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在国内做了几次非常详细的调查，包括对农民工的调查。我希望通过我们做的调查得到的一些微观数据来讨论一下关于我们中国宏观的问题。
在中国对农民工的调查基本上全是社会学家做的，好像经济学家对这个题目不是特别感兴趣。从传统上来讲，农民工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权益保障的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出现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统计局在2008年底做的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有2.3亿的农民工。我们通过调查表明，中国农民工对中国的产出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却非常慢。如果要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此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宏观经济学家对中国内需不足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储蓄率，另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发展。
提到农民工就会牵扯到城市化。如果看中国城市化指标就会发现，2000年是一个拐点，而恰恰是2000年，也是另外一个拐点，也就是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般会认为城市化带来的是中产阶级壮大，带来的是收入的增长，带来的是消费的增加。但是从中国宏观城市化的数据和宏观消费数据看到的状况恰恰是相反的。我会对这个问题作详细的解释。
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下列特征：政府储备率在6年之内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数是4.5，工资增长严重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大企业里75%的资产是国企，政治上是没有竞争的，对外资非常开放，非常欢迎。这是哪个国家？GDP增长速度是多少？
是中国吗？不是。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1968-1974年巴西的GDP增长每年11.4%，但整个1980年代是停滞不前，即所谓丢失的十年。像巴西这种国家，1950年代的时候人均GDP就相当于我们的台湾省、韩国的两倍，到现在大概连三分之一都不到，1990年代有多次金融危机不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政治上也不稳定。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有些方面和中国是相当相似的。而且巴西当时被外资看好，被认为是“经济奇迹”。这些用词今天都被用于中国。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消费和内需的下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低是因为我们东亚文化强调储蓄，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也是东亚，也是有东亚文化的，它们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远远比我们中国高。虽然今年消费官方数据很好，社会零售增加了15%，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很复杂的，中国的社会零售一部分是家庭消费，一部分是机构消费。在这方面我找不到特别好的数字，所以我自己去查中国统计局的关于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支调查，用它的收支调查数据跟官方的比例做比较。机构消费差不多是整个零售消费的25%，而在1980年代为10%，到了1990年代，机构消费占整个零售消费大大增加。
我自己很怀疑15%里边有多少真正是家庭消费。从过去历史的数据来看，机构消费在整个消费中占的比例非常大。再解释中国消费下降的问题，一种理论认为，是谨慎性的储蓄和社会保险不足造成的；另外一种理论认为，谨慎型的消费主要是因为收入过低，而不是因为储蓄过高。我自己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说中国消费下降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落后于GDP的增长。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消费比例都比中国要高15%-20%左右。那些第三世界并不是有很发达的社会保险体制——印度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社会保险机制，但是消费占GDP的比例却相当高。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两份报告，第一个报告认为储蓄过高，他们展现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储蓄从15%上升到2005年的23%。另外一份IMF报告认为,即使你考虑到储蓄率上升的话，也只能解释消费下降8%其中的1%。也就是即使考虑这个也不能全面解释消费的下降。
第一份IMF报告对储蓄的算法里头有一些稍微复杂的问题。它的算法是储蓄等于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如果你要看美国国民核算统计数据，是个人储蓄等于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支出，“个人支出=个人消费支出+个人利息支付+个人转移支出”。IMF采纳了对消费非常窄的定义，如果不采取这个定义，采取美国定义的话，可能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此外，199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消费支出平稳上升，但是个人支出增长很快，税负增加也很快。IMF经济学家做统计的时候，计算的是个人所得税，但是没有计算1990年代的新增税。在我看来，那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过低是因为储蓄率过高，很可能这里边有计算错误，很可能他们把中国的储蓄率高估了，如果重新做计算的话，可能得不出这个结论。我想指出的是，周小川行长在2009年7月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家庭储蓄率并没有提高，而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提高了。所以我想中国家庭消费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升高，而是因为中国收入的增长相对于GDP来讲严重滞后。
在农村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从家庭收入增长来看，1980年代是家庭收入增长的黄金年代，那时家庭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1990年代GDP增速还是很快，但是家庭收入明显放慢。200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有十几年非常慢的家庭收入增长，所以基数也是很低的。另外有一点我自己也很不明白，就是当政府包括2008、2009年农民收入增长8%-9%的时候，再仔细看调查高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加权系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到了2007年，中国统计局对农村最富有的家庭加权系数是30%。30%多被调查的家庭是中国农村最富有的家庭，而到2004年、2005年时只有8%左右。当然这可能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加权系数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是抱有一定疑问的。不管怎么样，2007年农村家庭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不是提高到8%和9%我是有疑问的。
我觉得中国消费和家庭收入相关系数非常高。收入高，消费也就增加了，收入增长低，消费增速也就会放慢。1980年代农村消费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1980年代增速非常快，而且跟当时收入增加速度完全吻合。
我为什么要重视农村经济和农民？首先，农民的人口基数非常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对整个宏观影响也非常大。按照统计局的统计，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群体非常大。此外，我一直认为农村经济是重视市场化的经济。1990年代有大规模农民工的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化，到底对居民的收入是怎样一种影响呢？
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不是会起到促进收入、促进消费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密度有没有增加。但我们从中国城市化的统计数据来看(再次说明我们只能看到2004年的数据)，至少到2004年看不出来中国城市化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基本上是新的城市建立。如果你要看人口密度中位数的话，人口密度在1990年代还是有所下降的，并没有上升。
