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三味书屋。我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因为十六年前，也就是1993年7月26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就在这个地方。这两位老人能够在三味书屋继续不断开办讲座，这个精神确实很值得学习。现在确实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民间的活动，能够使得中国的社会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咱们这个社会现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政府的力量很强，现在企业的力量也在发展起来，但是社会的力量又相当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努力。

今天是新年的第三天，尽管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还应该面对这个形势而愉快的生活下去。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本来有两个讲题，一个可以讲一下当前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但是我想还是讲这个资源要素价格和国有企业改革。因为这个问题它牵扯的不光是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而且牵扯到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结构问题。我想讲这么四个问题。前头两个问题讲的很简单，第一个问题讲一下对租金理论做个非常简单的回顾；第二个问题讲一下这个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个范畴在经济运行中间起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是今天讨论的中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中间的租金问题；第四个问题讨论一下公共信托基金与重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

租金理论的简单回顾

租金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里面，这些大家几乎都有自己的租金理论。从威廉佩蒂、约翰穆勒、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都有他的租金理论。大家通常讲的《国富论》的第十一章，讨论的是租金问题。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章就是论租金。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三卷里边，有一篇专门讨论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这个租金理论里面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租金的概念和它的来源，一个是租金的形式和它的数量。租金的概念亚当斯密有一句话讲的很清楚，就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来源于土地自然的供给，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土地是垄断的，所以实际上是垄断的结果。看到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想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间的垄断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租金的形式和它的数量呢？大家知道形式咱们通常讲的有三种，有两个分法。一个就是劳动地租，一个是实物地租，一个是货币地租。这是讲的农业的生产关系发展的阶段。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租金的发展形态，资本主义地租。讲这个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马克思有个极差地租I和极差地租II。极差地租I就是肥力和位置的关系，II是由于投资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了古典经济学家有做过些讨论，到了现代经济学，相对地地租理论就衰落了，为什么呢？一个是大家知道的价值论的转向，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载有一种客观价值论的东西。但是到了现代经济学，主观价值论，也就是效用价值论。再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要素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一样，都市场化了，所以它的价格的决定问题和一般的要素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学里面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讨论的方面。比如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里边讨论这个定额租和分成租它的效率。还有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寻租理论，也和垄断有关。实际上它就是政府垄断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贸易出口中的配额许可证，你要去得到这个东西就需要寻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租金理论里面有个租金的时间价值，你的自然资源，你的开采，你是现在开采还是未来开采，这里边是有讲究的。那就是说你得考虑租金的时间价值，它往往是同租金和这个利率来比较。如果现在的利率高，那我可能留下来，这是决定租金的时间价值。我想这些问题恐怕在我们后边讲的东西里边都会涉及的到，所以我做个简单的说明。

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个范畴在经济运行中间起的作用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租金概念是自然要素的价格，税收实际上是公共服务的报酬，利润是资本投资的收益。租金和税收在现在的经济里边构成企业的成本，而利润才是企业生产创造出来的净利价值。租金、税收和利润背后有三个主体。租金的主体是资源要素的所有者，税收的主体是政府，利润的主体是资本投资者。这三个范畴在经济运行里面有着自己不同的作用。但是在咱们传统的经济学里面，这三个东西是混在一起的。由于当时国家既是资源要素的所有者，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资本投资者。所以这个传统经济学里面，这三个东西是不分的。那么不分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们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要消灭商品货币，租金这个概念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所以也在消灭之列。而咱们的经济生活又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状况，商品经济也不发达，所以这几个概念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这三个概念是分的非常清楚。