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二者虽有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无明确的时空分界。基于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建设之间充满了制度建构的张力。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切政党面临的难题。民国初年，作为“部分”的政党肩负着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不仅导致政党政治的失败，而且使得政党成为国人共诛的对象。国民党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选择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终因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丧失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构，消解了现代国家建设两个维度间的理论冲突，并找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革命路径。

[关键词] 　政党　民族—国家　民主—国家　现代国家建设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组党救国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内容。解读中国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民初政党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失败了？ 为什么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救国方案走入困境？ 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厘清现代国家建设与政党的关系。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政党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 前者关涉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后者与国家政权休戚相关。与此同时，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以是否存在竞争为标尺，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与作为“部分”的政党。梳理各国政党成长的历程可以看出，解读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关键是处理好上述四个要素间的关系。

(一)民族—国家建设与作为“整体”的政党

现代文明催生民族—国家，它倡导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都应该是独立的主权单位，彼此平等、互不干涉。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实现上述原则与结构的融合，需要权力的垄断与集中，所谓“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因此，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主权独立，它追求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与强制性。作为“整体”的政党多指一党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党制国家不断涌现。虽然部分学者对一党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断提出质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一党制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独立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否认一党制存在的意义显然有失学术的公正，一党制最大的意义在于共同体重构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调控。

有关一党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亨廷顿给予了充分解释。在他看来，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应对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与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独立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二战以来，一党制国家的产生多源于与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势力的斗争中，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的社会动员，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革命的合力。由此可见，尽管一党制的产生存在诸多原因，但至少有一个维度是完成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

(二)民主—国家建设与作为“部分”的政党

民主—国家建设强调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个体自由权利的制度建构，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越界扩张侵犯个体的权利，所谓自由的宪政决不能让个人的利益“无端地牺牲给国家的理由( reason of state) ”。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修正案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可见，民主—国家建设的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它强调个体的生命尊严与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为“部分”的政党(party)产生于英美，由于其与宗派( faction)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政党实践的是人们对政党的诅咒。西方社会接受政党的原因是人们发现消除党争是办不到的，因为自由对于党争，“如同空气相对于火”，如果因为自由会引发党争就要废除它，“无异于希望消灭为动物所必需的空气那样的荒唐愚蠢”； 在自由的国度里，必然有政党存在着。随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发现“政党并不见得是宗派，并不见得是一种邪恶，并不见得会损害共同的福利”，政党才逐渐赢得社会的认同。

作为“部分”的政党是权力制衡的社会维度。总结政党运作的基本原则，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提出了“合法反对”的原则，其包括“对反对的普遍认同，组织化的政党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等三个方面。 在西方学者看来，合法反对原则深刻揭示了作为“部分”的政党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关系。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存在不仅是自由民主的标志，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

政党为人们在一个“观点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有秩序地、和平地表达自我创造了条件”。同时，政党使社会“系统反抗的导火索卸去”，使“对立的角色制度化”，使政权的和平更替“通畅化”。 由此可见，作为“部分”的政党对民主—国家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现代国家建设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

就逻辑建构而言，人们习惯于把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维度“分而治之”。结合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革命党人对政党的批判，追溯英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生态，萨托利提出，作为“部分”的“政党——如其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法治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法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 即作为“部分”的政党得以运行的前提是以宪法为标识的制度建构已经完成。如麦迪逊所言，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首先必须使政府能控制( control)被统治者，然后才是迫使(oblige)它控制自己。 因此，民主—国家运行的基础是拥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业已建立。

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维度虽有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无明确的时空分界。由于人民主权、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等现代价值观的确立，民族—国家建设躲不开民主—国家的理论空间，同时，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孕育民主—国家建设的因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维度往往同时展开，只是重心不同而已。需要强调的是，基于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建设间充满了制度建构的张力，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切政党面临的难题。消解冲突的路径选择常使政党陷入进退两难的制度困境。让民主—国家建设让位于民族—国家建设，政党首先就放弃了自由民主的理论空间，丧失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建设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政党就失去了制度建构的生存空间。

解决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问题，要求政党既要把民族—国家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又要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应对民主—国家建设的任务。梳理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路径冲突恰是中国政党成长面临的困境所在。如果说民国初年作为“部分”的政党承担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是制度选择的错位，那么国民党与共产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关系。

