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三十多年前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遇罗克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最起码的常识：人生而平等。他的勇气从何而来？本文指出了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人牺原型。在人牺原型的英雄感和崇高感的激励下，遇罗克开始了他的启蒙行动，一方面对大众进行批判；一方面则提出疗救的可能。而他的启蒙意识却又是来自于“五四”传统。
关键词：血统论、出身、人牺原型、启蒙
一
对今天大多数和我一般大的青年来说，“遇罗克”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当然，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显赫过。但在三十多年前，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为他的自由的言说付出了代价——他的生命。如今，要想了解一下遇罗克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对那个时代作一回顾。三十多年的时间尘封了一段惨痛的记忆，“出身”似乎已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因此，下面费一点笔墨对“出身”问题作一介绍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从50年代到70年代，出身问题曾经长久地困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人按照出身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如入团、入党）、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按照出身所作的典型的划分就是“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出身和“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出身两大类。“尽管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儿孙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黑五类”的子女将不能入团（更不要说是入党了）；他们将不能上大学；他们将不能进入工厂等较好的单位；同样说一句反动的话，对出身好的孩子来说是教育问题，是影响问题，对出身不好的孩子来说就是性质问题了；他们的婚姻都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地、富子女”只能和贱民通婚……所有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解释，唯一的理由就是你出身不好。说到底，这种将人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政策歧视，而且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被认为是党的“阶级路线”——出现的。它意味着青少年必须要为他们的父辈的过错承担本不属于他们承担的责任。这种身份歧视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的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1966年7月那副著名对联的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它的荒谬性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深入人心。那么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作为一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血统论”是如何产生的呢？又为什么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呢？
“某种社会思潮能够风靡一时，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观念自身的主观条件及促使其形成的外部社会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观念的主观条件不能以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为先决条件。因为……那些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念形成社会普遍思潮的情况并不乏见。”然而，全面分析“血统论”产生的历史原因却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对本文来说，指出其自身的主观条件（即理论所得以建立的基础）已经足够了。
凡是在中学或大学里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那个内因与外因辨证关系的原理：内因与外因互不可分，内因在事物的发展上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种论述成为“血统论”之所以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有趣的是，“血统论”的提出并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最早的一代红卫兵（通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的父母大多都是高级干部，即当权者。因此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自豪感，自称“自来红”，具有当仁不让的接班人心态。在他们看来，他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里，从小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他们的上一辈是跟着党、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因此，他们声称，“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那么同样的，那些“黑五类”的子女们因为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剥削阶级所影响给孩子的是剥削有理，是对新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后天的影响虽然也会起作用，但因为外因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黑五类”的子女们是“自来黑”。
说起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可寒心的一幕。距离“人生而平等”思想的诞生已经有200年了，中国却还盛行着“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谬论，真是“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常识已经遭到践踏，那么谁来捍卫常识呢？
二
遇罗克站了出来。但，凭一己之力“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行的。在具体论述遇罗克是如何向谬见挑战之前，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精神力量的来源。