而且各自的运行也在经济生活里面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租金的问题，由于它的资源要素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所以它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租金的多少。而它的归属并不像咱们现在资源全部是国家的，归到政府。那个时候不一样，土地是谁的，地租就是谁的，矿山是谁的，矿山的租金也就归谁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尽管现在的经济学里边讨论的也并不太多，但是对咱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产品市场形成了，但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并没有形成。而资源要素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所以这个资源要素的租金不光有一个来源问题，还有它的一个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而这个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不光是关系到当前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未来社会的构建。这是我想讲的前两个问题，都非常简单。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租金问题

三十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其重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中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在并购重组中间的产权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激励和企业家的竞价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同租金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下边就来具体讨论这三个问题。回顾一下我们这三十年来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看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实际上就是在从矫正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开始的。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之上实行了两次利改税，意在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1994年搞了分费制，实际上主要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那么这几步改革可以说是在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呢？首先一点是把利润和税金这两个范畴分开了。结束了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交税的历史，过去是利润全部上缴，支出全部下拨，国有企业是不向国家交税的。那么这个改革是结束了这样一个历史。而且还可以给这个提供一个证明的就是我们后来实行的一个拨改贷。拨改贷的意思就是国家不再给国有企业投资，而你要投资得去银行贷款。但是贷款建立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利润也还是国家的，所有者也是国家。所以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一样，都得交税。但是在1994年的分费制的文件里边，明确地规定了国有企业（就是1993年以前成立的国有全资企业）可以暂时不交利。因为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所以不向国家交利。所以你从这个情况来看，利润和税收是分清楚了，但是利润和租金仍然放在一起。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的机制僵化，亏损很多，所以暂时不向国家交利。但是最近几年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不仅有利了，而且利润很多，特别是垄断部门的利润很多。于是从前年开始，国务院制订了国有企业经营预算。国资委和财政部发了文件，要国有企业向国家交利，从2008年1月日开始。因此交利这个问题就来了，从表面上看这个办法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又把税收和利润混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在于租金没有分开。因为国有企业，缴租和交利这是不同的事情。利润是属于资本投资者所有的，所以它是在企业扣除了一切成本以后，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但是租金是一开始就可以拿走的，因为租金是净成本。既然是净成本，那你在交易的时候就可以拿走，所以它拿的办法也不一样。利润是国家和企业分，企业来交。而租金是可以通过税收来征走了，交的办法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租金和利润没有分开的情况之下，先后次序是先要收租，后才能分利。而在利润和租金没有分开的情况之下就去交租，是一个混在一起的行为。当然了，国资委的文件也规定了，说资源要素的垄断部门的交费，一般的企业交费，军工和科研的企业不交。就有这么个规定，也没有把问题解决，仍然是混在一起的。这个混在一起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现在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是垄断部门的利润。比如说咱们2006年大概1.6万亿利润，实际上三分之二以上是垄断部门的。那么垄断部门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们的利润那么多，是不是他们的经营就那么好，不是的。为什么呢？咱们可以看到垄断部门的利润怎么来的，其实垄断部门的利润有两个来源。现在的产业经济学里只解释了一个来源，那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来源。那就是说垄断部门它可以利用它的市场地位，把这个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大家都知道供求曲线，交点决定均衡价格。那么垄断部门可以把这个价格定在高于均衡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它的结果一方面是造成了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就是把一大批消费者的剩余转变成生产者的剩余，变成了垄断部门的利润。这个道理在现代的经济学里边和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也是这样讲的，这个讲法对不对呢？研究中国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是一个不全面的看法。那么，中国的问题由于不是市场垄断，是行政垄断。所以它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是国家管制的。