二、民初中国制度选择的错位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开启于辛亥革命，国内外多重矛盾的交错发展使得这一进程更为复杂。随着满族王朝的垮台，革命党人以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仿效西方宪政民主，建构民主—国家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事实上，推倒了清朝“大皇帝”，又生出了“无数小皇帝”； 与此同时，外患未除，所谓“满蒙则有日俄预定分割之耗，西藏则有英兵自由行动之警，国势之亟，无逾今日”， 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远未完成。由此带来的制度困境是民主—国家建设承载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使命。

制度选择的错位，使得民初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是作为“部分”的政党。随着章炳麟等组建统一党，同盟会改组为体制内政党，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部分”的政党原本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使得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恶”政党，从介绍到中国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救民于水火的重任，所谓“政党者，能为一国指示前途之福神也”。 为证明政党是国家福祉，政治精英在引入西方政党理论时进行了善意的取舍。凡对政党持褒扬、肯定态度的观点，都是他们引述的对象。 凡对政党持批判或理性分析的观点，多是他们舍弃的对象；既使偶有介绍，也多“掐头去尾”为其所用。

在“国利民福”的旗帜下，政党“争权”就意味着“获利”，既为传统观念所不容，又有悖于“国利民福”的结党宗旨。因而，各党纷纷宣称放弃对权力的追求。 政治精英们羞言权力，大谈“国利民福”的政党内涵，似乎顺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归依了民意；但政党不争权力的构想，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政治生活中的政党无不以获取权力为目标，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金钱收买、威逼胁迫等更是各党惯用的伎俩。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的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当人们看到政党为了获取权力而不择手段时，“党争亡国”就成为舆论的共识，所谓“内忧外患不宜树党”，“是以国果不存，党于何有”。 孙中山也认为，“所有各方均应集中全力于组织新政府，并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临时政府结束之后，民国的首任总统被推选出来，那时组织政党”才是安全可行的。

当党争饱受非议时，政治精英们开始检讨政党制度。梁启超指出，英、美政治所以独秀于世界者，是因为两党制的政党体制；而法、奥等国，则因小党分裂太甚之故，致使内阁频繁更迭。两党制随之成为政治精英们的诉求目标。与此同时，为重塑政党形象，原本处于对抗状态的国民(同盟会) 、共和、民主、统一等主要政党，在不改变自身性质的条件下，成立政见商榷会、政团会等组织以消弭党争，协调行动。遗憾的是，作为“部分”的政党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在关键问题上，各党无法达成一致与共识。

为拯救政党， 1912年7月15日，《民立报》主笔章士钊首倡“毁党造党说”，主张“将国中所有党派悉举而破坏之，然后举全国之聪明才力，在理想之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面之政策立为两党”。在章士钊看来，实现“毁党造党说”的希望在于“当世贤豪肯发大愿”。遗憾的是，除江苏都督程德全外， 现实生活中的“贤豪”和者声寡。究其原因，如梁启超所言，“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社会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 这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从政党整合到毁党再造，民初政党试图超越党争，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但作为“部分”的政党决定了党争的“与生俱来”性。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组党理念决定了毁党再造无法超越两党制的组织架构。由此可见，民初政党的失败与其说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不适用于中国，不如说是不适用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

三、“军政、训政、宪政”的理论困境

民初政党试验虽则昙花一现，但直接影响了后续国家建设中的组党理念与制度安排。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为作为“部分”的政党在中国还缺少实践的土壤，一党建国是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提出“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负责”。非本党党员不得享有公民资格，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干涉政权。

重构现代国家，孙中山提出中国革命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其中尤以训政最为重要。在他看来，“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待人民能够使用政权，再还政于民。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三个时期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此后，依宪法举行全国大选，产生民选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当然，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是国民党，军政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即“还政于民”时期。

孙中山一党建国的政治主张，原本是要规避作为“部分”的政党之“恶”，消除党争，统一意志，集全国之力完成现代国家建设。遗憾的是，他无法回应现代化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民党一大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的职务，理由是赵坚持认为党规不能凌驾于法治准则之上。稍后，国民党党员孙静亚发文，提出“孙中山早年推崇的林肯、杰斐逊的自由主义原则，和他那缺失自由主义含义的革命新观点，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孙中山要求将其免职。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约法之解释权”。确立和巩固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过程，也就是对人民基本权利剥夺的过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者破坏三民主义”的各种行为，都以“反革命”论处。根据1931年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述内容实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其他政党存在的权利。