在遥远的古代，初民们为了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料，出于对自然神的崇拜，经常举行一些祭礼活动来祭拜自然神，以此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业部落更是如此。为了表明自己的诚心，他们往往以某个或某些成员为中介建立部落与神之间的精神联系。中介人往往由主祭人将其碎尸万段，或撒遍部落的土地（带来丰收），或为部落成员所分享（食用）。这样，这些人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中介人既是献给神的祭品，又是神的模拟体……作为人与神的中介和模拟体的人牺成了给部落带来幸福的特殊人物，其特殊性渐渐内化为人牺本人内在的英雄感和崇高感。”这种人牺原型的英雄感和崇高感潜藏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而且在历史的演进中“常常以英雄原型的各种变化在各种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在后世的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牺原型在各自的时空环境下的显现。夸父、屈原、普罗米修斯、苏格拉底、布鲁诺等莫不如是。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人牺原型具有以下这样的特征：1、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坚信不疑，“虽九死其尤未悔”（在远古时代的初民那里，表现为有些人牺是自愿献身的）；2、有高度的自觉意识，自觉地承担起谋求族类利益和人类幸福的神圣使命；3、为了自己的使命，不怕忍受任何苦难，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并对此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在遇罗克的身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种人牺原型的显现。他在《1967年总结》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血统论的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抗议，强烈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赋予我的义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人先走了一步。……这些文章（指《出身论》及其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十几万字的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映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影响了不知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决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总之宗旨。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任何惩罚都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这一段话是对人牺原型在遇罗克身上的显现所作出的最好注解。它典型地体现了人牺原型所具有的特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建国后所推行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强化了他的英雄感和崇高感。
那么，遇罗克所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启蒙。可以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与地位的集体认定。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优势感和精神优越感，总是觉得自己天生就有一种帮助大众的责任与义务。启蒙者事先提出了几个先天性的假定和二元区分：错/对，落后/进步，黑暗/光明，谎言/真实……在他们看来，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后者，而他们则是指导者。启蒙者的这种主动的身份自我认定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人牺原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前面说过，人牺是神灵与常人之间的中介。表面上看来，人牺是献给神灵的，但实际上，人牺自我献身的最终指向却是为了大众——给他们带来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人牺只是神灵与大众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这样一座桥梁，大众从神灵那里得到对五谷丰登所作出的承诺。在启蒙者那里，神灵被置换成了启蒙者自身所坚信并准备为之献身的真理。他们的人生意义就在于让大众通过他这座桥梁来获取对真理的认识，从而对自身状况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善。
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产生于“五四”时期。对当时的先驱者来说，启蒙包含两个相反相成的含义：一是指出他们身上落后、蒙昧的一面，并进行批判；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为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这正如一位青年学者在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启蒙理性需要指出世界的病症，并对这种病症进行一种严密的逻辑分析，而且提出一种反省，认识病症的确切所在和对付或疗救病症的可能。”鲁迅等当时的启蒙者正是通过批判来进行启蒙的。建国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知识分子应当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等思想大大减弱了启蒙的色彩。但“五四”启蒙传统却一直并没有中断。从遇罗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显然受到“五四”的深刻影响。
人牺原型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启蒙情结的根深蒂固使遇罗克终于向“血统论”宣战了。有的人牺之所以自愿走上祭台，是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族类的苦难。同样，亲身经历和在社会上的所见所闻使遇罗克不能无动于衷，他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于是他开始了大量的阅读。有意思的是，后来第一批开始反思“文革”的人几乎都是从认真阅读马列原著开始的。遇罗克也同样如此。短短的几年中，他读完了包括《哲学笔记》、《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马列经典在内的一大批文、史、哲书籍，最后终于达到了博古通今的地步。前面指出，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的身上都有人牺原型的影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建、宣传、发展过程中，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物的身上都可以见到这种精神。一些其他的思想家也莫不如是。而“后世杰出人物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生命能量，最大限度地赋予自己的生命意义，常常……自觉地与崇高感和英雄感为内在特征的人牺原型趋近而重合。”这种“趋近而重合”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历史上具有这一特征的人物表示认同，例如屈原在流放途中反反复复地吟颂伍子胥功高被杀，比干忠谏而死的故事，“即是在心理上渐渐趋向于他们的大义献身，期望着自己早日与他们的光辉形象合一”。因此，长期的大量阅读在这里就具有了两个作用：一是扩充了遇罗克的知识面，使他具备了批判的武器；一是促使他进一步地与人牺原型进行高度的情感认同。