资源要素可以说是国家送给那些垄断部门，或者是白送的，或者是收一个非常少的租金，而让它用的。所以，就在这个均衡价格之下还有一条线，是它的成本线。由于它的资源要素的价格是低的，所以租金也就变成了垄断部门的利润，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特色和中国问题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里的关键问题。那么正因为它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垄断部门不光是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拿走了，而且它可以更多地去使用资源要素，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开采的效率，是什么时候开采好，并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把一大批的成本也让社会承担了，所以才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有企业垄断拿出的租金是多少呢？咱们如果算一下国有企业和国有农场占的土地，大概有六亿多亩。国有农场有五亿多亩，国有企业占地大概是一亿多亩。再加上城市的用地，你可以想到有多少。如果说光算上土地和我们的煤矿，石油，一年的租金是多少呢？有人做了一个测算，一年的租金大概是4000亿。就按现在的情况来算，那么4000亿，咱们的状况是多少呢？煤矿一吨，咱们国家拿八到三十块钱。石油也是拿八到三十块钱。到了2006年，由于国际油价涨的太行，所以国家规定一桶40美元以上的部分，国家拿20%到40%。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很多资源只收了这么小，有些还不收。你比如说一些频道资源，电信部门，大家知道电信部门我们的价格高于国外的价格是相当多的。从国外打电话进来很便宜。如果把我们所有的资源要素算下来，大概每年的租金上万亿。那么这些东西都在这些垄断部门手里，实际上是国家对这些垄断部门的利益出让。你想一想，这么些租金都没有拿回来，成为垄断部门的利润，所以垄断部门的日子好过。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垄断部门的清洁工一个月拿的工资那么多，为什么到了年终垄断部门红包发的那么多，钱从什么地方来？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这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咱们这离中央电视台不远，这中央电视台里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但频道资源是它垄断的。它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家还给它事业经费，当然事业经费不多。于是现在它是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在收钱。怎么收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三十分钟的节目，那这个节目的一切投资都是我的。我只是要中央电视台去播三十分钟，那么中央电视台给我的条件是三十分钟里面只有三分钟广告时间。你的收入怎么来，就是去拉广告。广告是你拉的，你要净利及成本。但是你要上广告的话，中央电视台有它自己的广告的管理办法，有它自己的广告公司，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机构。最后弄下来你只有四十五秒，那些全是中央电视台的。大家知道现在广告的费用是相当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广告这些东西基本被这些垄断部门垄断了，你要是要做节目要上去，可以上，但没有资金支持是很难的。它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地位来把成本转嫁到社会里边去。而它从这里边得到很大的收益。所以从这个问题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改革走到今天，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很大的成绩，对不对？国有企业要交税了，但是由于租金问题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整个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且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改善，而是它占据了社会的利益。这一点我想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关系是理不清的。所以租金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国有企业改革里边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讲一下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中的产权问题。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里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看，我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也有很大的推进。这个推进我想主要的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抓大放小和民营化。由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的机制僵化，亏损增加。而亏损主要又是一些中小国有企业。这些中小国有企业又是地方企业。那么分灶吃饭以后，都得自收自支。你的收入多你的日子就好过，所以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对地方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地方上就寻求突破，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而这个事情最早是从山东诸城搞起来的。由于这个办法能够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所以各个地方就效仿。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抓大放小这样一个口号，而且成为中央的政策，作为一个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由于抓大放小和民营化的结果，可以看到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卖掉了，变成私人企业。这个做法有两大好处，一大好处就是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另一个好处就是由于把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卖掉了，国有企业从一大批竞争性部门退了出来，而集中于垄断部门。所以这个改革可以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各个城市进一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由于成为中央政策，中央还有所谓破产的一些补助的办法。那时候咱们可以看到，出台了一系列办法：国有企业要卖，首先要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比如买断工龄，这些问题都发展起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推进。