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怎么增加需求上。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的投资去增加需求，结果就使得经济结构里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抑制消费需求的增加。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那怎么才能增加消费呢？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还要回到生产中间。
我们的宏观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一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所以你要增加普通人的消费，那么就需要在索洛重新阐释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索洛把后者叫做技术进步或者效率提高，舒尔茨把它叫做知识含量或者人力资本。你如果是不断地增加K，也就是资本的分量的话，资本的收入的比重就会不断地增加，而资本收入不外乎两部分，在我们国家来说，资本大量的是国有资本，那就是国家的收入增加，另外一部分是私人资本，也就是比较富裕的人群的收入增加。
我们都知道，人越富裕，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越高。出路还是在于要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的比重。所以，问题又回到这个增长模式上去了。总之，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