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文化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暮年壮志，赶上这拨“文化”大潮，或作演讲，或制文章，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命运发了许多议论，并以其德高望重的人品，学贯中西识见，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起到了领袖群伦的作用。季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令我辈后学由衷地敬佩，但纵观他的文化研究，却不能不使我们扼腕叹息。我们万万没有料到，像国学这样严肃、神圣的论题，季先生却用“车上那个几分钟的灵感”或是“胡思乱想”轻易打发掉了。（参见《西方不亮，东方亮——季羡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演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冬之卷，下引此文简称《西》）这实在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仅如此，季先生的“灵感”一来，东方就要“必然”代西方文化而起了，这也同样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对于这种“文化研究”，我们经过深入思索，不能窥其堂奥，因此不揣浅陋，特向季先生请教，希望先生能给我们指点迷津。

一

季先生认为，现在是“该客观地、全面地讲东方文化、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的时候了。”（《人民日报》，1994年12月6日）季先生说：“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不对的，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今‘国学’再度被提起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想让社会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一是从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出发。”（同上）季先生的这些话对国学研究非常有益，我们完全赞同。但是季先生对东西文化研究了之后，便向社会宣布：“西方文化不行了”、“东方文化要取代西方文化”。无论在什么场合，季先生都这么断言，望九之年，乐此不疲。然而这种“客观地”、“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却使我们困惑不已。

季羡林先生说：“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季先生对西方文化的这个结论（当然，季先生决非最早和唯一这样说话的人，比如钱穆前些年就说过这种话，“新儒家”者流中这种观点较为普遍）如果只是一种主张，我们似乎不便说什么话，但如果是一种科学研究，则似乎要作进一步的论证。像东西方文化及其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是否能够随口一说就完事大吉，作为一位学者，季羡林先生可否再给我们一点点拨？

季先生置东西文化于水火，也对二者作了一定分析。季先生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是不同的。“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天人合一”新解》，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下引此文，简称《天》）在季先生看来，综合的自然优于分析的，比如中医，就比西医强。（《再谈东方文化》）季先生这话实难明白。西医概与中医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治病救人，也有其所长，比如对付瘤子之类，药石怕是不济，最终还得动刀。但季先生说，中医全面考虑，多方照顾，较西医更合于辩证法，胜过西医。“中国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精神。”（同上）关于中西医的不同，我们以前听说过，而它们的好坏却闻所未闻。中医是否真的胜过西医，我们不想向季先生请教，我们只想请教：以此作为东西文化分野的论据，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况且，说到综合，亦并非为我们东方人所独有。西方人也讲综合。古代希腊人就讲辩证法，这一思想在西方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直至当代也不绝如缕。这是任何一本哲学史中都可发现的事实。分析与综合，是不同的思维方法，似没有好与坏的区别。无论东方西方，都要用到这些方法，这是难免的。即使崇尚综合如季先生者，讲到东西文化之别时所用的也是分析的方法吧？

二

除了综合与分析的对立和好坏之外，东西文化的优劣胜败便主要表现在与此有关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季先生认为，这是东西文化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季羡林先生说，西方的病源在于“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而东方文化决不如此。比如，“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的表示同情的表现，在在皆有。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对鸟兽表示出来的怜悯与同情，十分感人，西方诗中是难以找到的。”（《天》）而且，东方的一些宗教，如佛教等，还反对杀牲，反对肉食。（同上）但东方人并非不吃肉，不过依季羡林先生之见，个中大有“文化”的不同，东方人的吃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同上）而西方人的吃肉，则完全是“向大自然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