另一个方面的推进就是股份制改造。1980年厉以宁教授就提到了股份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是在合资企业和一部分民营企业里面有股份制，而国有企业仍然是独资公司。到了后来抓大放小以后，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提上的日程，所以很多国有企业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这才是真正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的改造。而这个改造的过程咱们可以看到先是从一些制造业部门，最后发展到一些其他的部门，比如金融等一些服务业的部门，比如这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这个改革也就把原来的国有独资公司变成了一种公众公司。这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推进了这么些年，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争论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那么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两种意见完全对立。一种意见是肯定有国有资产流失，认为我们的国有资产的交易是内部有人控制，暗箱操作，甚至一些MBO，经营者先把国有企业搞垮，然后再来便宜收购。这个问题有没有呢？现在来看是存在的，而且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论。现在人大常委会在制订国有资产法，在国有资产法的制订的过程中间这仍然是争论的中心。那么既然说有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如果以国有资产流失来否定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那么这种观点的代表就是郎咸平了。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有问题，咱们就说问题。但是就说国有企业改糟了，不该改，我觉得是站不住的，这是主张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反对说国有资产流失的也有，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建行的老总——郭树清，出来在报纸上接受记者采访，有人说建行是贱卖。他认为没有贱卖，不光是没有贱卖，而且还赚了一笔，这是当时他的观点。而且现在你也可以看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但美国银行还在增持建行的资产，这是反对流失论的。这两种观点咱们可以看到，背后的意识形态味很浓。这两种争论都没有提供出来，你说你是贱卖，和你说不是贱卖，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理论上的依据是什么，没有讲出来。那么理论上的依据我觉得很重要的就在于租金和税收。因为你可以看租金、税收和利润，而租金和税收都影响到利润的大小。你企业并购重组，股份制改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企业资产怎么作价。按市场的价值来作，那就是这个企业未来的盈利和现金流。你的预期盈利能力是多大，是按这个来做的。那么影响未来盈利能力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税收，一个是租金。为什么说税收影响它呢？其实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是不一样的，能分的是税后利润。那么你想，如果两个企业完全一模一样，一个企业的税率高，一个企业的税率低。咱们两税合一以前，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的税率是33%，而外资企业是15%，而且还有三减两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税率高的企业它的未来的盈利能力就小，税率低的企业它的盈利能力就强。那你想一想这两种企业如果是合资的话，那肯定是税率高的企业作价就低。所以咱们在前三十年中外合资里面咱们是吃亏的。但是这个亏也没办法，因为你的投资环境不好。但是到了入世以后咱们应该把两税它们合一，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迟迟拖到去年才解决。而为这个事情我大概写过五篇文章。2004年，财政部提出来要把这个两税合一列入立法议程。这个商务部反对，沿海的上海的广东的大员反对，我就在发表文章批评它，认为商务部站的立场不对，为了它自己部门的利益，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东西的差距，我觉得是影响到这个问题。开始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你不得不让人家，给人家优惠。但是当你的投资环境大大改善以后还迟迟不把它合一，那是有问题。当然现在合一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几年的过渡期，但从制度规则上，这个问题算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租金问题，国有企业的利润多少？如果把租金和利润分开或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咱们是租金和利润合在一起，那么无形中增大了国有企业它的未来的盈利能力，使得它的价格现在是高的。但是当你合资以后人家分的利润也多。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你得具体去算账，你的作价赢了多少，而你给人家多损的利润又分了多少。所以租金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也没有依据，没有标准。这是现在这个问题里没有解决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咱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是一堆糊涂账。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激励和它的企业家的竞价问题。咱们这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一个是激励不足，一个是激励机制扭曲。扭曲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咱们重短期激励，轻长期激励，重一般职工的激励，而轻经营者的激励。那么长期激励和经营者的激励怎么去解决呢？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所谓股票期权制度。那么这个问题咱们也开始实施了。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文件提出来了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实行股权激励。要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到了2000年，财政部开始在中关村进行股权激励的试点，而且批准了联通公司的股权激励。与此同时咱们一大批在国外的上市公司，也开始实行。国外的上市公司开始实行的时候，只是对外籍的高管进行股权激励和行权，而对国内的高管咱们实际上是实行画饼充饥。给你一个股权激励的办法，你可以实施，但一般都不行权。是先走一个股权激励的办法，然后内部签一个协议，高管把他的那部分交回来。