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
这次的调查是由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和我们三方参加的，所以我今天引用的数据有从这次调查获得的数据，另外也有中国公布的城市统计年鉴里面的数据，还有特别要指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2006年和2008年做过两次非常好的调查。
中国城市化的特征
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讯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城市的人口比较集中，所以需求也比较集中，就会减少营销和广告的成本，在农村开饭店可能需要做很多的广告才可以有客人，在城市不需要做这方面的支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在城市办服务业单位成本是比较低的。大学都在城市，所以人力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城市化比较发达，企业比较发达，王珺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从企业集约性角度，某种程度也说明这个问题。
一般从经济逻辑层面来讲，这是没有疑问的———城市化会提高收入，带来中产阶级的形成，也会带来有产阶级的形成。
另外，从规模经济来看，很多行业固定成本很高，但是活动成本相对比较低，比如说像政府，一个国家如果有100个人也需要一个总统，如果一个国家有1亿人也需要一个总统，如果国家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大。所以固定成本比较高的行业就应该越发达。
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收入增长？也是因为工业是在城市，服务业是在城市。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的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的行业，要提高收入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行业。但是从刘易斯角度来讲，可能是在讲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我过去关注过这个问题，乡镇企业之所以在90年代后期变得不是很有竞争能力，本身在后面有很多政策的背景，在这里就不谈了。如果仅仅是讲工业化，严格意义来讲，并不需要工业化在城市完成，或者传统意义的城市。
另外看中国历史，麻省理工学院几位研究经济史的人，找到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是非常发达的，但相比欧洲，工业不如他们。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一般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见得非得有一对一相关的关系。
我们怎么看城市化经济逻辑，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没有增加，几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城市化不带来我们刚才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上的效应。
至少从1996—2004年研究数据发现，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主要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主要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世界上只有三种力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如果不是经济推动的话，那肯定是社会推动或者政治推动。在中国，社会力量肯定弱于政治力量，所以人口密度没有增加乃至下降，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政治推动的。
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在大规模的下降。从经济逻辑来讲，城市化是在增加消费、增加收入，那从2000年以后消费是应该有所增长的，但我们从宏观数据来看，恰恰是相反的情况。2000年以后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是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实际上却在下降。
我不可能直接有政治变量来说明我想要说明的问题，政治是没有指标的。中国城市化是通过控制土地资源，特别是政府垄断土地方式完成的。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卖房子？并不是说那些想自焚的人，特别喜欢家里的砖头，特别喜欢家里面的地板，而是不喜欢政府给他的价格。价格低到他都愿意去死的程度。这不是经济手段，是政治手段，在拉美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也做过这种事情，叫做“强迫工业化”。
中国式城市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现在再讨论一下这种城市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这种城市化对居民收入肯定有正面的影响，但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最后净影响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中国这种城市化形成新的阶层，就是农民工。因为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创造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就形成了农业到工业的劳工转移，这种转移肯定是要增加收入的。到城市里打工，肯定是要比在农村赚的钱多才对，但是做这个决策的环境不见得是市场的环境。农村收入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农村的金融产品不发达，获得不了贷款。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08年底有2.3亿农民工，规模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个经济上的正面影响。
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收入的增加是一次性的。我们要区分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和连续性的收入增加。从心理角度来讲，一次性收入增加不太会改变消费行为，但连续性收入增加，会影响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有连续性收入增加，就会认为历史是最能够预测将来的，过去连续三年都涨工资，你认为后三年也会连续涨工资，这时候才会改变你的消费行为，如果一次性收入增加，是不会改变消费行为。
另外一个正面影响，因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率，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农民工阶层群体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多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第一可能会对城市企业工人的冲击，特别是对年纪比较大的，40-60岁年龄段，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在我看来，90年代末期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破产，也许是和刚才我讲的这个现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冲击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种城市化没有一个自然的补偿机制。
在美国、韩国还有中国台湾省，如果是城市居民，在市场环境下，丢了工作没有工资收入，但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本来是通过工资收益活下去，现在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部分人丢了工作，另外一部分人获得了工作，但是整体来讲，收入还是增加的。但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工收入，现在更多是靠财富收入。
在中国是行政性的城市化，使这个自然补偿机制失灵了，又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从这点来讲，这种城市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正面的影响。
