们认为，村治研究在摆正学者与普通人、与政治家的位置之后，就应践行他的学术职责，以低调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以冷静应对喧闹的实践，以缓慢适应变动太快的社会，以理智抗拒有时是疯狂的现实。村治研究者应有足够的耐心读书调查和思考，而不是去作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事情。他们是那种具有强烈责任感，但并不时时表述自己这种责任感的人。 平和的心态并不反对村治研究者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事实上，没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期待，村治研究者就没有理由也不大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住对村治研究的平和心态。也正因为村治研究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作用，使得以平和心态进行的村治研究成果可以大有作为。

平和的心态也不反对村治研究者在村治研究方面发表作品和发表言论，有时甚至是大量地发表作品和发表言论。但这种平和心态要求村治研究者在发表作品和言论时，仅仅将自己的结论作为一家之言，而不是作为真理的化身。学术研究的深刻性总是伴生有学术研究的片面性，没有一个村治研究者敢说自己的研究才是最正确的研究，也不会存在最正确的研究。当一个村治研究者只是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家之言拿出来发表和宣讲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这个村治研究者的作品中没有错误，而应看到他的作品中有多少具启示性的东西，众多村治研究成果的比较和竞争，最终构成了村治研究的学术平台。

五、深刻的片面

前述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并不构成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之所以我们以此作为村治研究的共识，不仅与当前村治这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的特点有关系，而且与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状况和处境的理解有关系。

我们认为，现实是无比复杂的，而逻辑总是（也只能）以相当简化的形式对现实进行把握，这种以简化的逻辑来把握现实的状况，构成了思维本身的脆弱性。所谓思维的脆弱性，是指人们在现实中，并不能真正自由地理解现实，而总是受到已有逻辑框架、理论预设、意识形态判断的影响甚至决定。有时看起来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也自以为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思维成果（研究成果），事实上却离现实太远。看看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也的确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发现过终极真理，社会科学研究或对社会本身的认识正是在这种一波一波推翻前人结论的基础上进步的。这种思维的脆弱性不仅提示我们，当前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与共识并不是终极结论与共识，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村治研究以及我们前述三点共识，并非终极结论与共识。我们在对整个社会科学保持怀疑的前提下，也对我们自己的村治研究保持怀疑。

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关于村治研究的前述三点共识，其原因在于：既然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现实的片面的、不完全真实的反映，或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现实世界的，因而看到的现实就不是完全真实的现实，我们的村治研究也就不去追求完全真实的现实，也就并不期望通过我们发现的一套逻辑体系（或概念体系）来不偏不倚地反映出现实世界，而是希望通过我们村治研究形成的概念体系，做成一个不同于其它有色眼镜的具有“深刻的片面”特征的有色眼镜。在村治研究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关键不在于是否带有有色眼镜，而是是否带有不同颜色的有色眼镜，从而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方向来把握现实，来构成争论，来搭建关于改造现实世界的学术平台。我们达成的前述三点共识，正是希望做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有色眼镜，这是一副片面却不乏深刻的眼镜，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镜的背景下。

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镜，是指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唯一的榜样，这个榜样在其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优势的配合下，挤压着中国社会科学独立思考的空间。虽然西方社会科学本身也不是一块铁板，但构成西方社会科学一般前提的预设却是完整的，这种相当完整的预设，往往以公理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构成了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发展中大国的陷阱。

尤其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正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入，挤压着本来就不多的另外一些不同的声音，强大的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有色眼镜，正在遮蔽着另一些越来越暗淡眼镜里透出的光彩。从学术体制上看，中国学术界形成独立思想的时候，就是学习英美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时候，这种学术体制对于个人的高峰是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一旦博士学位获得到手，这个留学博士的学术思维定势也就形成了，或说他们富于西方社会科学特征的有色眼镜便戴上了。此后，这个留学博士当然还要做很多研究，学很多知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改变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他今后的研究，本质上多是一些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对方法和视野的改变（改善？）。

中国或这个世界上的学术体制，不仅通过个人来挤压不同的声音，而且通过学术体制来挤压不同声音。一个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比较容易获得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的承认，也比较容易获得中国学术体制乃至政府和民间的承认。这个留学博士以自已的思维定势来写文章做研究，他还可能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西方权威出版社出版著作，这样的国际级论文与著作，便构成了国内学者（那些本土博士、硕士以及所有做研究的人）的榜样和必读书，这些走向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成为国内学者与之对话的目标，成为国内学者急于向其规范的范本。最终，来自西方的学术标准和学术问题，通过这种传递机制，占有了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留学的博士回来了，越来越多的本土博士可以找到好的学习范本，其结果是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有色眼镜的颜色也越来越同一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正是近20年来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陷阱，并多少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学术上的贡献。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要不要戴上来自西方的有色眼镜，而在于不能让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预设垄断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尤其在村治这类实践性很强的的学术领域，如何形成本土化的另一种学术体系，对于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现实就显得尤其重要。