为什么交回来？原因一个是当时的股权激励，利润还不多，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人也可能把这些股权激励作为他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成本。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你比如说刘明康，当时是中银国际的头，那么他没有行权，交了，结果现在是银监会的主席。还有谁呢？卫留成，大家也知道，原来是中海油的头，现在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还有另外一个反过来的原因呢？当时行权的都倒霉了，你比如说刘金宝，股权激励三亿元，把它分了，结果刘金宝锒铛入狱。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命运。但是当时是这样，过几年，到了2004年。国际市场给了中国概念股相当高的溢价。这个时侯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增，于是股权激励就变的油水很大了。这时候我们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们都纷纷开始了行权，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行权的潮。有的公司甚至撞线都要行权。由于国有企业的老板行权的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国资委2006年接连发文件要规范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办法。但是发文归发文，行权归行权。于是咱们可以看到，到去年又规定补充办法，纪检委又发文，凡是国有企业老总自己给自己规定薪酬的要进行处理。但是你可以看行权的事情并没有减少。就拿中移动来说，中移动大概股权激励最初从总公司的高管实行股权激励，到现在发展到分公司的高管也实行股权激励。它连着三年搞的股权激励大概花了一百亿港元。而行权以后得到的收益是多少呢？一百一十亿。大概2005年是最多的，它的这个股权激励用了二十六亿港元，结果最后行权以后得到的超额利益是多少？五十多亿。这么大的利益谁不去干。这个国资委发的几个文件，现在的办法是要封顶。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超过多少，而且没有行权的不能行权。纪检委要给你党纪处分。咱们看这两个东西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说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股权激励的本身的依据是错的。你股权激励是依它的经营业绩来算的，那么经营业绩主要是利润来考核的。而在租金和利润没有分开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大的业绩，你给他那么大的业绩来算激励，那当然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问题就在于你一年有那么多的上万亿的租金没拿回来，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多的一万六千亿。那你想一想把这一万六千亿弄到那里边去，你怎么说。如果说它的利润租金加在一起一万六千亿，你把那一万亿扣掉，你六千亿和一万六千亿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解决租金的问题，光在这个地方就利润的状况去搞，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咱们这个结果是租金没有拿回来，用租金养大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你可以看现在这些垄断部门说话是算数。比如两大石油公司是可以直接找中央政治局的，对不对？其他的国有企业的老总哪有这个资格啊？对不对。而且你也可以看我们现在境外金融危机之下，经济状况这么不好，油价从147美元降到40美元左右了，为什么你的油价还这么高。那就是两大公司在这撑着，它不降嘛。最近降了一块钱，咱们现在比国外还高一块多钱。对不对。为什么呢？很明显，它要使两大公司赢利，因为两大公司在去年上半年，这个油价高的时候进了一大批，现在压在手里面。对不对？就这么个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咱们现在你可以说我们现在调整资源要素价格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国际油价，原材料价格跌了这么多，国内现在的状况大家看通货膨胀率十一月份已经降到二点四，明年一月份，一季度有可能是0，有可能是负值，对不对？在这两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居然不能大跨步的把资源要素价格放开？为什么。现在油价还要间接接轨，那其他资源要素就根本没门。而资源要素价格不解决，租金问题解决不了。资源要素价格不解决，这个市场信号始终是扭曲的。那么咱们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部门现在越来越大，在整个经济生活中间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改革改到今天问题在这个地方，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国有部门的垄断。为什么是国有部门的垄断。是不是国有部门垄断了就能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不见得。你比如石油问题。价格高的时候，为什么加油站排那么长队？而两大公司并不对此问题那么着急。是因为它有个更好的赢利机会。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咱们可以看未来这两个公司做大，到时候它会要挟你。到时候石油出了问题，你不满足我的条件，对不起，政府的话我是不听的。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只是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租金问题恐怕在国有企业改革甚至中国改革里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它牵扯到国有垄断部门，牵扯到整个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以这个问题是个经济问题，但是要解决它恐怕要从政治上来解决。这是我想讲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租金的第三个问题。

公共信托基金和重建全民所有制