探究训政之弊，胡适指出，中山先生“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所以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们的自治能力；但民治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引导民众参政，而不是所谓“能力”的高低。“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章士钊痛斥“以党治国”之弊：政党不可统于一，“统于一即不得字之为党”；政党之最大党德，为容许反对意见之流行，今国民党曰，自吾党外，“人举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十七世纪以前，淫昏之朝，且未必而也”；国民党的“吾执政，则终执政矣”，与专制皇帝如一丘之貉。

总结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国家建设路径可以看出，他割裂了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关系，试图以集权主义的政治路径实现自由主义的宪政梦想，使其理论出现了逻辑悖论。一方面强调只有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变成一个堡垒似的团体，国家的独立才有希望； 一方面又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一方面宣称“以党建国”，取消竞争性政党的存在；一方面宣称它不同于一党专政，其精神与目的，实以政权付诸国民为归宿。

理论建构中的逻辑悖论，反映了国民党面对现代国家建设双重任务的理论困境，或者说，它无法应对民主—国家建设的挑战。

四、人民民主专政的行动逻辑

剖析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可以看出，民初政党制度选择的错位实则是作为“部分”的政党缺少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看到了这一症结，转而谋求集权主义的行动路径，但其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放弃了自由民主的现实可能。由此可见，完成上述任务要求政党既要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整合；又要回应自由民主的挑战，以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显然，从制度建构的层面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但就革命而言，它需要的仅是获取政权的行动策略，这为完成任务打开了一扇通道。应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入手，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如毛泽东所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为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指出，“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从而超越了国民党有关现代国家建设三个阶段的理论预设。

解读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可以看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是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它号召一切爱国的民众与团体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的解放。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是完成民主—国家建设。从阶级平等出发，它号召人民推翻国民党的专制政权，实现阶级的解放。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不同的，它们既交错叠合在一起，又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从动员最大多数社会民众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梳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构可以看出，它消解了现代国家建设两个维度的张力，具体而言：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也只有对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 所谓“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毛泽东所言，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由此保证了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党拥有了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资源。

为了应对民主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构强调民主的平等理念。如托克维尔所言，显示民主时代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回到中国语境，毛泽东指出，“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抗战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剥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仍提出，要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由此保证了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党拥有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

另需指出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强调民主的阶级本质。列宁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主至少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分。由于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之后者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鉴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动摇性与妥协性，即便是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也必须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民主的阶级性不仅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然，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冲突远比理论的建构更为复杂。革命秩序的建构使得人民享有的民主面临被剥夺的困境。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争结束后才有可能建立。因此，对革命党而言，民主不是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外出口的物品”。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仅个人的权利要服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权力的分散无疑也会因其消减政府的权威而受到批判，或曰，自由本身必须服从于采取及时行动的需要，“使大众服从于少数人的意志日益被认为是民主的最高品质之一”。

应对民主的路径冲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鉴苏联建党经验，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民主的中国路径即群众路线。就社会动员而言，群众路线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群众运动是社会动员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它以群众自愿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奉献，实现了政党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集中与控制，满足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

面对西方政党制度所包含的合法性资源，根据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超越了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间的组织鸿沟，化解了基于政党的组织冲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证了民族—国家建设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控制；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解决了基于民主的社会参与问题。由此可见，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既满足了人们参政的要求，又找到了革命的合力。

需要强调的是，找到了民主的革命路径只是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民主—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没能走出民主革命的历史逻辑，即以革命党的行动逻辑进行民主—国家建设。与此同时，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把群众运动看作民主的最好的表现形式，而民主—国家建设就是基于人民民主的国家专政，就是通过纯洁生产关系来建构无产者的民主，由此导致反右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发生。总结现代国家建设的曲折进程可以看出，当我们关注政党建构现代国家的两个维度时，不能忽视一个政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理念与行动逻辑的差异，不能忽视公民社会视域下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建构。

五、结语

梳理百年中国政治发展史，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到作为“整体”的政党，及至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政党的成长有着内在的逻辑。这一逻辑的产生与现代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可以说，现代国家建设推动着中国政党的成长，而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是中国政党成败的关键所在。民国初年，让作为“部分”的政党承担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提出了“以党建国”的路径，遗憾的是，军政、训政、宪政的国家建设路径，割裂了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关系，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无法应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主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意义，构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完成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它解决了基于民主的路径冲突。今天，如何消解基于民主的制度困境依然是政治生活中无法绕开的主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民主的精神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