在我看来，中国城市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土地是公有的，是政府控制的。如果这种城市化通过大规模土地扩张，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行政性的城市化，而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形式的城市化。比如我现在跟一个印度的学者在做中印城市化研究，我们就是把印度城市化的定义套在中国的数据上，我们这么做，就会发现中国400多个城市如果用印度的定义可能会降低到200多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用印度人口密度衡量中国的城市，差不多有30%-40%的城市达不到印度人口密度的标准。
像这种行政性的城市化，对居民收入到底有什么影响？肯定正负面的影响都会有。首先正面的影响就是农民工的影响。我们做研究发现，这种收入的增加完全是一次性的，一个农民一旦转成工人，转变的过程对他的收入有非常大的增加。但是一旦变成工人以后，工资的增加是非常难的。另外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率，他们的生活成本很低，也就是提高了城市居民实际的收入。因为我们过去要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些产品和服务，现在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到了。
1990年代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破产，也许和农民工现象出现有关系。当然我没做过研究，仅仅是假设。另外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市场机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我丢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我的土地会升值，我丢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从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对我来讲也相当于没有失业。在美国、韩国、台湾省都有补偿的机制。因为我们的土地是政府国有的，因此土地公有制这种补偿机制就失灵了。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这种城市化对政府、对居民收入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都有，我们就应该关心净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周小川在去年6月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还是很正确的，就是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居民收入大大的增加。这跟我们做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这是做统计的研究，我用了不同的城市化的变量，也用了很多不同收入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城市化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收入变量，都看不出来从1996年到2004年大规模的城市化对居民的收入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2000年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家庭消费和GDP比例下降比较快的这几年。在我看来，这和农民工的现象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在产出上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城市化和农民工对消费的贡献。农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但他的消费行为基本上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了，通过一次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有所提高了，但是消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年龄段。这里头也不是特别复杂，第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和习惯。我们这些人到美国去，不是刚刚到了美国，消费习惯就是美国人的习惯了，我们还是有中国人的习惯，有消费的惯性。
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有收入替代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绝对是农村里最有能力的劳力。农民工收入的水平和纯粹务农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距离非常大。这里边很可能有替代的作用，即我是我们家最能干的，我离开了农村，剩下的这些人产出就减少了，如果认为农民的个人消费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收入，而是家庭收入，即使个人收入有所提高，可能也不会改变消费的行为。
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我们这种严重制度的歧视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也就是户籍制度。我们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而在这1500人里头只有30%的人有对换户口的期望，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
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是非常强的。他们的储蓄率是40%，我们又去看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做的调查，比如在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左右。当我们问到农民工为什么要储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乡建房子，他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十几二十几年，但还是期望要回到农村去。我刚从东莞一个农民工小学回来，这个小学完全是农民工自己办的，私立的学校，基本上一个农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当于整个支出的30%多。30%是什么意思？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能占开支的30%左右，如果送到公立学校就一分钱都不用花。
在城市办学校应该比较便宜，因为人口密度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但是恰恰因为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这是中山大学2006年的调查，我们设计的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一年，95%的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他涨工资的办法是靠换工作来涨。所以研究数据还是有增长的。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对农民工的调查，是德国的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我们就把他的调查跟我们的调查做了一个比较，后来我发现，如果1993年到2005年抛弃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非常低。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现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家电下乡这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今年在美国是政治年，今年中美贸易之间的冲突肯定要加剧。所以政策调整在我看来是相当紧迫的，如果你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不增加他们的消费，还像往年一样依靠外需增加，在我看来这种可能几乎没有。增加农民工收入，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在我看来，提高农民收入最佳途径不是通过 《劳动法》限制企业家的自由，而是应该集体谈判。在农村金融开放，使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个选择，他们也可以去创业，创业是需要金融支持的，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我们访问的多所小学虽然每年要接纳非常多的农民工子弟，东莞市政府对他们没有一分钱投入，而农民工在东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税收，但是他们得到的公共回报和他们的贡献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作者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