这个问题是牵扯到未来社会的发展，牵扯到租金在未来社会里边的作用问题。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的考虑，那么我觉得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有它的好的地方，那就是由于它对于利润的追逐确实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有效率。这一点我想历史证明，咱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搞到最后大家都很穷。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几年，中国的情况大变。我想这个感觉可能是对的。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它的缺陷，它会造成分配不公，造成环境污染，也会造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危机，这是它的毛病。那么现在就来了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事情恐怕都有正反两面，于是人们就在探索，怎么能够保持市场的效率，而又减少或限制它的缺陷。我想人类在这方面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有很多探索。这个探索国内也有，国外也有。国外去年吴士宏翻译了一本美国人巴恩斯写的书，。写了一本书叫《资本主义3.0》可能有人看过。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资本主义，是2.0。既然我们不能打碎它，抛弃它，我们就完善它。怎么完善呢？把它升级到3.0这个版本。那么它的升级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要使得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能使整个社会受益。受益人是什么人呢？主要是全体的人类和下一代，甚至包括动物界，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了。那么钱从哪来呢？主要是从资源要素的租金里面来。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既保持资本主义竞争的效率，又能解决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这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荷兰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基本收入》，这文章在网上也传开了，欧盟现在在把这个问题作为现在公共政策的中心议题在讨论。它这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你要把征来的税的很大的一部分给你的成员，而在分这个东西的时候，不应该问你的出身，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人人有份，它是这么个思想。还有一个就是国内崔之元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来一个建议，要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他的想法是要把现在166家国有企业的利润百分之五十拿来作为这信托基金的财产，信托基金然后把收入分给每一个人。这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很有意义。我觉得尽管情况不一样，但是都在探索一个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其实呢，理论上探讨也好，还有一些实践上的探索。各国都有，最著名的就是美国阿拉斯加的探索。阿拉斯加在七十年代发现了大油田，而这个油田在阿拉斯加政府的土地上。于是这个政府就把这个油田出租给私人开采，然后收取租金，一年收了九亿。九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是阿拉斯加建州以来全部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下发财了，于是这个钱怎么用，阿拉斯加当时的州长做了一个提案，阿拉斯加的州议会通过，建立阿拉斯加的公共信托基金。这个基金建立以后，阿拉斯加的四十万州民，凡是在阿拉斯加住够六个月的都有份。于是从1982年开始，每一个人一年分了1000块钱。到了2003年，股市很好，一年一个人分1960块钱，而且它的公共信托基金的资产达到了248亿，从9亿变到了248亿。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资源要素的租金成为公共信托的资产，使得每一个州民都享受到租金的利益。咱们别看外国有试验，其实国内也有探索。这个事情不是好像只有美国可以有钱那么搞，不是那么回事。我给大家讲国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温都水城，可能很多人到那开过会。北京电视台每天晚上播天气预报，有温都水城。温都水城这个村叫郑各庄。这个村有四千亩土地，而它的发展过程和其他的郊区的村庄没有多大差别。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村也办了不少企业，但是大部分都关门了。只有一个企业最后存活下来成为这个村庄的支柱企业，就是建材业。开始也是从砖瓦沙石这些东西搞起，到了1998年以后它变成一个集团，现在的状况是这个集团有二级资质，可以承包奥运会工程。那么这个村实行的是个村企业，村庄和企业合一，又相对分开的一个机制。这个到了后来发展起来，周围其他很多村庄把地都卖了，卖给开发商，然后盖了商品房。大家知道王府花园就在它的东北不远，地卖了，拿了一笔钱就完了，而这个村它一亩地没有卖。它现在怎么来用这些地？它开始的时候是这么个状况，就是这个村，除了村民以外，村庄的企业有很多外来人，比如它现在的副老总是邮电大学毕业的博士，它的CFO，财务总管也是外地的大学生。你村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子，你这企业里的人要买商品房，周围王府花园价格很高。为了留住这些人，使得企业能够发展。于是它就想办法，这个北方的村庄里面，大概宅基地的面积占到四分之一左右，即1050亩的宅基地，然后把这个宅基地用了250亩，盖了六七十栋楼房。底下三层基本是村里人住，大概占到24%。还有一部分给它的这些职工，还有附近大学中学的老师，按照成本价，卖给他，那么这个占百分之三十几。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二，全部以商品房卖掉。大概卖了十三亿。这十三亿就作为企业发展的资本，使得企业的设备一下非常的完善了。然后它这个村里现在还有一百多家企业，大部分是高新企业，技术企业。这个村里边实际上已经没有第一产业的地了，就剩下一些绿地。第二产业占到百分之十几，不到二十。百分之七十几是第三产业的用地。那它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村里把这个地租给它这个企业，由这个企业来经营。而企业每年每一亩地要给它5000元的租金。而这5000元的租金加起来是多少？去年大概5000万。租金就成为全村人人有份的一份福利。现在村里边热水，煤气，很多都是优惠的。村里边其他的基础设施都是由企业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村现在的人均收入21000元，它现在就把这4000亩地完全租出去，每年收租子作为它的共同的财产。虽然没有叫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公共信托的办法。我把我的地托付给你，我是收益人，你每年按时给我交租。所以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是解决我们现在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我去年做了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就是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今年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因为今年我们要再做一个研究，研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小产权房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研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咱们现在土地问题，政府征地，开发商征地给农民一笔按所谓地上的作物的三年平均价值最高是三十倍。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是三万多块钱，就拿走了，你就没任何关系了。