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与中国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放手对其政治体制进行自由化。这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中国没有“剧变”与未进行政治改革没什么太大关系。真正的原因是之前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如今，中国面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出口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大量农民工或者失业或者被迫接受大幅减薪。中国要走出其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刺激内需，甚至维持社会稳定，关键也在于如何在中国农村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发生的奇迹——那十年，农村人口的个人收入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增幅放缓到不到4%；而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这一增幅大约是5%-6%。
中国过去的农村奇迹得益于八十年代乡村地区重大的政策放开。当时，政府着手引导财政资源进入萌芽中的私营经济和农村中的企业活动。农村金融体系也获得了一定灵活度，非国营的资金提供者被允许与国营金融机构在吸引存款和进行放贷方面竞争。在农村地区，政府系统化地破除阻碍商贩在城区进行买卖的政策壁垒。农民企业家们，反正从来没有享受过终身制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很快就抓住了改革带来的机遇。他们充分利用了城市的高收入和城市中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在八十年代，农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便是商业收入——农村家庭经营小企业的收益。
这一切在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以城市为核心的大规模投资战略，并成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新机场与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但农村收入却未能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个人所得增长率降低到八十年代的一半。我对家庭调研详细数据进行的分析也显示，农村金融体系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崩溃。八十年代，接受调研的农村家庭中大约30%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信用资本。但在九十年代，这一数字下跌至10%。而与此同时，农村家庭需要负担更高的税赋、教育费用，以及医疗费用。
当大多数中国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时，整个国家的个人消费水平下降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过去20年间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大幅 缩水。2007年，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3%，比九十年代初下跌了10%以上。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水平能接近这一数字。印度的消费水平比中国高20个百分点，巴西高25个百分点。而中国的低消费与东亚文化无关。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消费占GDP的比例均超过55%。
很多分析家敦促中国降低出口以解决全球失衡。但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考量，不是中国为什么出口这么多，而应该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这么少？要让中国公众的消费带动GDP增长，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农村八十年代所享受的商业和金融环境，把农业改革和农村人口福利放到其政策问题的优先考虑位置。目前中国政府所启动的一系列政策很有成效，比如降低农业税和学校收费。但他们需要也能够做的更多。回顾八十年代，中国不但着手放开经济，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因此，中国应大胆地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取消户口制度（这一制度限制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取得城市居留权），赋予农村居民彻底的土地交易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强化八十年代改革的另一个产物——通过村级选举改善农村基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