试图以前述三点共识来建构的对村治的理解，只是一副有色眼镜所能看到的东西。这副有色眼镜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在于它看到的现实更为清晰，而在于它可以看到当前越来越具有优势地位的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有色眼镜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与其竞争。相互竞争的诸多有色眼镜较为容易看清村治的本来面目。

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戴有有色眼镜，村治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都戴有有色眼镜，而在于不能戴上同一副有色眼镜。

六、分步的策略

显然，我们期待以前述三点共识，来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这种学术特色的保持，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力挤压下，越来越不可能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而需要形成一个研究群体，这个研究群体事实上就是要形成一个关于村治研究的有特别方法和概念体系的学派。我们期待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可以形成一个具有独特眼光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村治学派。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期待这个村治学派不只是对村治研究，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对将中国的社会科学改造成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相对避免了片面性的那种深刻的科学具有启发意义。 具体来说，我们希望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一，通过前述三点共识，来形成一套源自田野、富于解释力的村治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是中国本土的，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应该是有生命力的；这套概念体系是相互竞争的产物，是一些致力于用田野调查灵感和野性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概念之间竞争融合的产物，是我们这个群体所有人通力合作研究的产物，因而应该是经得住推敲的；这套概念体系是从所有社会科学知识中吸取精髓的结果。在保持对西方社会科学警惕的前提下，以中国农村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大量阅读和不分学科地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有用的知识和方法，使村治概念体系的建立既有中国农村主位的视角，又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有用成分，因而应该会不失学术水平。 一套独特的关于村治的概念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学派的理论内核。我们期望通过五至十年时间，以前述三点共识为工具，来建构起这样一套独特的构成理论内核的概念体系。我们并不期待这套概念体系最能够反映出中国村治的真实，而期待这套概念体系可以构成对村治现实的一种崭新的适宜的解释。从我们已经做的研究来看，建构一套关于村治的概念体系是最为困难、却不是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 第二，建构关于村治概念体系的工作，因为村治本身的实践性和复杂性，而需要有多学科背景和众人的努力。而一旦可以建构出这样一套关于村治的概念体系，形成关于村治的理论内核，这个理论内核反过来就会有助于理解和解释村治实践。村治实践是极其丰富的，涉及中国八亿农民和中国现代化整体的大事业，以村治核心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当然还有改造的企图）如此复杂的村治实践，就需要将村治研究分门别类，作专门性的研究。这种专门性的研究，就是在构成村治理论内核的概念体系与某一类村治实践之间建立起专门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就是形成村治研究的二级学科。众多村治研究二级学科的建立，不仅可以提高对村治实践的理解、解释和改造能力，而且可以修正村治核心理论的一些错误的或相互矛盾的部分，从而构成村治核心理论的保护地带与应用地带。 村治研究二级学科的建立，可以让村治研究这个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重大的研究领域容纳众多的研究人员，众多的村治研究二级学科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与独特的村治核心理论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戴着中国本土颜色眼镜的学派。这个学派的重要并不在于其研究本身的无缺陷、无矛盾、无片面，而在于其独特的视野。 第三，一旦建立在前述三点共识基础上的村治学派可以建立起来，这个学派就必然会全方位参与到对乡村治理诸项政策研究及政策实践的争论之中。这个一开始就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学派会以自己独特的研究与在村治政策舞台上相互竞争的其它学派或观点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是学术竞争，这种竞争的大多数时候不是你死我活不相两立的竞争，而是通过竞争来发现相互之间的片面，增进关于村治政策研究的共识，从而为村治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广泛、深刻且具有可选择性的学术平台。中国过去的现代化政策的问题之一，正是过于缺乏学术支撑，特别是缺乏真正有深度的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之后形成共识的那种学术支撑。 不仅如此，我们期待建立的村治研究学派，因为一开始就以农村为主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农村实践，这种研究始终不变的关切焦点是为政策研究提供学术支撑，因此，这种研究就具有优于那些缘于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关切焦点的规范而西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就有可能在与那些西化的研究进行为政策研究提供学术支撑的学术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以前述三点共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治研究学派不仅仅是有了一副不同于西化理论的有色眼镜，而且有了一副较那些西化理论更为适宜、深刻、有用的眼镜。 第四，当以前述三点共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村治研究学派竟然可以在与西化理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这种正在处于边缘、被那些西化理论挤压得空间越来越少的研究，就可能被国家、被社会上的有识之士、被中国的各方面力量所发现和推崇，一些意料不到的学术支持和学术资源源源到来。而在村治以外的与中国现代化实践有密切联系的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觉寻找他们特殊的与西化学术不同的研究共识，越来越多与中国本土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建立起来，越来越多本土化的学派开始形成。最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真正言之有物，成了一门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有益的学问。 换句话说，以前述三点共识为基础的村治研究或许会改造中国社会科学的品性。

2001年9月25日

发表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