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个剥夺。它剥夺了农民参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也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由于征地造成的问题太大，所以大家都在反对。于是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征地少了一些。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就是所谓城乡统筹。我到北京的宋庄，重庆的九龙坡，天津开发区都去搞过调查。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城乡统筹其实就是变相的征地。不像征地那么强制，而是换了一个面孔。因为征地遇到了反抗，所以地方政府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我给你讲一个天津的故事大家也就清楚了。天津开发区有一个华明示范镇。这个镇有十二个村庄，这十二个村庄有1.2万亩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于是镇里边搞了一个示范镇，就把这十二个村庄的地和人合起来，在一个地方盖楼，让农民上楼。结果现在是每一个人平均37平方米。那么它这么做是因为城乡统筹从建设部要的8000亩的指标。你要动地都得有计划指标，要没有你现在弄地就是违法的。那么三年完成这8000亩指标，把这十二个村吃了以后，把这十二个村的人都迁到示范镇里边去。这十二个村的1.2万亩地，只用了3600亩。剩下的8400亩现在一弄以后都变成国有土地。置换了，置换的结果，这8400亩怎么分的呢？镇里面2000，区里面2000，市里边4000，就把这地分了。你上了楼，也就没地了。你可以看现在的所谓的这种城乡统筹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个工作做的很细，为了在三年内完成这个任务，农民搬迁上楼的时候还给发奖励。但是问题不小，为啥呢？它是政府做的，地这样拿了，它盖这个楼花了二十二个亿，贷款贷了二十五个亿。现在它就要想剩下那些地要卖，卖了才有可能补上这个贷款。现在遇到经济危机了，这个地是有价无市没有人买，暂时还可以扛。如果再过一两年，地卖不了，我看这政府就得破产了。我觉得郑各庄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解决农村建设用地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这个农村建设用地，必然要转到城市的建设用地，这是城市化建设中间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现在地方政府办的城乡统筹就是要想干这事，但干歪了。把地转过来变成城市的建设用地，由城市来用，但是这个地的收益应该给农民，如果能够这样解决我觉得城市建设也可以发展，农民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可以解决。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如果说我们能这样做，那中国的问题就好办。为什么这么说呢？台湾的土地改革，其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问题是农民有他的土地的收益。前两年我去过台湾，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人的状况比城市人的要好，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整个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用的土地的收入给农民，我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会像现在的土地问题这么难，小产权房这么难。为什么不能解决呢？对不对？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有办法。但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利益关系在里边。讲到这个地方咱们看到实践上也有很多试验。当然理论上的东西还可以讨论，你比如说巴恩斯那个想法太大，太宽泛。欧洲人现在考虑的只是那个东西怎么分，没有说这个东西怎么来。崔之元的办法也有毛病，在什么地方？利润是最后的结果，你有利润你可以分，没利润怎么办？从哪来？而且利润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租金是个比较稳定的东西。而且租金一开始就可以拿走，利润是最后才可以分的。所以我觉得以租金作为公共信托基金的资产，而以全体的成员作为它的受益人，这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这样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不一定是全国的。我可以先从地区，社区，专业性的这些搞起。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就可以搞，如果说这样搞多了你可以看全国的很多问题也会解决，所以我觉得试验起来不难。第二，这基金的来源也不愁。既然这个租金是垄断的结果，那么凡是能够垄断的也都可以有租金，这租金拿过来都可以作为公共信托的资产。你比如说环境污染，如果我们把这个环境污染的权利借给这个公共信托机构，由它向企业售卖排污权，收费，拿回来的东西就可以作为它的资产。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难解决的事情，而且咱们可以看从中国这种原来的公有制的状况，向这个方向去过渡去改革，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一种公共信托基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过去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不是全民所有制，说是人人有份实际人人都不是所有者，而只有政府官员才是它真正的所有人。而现在这个东西才是人人能够享受到它的资产收益，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所以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分开，政府的投资可以经营国有企业，完成你政府的任务，这个东西成为另外一个东西。而未来的社会实际上不是像现在，现在的社会一边是权利，一边是资本；一边是政府，一边是企业，两大主体。而两大主体有可能合污，也有可能制衡，但是合污的状况很大。咱们可以看到现在不光是国有企业这样，大的民营企业都得想办法去找政府的后台。那么如果说未来出现一个第三极，出现一个公共信托机构，分去了一部分政府和企业的权力，之后它能够逐步的强大起来，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三极的结构。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这个社会的稳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两条腿的凳子会倒，三条腿的凳子不会倒，其实社会结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个第三极出来，就会互相制衡，这个社会就相对会稳定的多。所以我觉得恐怕不是说我们过去全民所有制这个东西好像名称臭了就不可用，而是看你的内容是什么，你的实质是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去重建全民所有制，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能享受到资源租金的收益，可能对于未来社会的改造是非常有利的。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讲演。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到，我们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感觉到比较严重，就像刚才张老师分析的，一个是企业改革不到位，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到位，这些都造就了我们先天的弱势，也就是说我们本身是病态的。所以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困难些。下面我们围绕今天话题大家可以举手跟张老师交换意见。