对自身所认定的真理的坚信、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内在的为真理而献身的自豪感使得遇罗克无所畏惧。随后，他发表了以《出身论》为核心的一系列文章。他发现，过分注重家庭出身是将家庭影响神秘化的后果，而这正是把“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封建的东西还有庞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首先指出，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前面说过，“血统论”所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内外因的辨证关系原理。然而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老红卫兵们却把内因与遗传划上了等号，而且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这样的逻辑，老子的思想将会通过遗传密码完全移植到子女的身上。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遇罗克指出：“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 “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方向的。”遇罗克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在他看来，即使是出身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也完全能够在社会的影响下接受新的思想。其后，遇罗克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那就是：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这一点，是血统论者所无法驳倒的。为什么一个工人的儿子仅仅因为其家庭出身“红”就有资格凌驾于本身即为工人的人之上呢？
然而，作为启蒙，仅仅指出“血统论”理论上的荒谬之所在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切只看出身的对立面，遇罗克并且开出了治疗“血统论”的药方——“重在表现”，而表现与出身关系甚小。表现是属于后天的，是本人经过主观选择后所采取的行为，是人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出身是先天的，本人并不能够左右，那么，为什么要让死的标准来控制活的人呢？当时有两种论调，一种叫做“既看出身，也看表现”；一种承认“黑五类”分子的子女和他们的家长不一样，但是“他们不保险”。针对前一种论调，遇罗克一眼就看穿了它的实质——不过是“出身即成分论”的翻版。因为“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他大声疾呼：“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针对后一种论调，他举出了大量的事例，证明恰恰是很多出身好的人不保险。
关于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评和有关“出身”问题的看法，就不再征引了。因为坦率地说，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所说的实在只是一些常识，他实际上是在向大众宣讲常识。我更愿意把《出身论》等一系列的文章看成是启蒙读物。启蒙的对象有两种，一是“血统论”的提出者和支持者，一是当时屈服在“血统论”下的大众。在那一系列文章中，他的思想核心可以一言以蔽之——“平等”，即为在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平等。应该承认，在卢梭那里，“人生而自由平等”只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先验性的命题。但是这样一个命题恰恰缺乏足够的、让人信服的证明。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但是作为一种理念，特别实在政治权利上，就像上帝的存在无法得到证明却必须为上帝保留一块地盘那样，它有着合理的存在价值——指引着人们向这一终极目标不断地努力，以求靠近。
人牺是神灵和大众之间的中介，而且其最终的服务目的也是指向大众的，但是作为神灵的模拟体，他的神力来自于神灵。因此，其在力量的获得上，他只需要对神灵负责，不需要对大众负责。在启蒙者那里，神灵被置换成了他所信奉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他在长期的独自探索中得到的。因此，在对真理的认定上，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他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在政治上“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附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里，遇罗克所公开发表的文字不得不采用当时的流行话语的话（当然，人不能超越于时代，毕竟遇罗克只有二十几岁，他不能不受“文革”的影响。我们无需过度地拔高他），那么在他的日记中，他却写下了一些“异类”的话。例如，他指出不能在斯大林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指出今天“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批评陈伯达，批评政治对文艺的过分干涉，如此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宝贵思想遗产。
他同样也不需要对大众负责。对遇罗克来说，内心深处从“五四”继承而来的启蒙精神使他自觉地对大众进行批判，这在客观上也使他不再对民众盲目相信。事实上，当一个知识分子主动地把自己放在启蒙者的地位上的时候，无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他很难再对大众保持一种平等的对待。于是我们在他的残留的几十篇日记中读到了这样的话：“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为什么群众‘哄’起来？那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
后来的事实证明，对民众力量的过分崇拜，正是“文革”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这一点来说，遇罗克不愧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别人先走了一步。”
三
“血统论”并没有横行太久，那副对联很快就被官方判处了死刑。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形的对联一时消失了，但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后，依附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等依然存在那样，困扰着中国人的出身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勇敢的站出来同血统论进行斗争的遇罗克却付出了代价——被判处死刑，然后倒在十万人的欢呼声和几亿人的沉默中，罪名是捏造的——“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里面的是是非非，已不属于本文所要探讨的了。
在徐友渔先生看来，烈士和思想家是最能给同时代人造成巨大影响的人，而“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遇罗克终于走上了祭台，不过不是献给真理，而是献给了常识。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谎言、蒙昧时代，他坚决地捍卫了常识，从而完成了献祭过程，与人牺原型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形象上光荣合一。
他的早死，使我们不能看到他的更精彩的思想，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而且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无道。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清醒的思考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