我刚才讲到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那我们做研究就应该考虑净影响，正负是不是相抵。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7月份有一次讲话，他讲到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主要是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在增加，在他看来，是因为城市化没有给普通的家庭带来大规模的收入增长。从我做的研究来看，我觉得周小川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我用了城市化的很多不同指标，最后得出结论都是这样的———虽然中国有大规模城市化，但从普通的老百姓收入(对普通老百姓收入定义不是人均G D P，而是统计局对老百姓做收支调查的收入，在我看来这个收入比任何G D P数据要更能准确代表中国经济实际状况)来看，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没有带来中产阶级的兴起。
农民工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
2000年大规模城市化速度增快，中国家庭消费和G D P的比例，也是2000年以后在降低。也就是说，城市化速度在加快，消费速度在降低。当然，并不是绝对消费减少，是跟G D P相比。
中国城市化带来产出的宏观效果远远大于中国城市化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这样才能解释我们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而消费实际上是相对降低，2亿农民在这其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郭巍青教授数据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对消费的影响很小，对产出的影响很大，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消费在下降，产出在增加。
农民工收入，基本上是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状况，但是看农民工消费行为，基本上停留在农村居民消费的水平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习惯的问题，但是把文化和消费习惯刨开，其他因素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收入替代作用，农民工教育水平要比整体的农民教育水平高，某种意义来讲是农村里最有效率的工人，最有能力的工人，有一个收入替代作用。本来在家里种地是非常有能力，现在离开农村，某种意义来讲会降低农村的生产率，但只要是在广东增加的收入大于在农村降低收入的绝对值，这样对于家庭也是划算的。从某种程度来讲，替代的作用应该是充分地考虑进去。
在我们2009年做调查里，有25%的人在老家的收入是零，这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的乡镇企业消亡，可能背后有些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有人力资本转移的因素，最有能力的工人离开乡镇企业，跑到东莞打工，农村乡镇企业也就消亡了，所以农民整体收入增加不快。
另外一个是消费。郭巍青教授也讲到制度上的歧视，最主要制度上的歧视就是户籍制度。
从2009年做的调查来看，53%农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离开农村，从这个群体来看，他要求获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别强烈。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点不一样，比如你想在美国获得绿卡，但是多年以后你都得不到，然后你就放弃了这种期望，我可能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不想获得城市的户口，而是无法获得，就放弃了这个希望。从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
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对消费来讲是很高的谨慎性储蓄行为。因为户籍制度是非常实际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拥有本地的户口就可以上本地的学校，可以去本地的医院，如果没有享受城市户口带来的公共产品，肯定就要自己解决问题，没有对政府的期望。自己解决就是储蓄，所以我相信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老家建房是第二位。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还是要回去。所以期望在城市里呆下去非常低，就会影响他的消费。现在中国一直在讲怎么刺激内需，不解决2.3亿农民工制度上的歧视，怎么能够去根本扭转中国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外需的状况呢？
从2009年做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我自己算了一下，可能中国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美国的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我两个女儿在公立学校一分钱都不花，我的比例是零，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可能要花33%的消费用做教育。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因为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其他方面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是冲着公共产品愿意住在城市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情况。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制度上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长期收入增加的预期。城市化肯定是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这种收入增加是一次性的，从我们调查里面也可以看到，城市化对农民工的收入比在农村是有大规模增加，但这是一次性的，不会形成长期收入的增长预期。2006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做的调查里，有一个问题问“第一次涨工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是你此时此刻工作第一次涨工资是什么时候？95%是在2005年和2006年，也就是说5%是在这之前，至少在2005年以前就跑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里，几乎在这个岗位上是没有增加的。
消灭制度上的歧视，才能扩大内需
最后讲一下政策的讨论，我一直认为，从整体来讲，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因为没有长期的增加收入的预期。从政策上来讲，过去我们可以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美国碰到金融危机，这种策略已经是走到尽头了，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年1月1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新年》，讲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今年会对中国实行贸易的限制。连克鲁格曼这样做贸易研究出名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在公开呼吁保护主义，所以中国如果不解决内需，不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预期，不改变户籍制度，跟美国冲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为什么中、美会有冲突？美国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中国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一个国家生产东西很多，不怎么消费，另外一个国家正好是相反的，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真正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消灭制度上的歧视。
提高农民工收入，我认为最佳的途径不是通过《劳动法》去限制企业家的自由，但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可能也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讲，应该允许劳资集体谈判。另外，要农村改革，金融开放，使农民有一个选择，可以到农村打工，也可以在本地创业。在我看来，乡镇企业就是本地创业很好的选择，乡镇企业金融支持减少，只能去打工，这就是我对大规模农民工去打工现象的解释。
另外，要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现在刺激经济的措施，有些学者和官员非常自豪地说，这次经济刺激措施30%是跟民生有关系的，我说那你说的意思是70%是跟民生没有关系的。在我看来，跟民生没有关系的比例应该是0%才对。我觉得这个30%的言论特别有意思，我很难想象在其他国家的官员会讲出这种话。讨论问题的时候出发点太不一样了。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