提问1:改革开放造成现在贫富差距在扩大，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成果。那么没有享受到这个成果的很大一个原因可能跟您今天讲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国有企业它们创造的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这些利润。如果说现在地租和纯利润没有分开的话，那么它如果都上缴给政府，我们也就不管它上缴的钱多少是地租多少是纯利，政府也把它们很合理的让我们都享受到这利润的话，那我们也觉得这是公平的。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利润，包括这些地租和纯利润，到哪里去了？

张曙光:因为现在税收和利润没有分开，所以利润都留在国有企业，留在国有垄断企业。所以既然是留在国有垄断企业，企业也可能投资一部分，但大部分是分掉了和浪费了。你要知道我们的垄断部门的老板，花起钱来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垄断部门的工资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去年做过一个研究，现在没有发表，就在讲这个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相对价格的扭曲，造成的财富的逆向转移。这个转移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我测算了2004年的资料，那么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的转移是个什么概念，我算了16个垄断行业，它们的生产总值大概占到全部的GDP的15%。但是它的利润占到了全部利润的27%。它的工资占了多少呢？平均的工资占GDP的比例是9%。而垄断部门的工资占GDP的比例是11%。别看两个百分点，你想想GDP多大。你算下是多少钱。垄断部门的工资和福利，把农业部门扣除，就工业部门来说。这十六个垄断部门的工资和福利，比一般部门的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一年多出五千多块钱。由于这个租金的问题，资源要素的价格问题，你可以看到它的利益到哪去了。这个钱，既然是在这个企业里边，那你也可以看到咱们为什么出现好多问题。为什么垄断部门，比如石油为什么高价的时候买，低价的时候不买。为什么出现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根本不去讲那个效益的状况，所以高价的时候买，买了现在压到那。现在该买了，价格这么低，我们应该多买些增加我们的石油储备，对不对？它现在那些东西没有消化掉，它就不想买，就这么个结果。所以你说问题在哪呢？这个转移由于资源要素价格，租金的问题没解决，结果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是向垄断部门转移，一个是从个人向政府转移，咱们这些年说中国的经济失衡。你的储蓄率很高，你的消费率很低，美国正好反过来，美国消费率占到76%。所以才出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储蓄率高在哪儿呢？个人的储蓄率没有多大变化，而高在政府和企业。所以你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财富的转移它是个什么结果。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向国外转移。因为咱们的资源要素价格低，能源之类的价格很低。你制造出来的产品价格也很低。实际卖到国外的价格也就低。卖到国外的价格低，等于你给人家美国补钱。实际上就是穷人补贴有钱人。你说为什么我们弄了那么多外汇储备。那个东西说实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问题现在就来了，而你现在危机之下，咱们那么多外汇储备，说实在的你买了美国国债，你的收益率实际是负值。尽管你现在说从银行的收益预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好像还不错。未来美元一贬值，美国国债发的多了你可以看，它整个的投资的收益率实际上是负值。所以这个问题的焦点都同资源要素的价格和资源要素的租金连在一起。好，谢谢。

提问2：信托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但我们国家信托行业和信托文化包括它对应的一些机构实际上发展的是很不足或者说很弱势的。但是信托产业无论是是对资本市场还是信托产品，涉及的领域应该是最广泛的。今后应该怎么去鼓励它的发展，包括它的产品设计，它相关的信托机构，包括像郑各庄这种合法性的，一种趋势的。咱们从相关的政策法规方面能有一些什么好的预期，分析？

张曙光:其实这个信托的问题，在咱们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领域是先走的。你比如说最早建立起来的中信信托。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信托的发展非常慢，而且经过了几个折腾。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信托的发展，金融的发展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这个信用问题其实有两种信用，一种是政府信用，一种是民间信用。我们传统经济里面就是政府信用，没有民间信用。现在要发展的是民间信用。而咱们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信用在有些地方是被糟蹋了。另一方面对民间信用我们又不敢让它发展，似乎金融的风险都来自于民间信用。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有问题。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并不能说市场经济就失败了，也不能说经济的全球化这个方向不对，我觉的不是这么回事。之所以出现这个金融危机，美国是市场化，自由化过度。中国正好反过来，是自由化市场化不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想想美国最后把那个衍生产品搞的无穷去。从它开始二十年的时间到现在衍生产品的总值达到530万亿。美国的GDP才14万亿。中国的状况，咱们现在的金融产品发展的多大？你不用说信托，就是债券的发展也很小。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市场化。我觉得应该让它成立信托机构，进一步的去支持、规范、监管它的行为，健全制度。这个制度健全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市场主体和政府监管者博弈的结果。规则它不断冲破，制度不断的完善，是这么来的。所以我觉得信托的机构咱们现在应该大力发展。不要说这些事情，就像郑各庄这一类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信托机构你都可以让它成立，然后再去监管它，再去发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