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推迟决定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一场危机暂时化解。但是，凭心而论，中国也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之道了。

所谓人民币币值被低估， 依据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顺差和由此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 顺差是事实， 但是，影响顺差的因素却不止汇率一个。

笔者认为， 在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测试前， 如果不首先解决影响顺差的其他因素，比如其中最首要的出口产品价格中被低估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就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後代的犯罪。

2009年，《时代》杂志把“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和格林斯潘、周小川一起推上了年度人物榜。有媒体将此称为“带泪的荣耀”，因为，这群“中国工人”，“勤劳坚韧”地在沿海的血汗工厂和城市的建筑工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是却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发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指出， 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而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显示， 2008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只占GDP的29%。郎咸平的测算更是令人目瞪口呆， 2009年这一比例仅仅为8%， 全球倒数第一。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应随经济发展逐年升高。在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目前多在50%以上， 高的可接近70%。 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国，即使这一极低的比例仍然不能反映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付出的全部，“城市的边缘”、 “残缺劣质的生活”、“寡妇村”、“留守儿童”、“开胸验肺”、“跳楼讨薪”都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是本应计入产品价格的成本。

但是，被严重低估的劳动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带来的却是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国际指责和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如果人民币就此升值， 後果有二：一是为了加大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企业主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二是千万工人在血汗工厂劳动换来的外汇储备缩水。

这并非危言耸听。 2009年就曾有人建议，为应对金融危机取消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盘剥已经赤贫的工人。据媒体报导，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曾怒言：企业的经营者不要总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上打主意。

在劳资双方的关系中，工人适度的工资和福利标准从来都不可能是资本的恩赐， 除了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保护外，很大程度上是劳资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单个工人跳楼也好，开胸也罢， 力量极其有限。根据国外的经验， 强势工会在与资本议价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也是政府无法替代的角色。

因此，中国的工会是时候摆脱政府的影子，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 承担起制衡资本的责任了！

可以肯定， 如果7.75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得到提高， 他们不会去巴黎购买奢侈品，而是会给老人买好一点的衣服， 让孩子喝好一点的奶粉，从而拉动内需。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应有的成本被计入出口产品价格，国际贸易摩擦也会相应减少。

再有就是“黑色发展”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眼前的招商引资、出口增长、经济发展，严重压低环境价格，这实际上是对还不可能主张权利的子孙後代的剥夺。

为矫正这种现象，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成立了绿色GDP核算课题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套核算体系以计算GDP中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通俗点说， 也就是用将环境和资源代价计入成本的“绿色GDP”取代忽略环境和资源因素的GDP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标准。

“绿色GDP”试点工作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等10个省市开展。但很快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因而没有得到全面的实施和推广。

至今， 由污染引发的社会事件频仍， 2009年，陜西凤翔、湖南武冈、昆明东川区、河南济源相继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0年，湖南郴州桂阳等县再报类似事件。

被低估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与工资成本一样， 也压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而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对子孙後代的欠债。

当然，无论是工人的工资问题还是绿色GDP问题， 都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干涉。但是，他们却有权利将此计入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升幅之内，与中国讨价还价。他们也可以把中国工人推上《时代》年度人物榜， 让我们心怀酸楚， 无地自容。

除此之外，中国的顺差中还有技术成本被低估的因素、热钱流入的因素等。 扣除这些因素之後， 人民币汇率究竟是被低估还是高估还是未知数，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这一道理。但是 ，为什麽人民币汇率仍然成为靶子？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的汇率的形成机制还不够市场化。

因此，笔者认为， 眼前的危机过後， 相关部门最该做的， 可能并不是测算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幅度， 而是让出口产品价格更真实地反映成本， 而是让汇率形成机制更为市场化。（注：作者为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