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者》编辑部按：
去年秋天，我们邀请了《异议者》编辑之外的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参加美国政治和文化论坛。现在似乎是举行这种讨论的好时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美国政治不再由保守派主导，但新自由时代还没有开始。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资本主义第一次成为在全球盛行的体制，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它的成果总是分配不均的。美国学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或者愿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都决非清晰可见的。
1952年, 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类似的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该杂志的编辑写到，此次研讨会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事实。”1930年代鼓吹社会主义的大部分作家不再自认为“反叛者或者流浪者，”冷战早期，许多人甚至同意美国“至少在军事和经济意义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保护者，”但很少知识分子把他们对国家的新乐观主义延伸到大众文化上。《党派评论》编辑抱怨说“大众文化的倾向是排除任何不符合大众规范的东西，它创造和满足虚假的欲望，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文化已经沦为商品。”
在如今动荡不定的时代，让这些以思想深刻思想、创造性强而闻名的大家反思对其事业和国家有重大意义的议题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提出了如下四个问题：
1. 美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如电视、电影、大众市场的书籍、通俗音乐以及网络应该是什么关系?
2. 学术界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社会的交流?
3. 美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参与美国政治?
4. 你认为自己是爱国者还是世界公民？或者你是否有帮助形成自己政治观点的其他效忠对象?
每个作家可以选择回答一个或者所有问题。本期刊登狄奥尼、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杰克逊·里尔斯、玛萨·诺斯鲍姆、卡萨·波利特、迈克尔·托马斯基、卡特里那·梵登·何弗、里昂·维斯提耶的文章。我们期待下一期有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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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狄奥尼（E. J. Dionne, Jr.）
15年前，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用一个确切又有破坏性的比喻描述了他看到的学界左派在民主政治中弃权的现象。他在《共同梦想之光》（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中说左派“向英语系进军”，但右派占领了白宫。
左派知识分子不想承认他们受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政治的影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虽然政治上的右派积极鼓吹私有化的福音、追求个人满足的美德，但学界许多进步人士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从政治上退却。美学激进主义取代了政治激进主义，有关文本和经典的战斗取代了政府应该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以及谁的观点应该定义主流政治思想的斗争。
右派从修正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学到的东西似乎要比左派多得多。他们明白思想在影响政治竞争和经济斗争中的强大力量，虽然葛兰西实际上是学界左派的先锋。
典型的是，恰恰是左派自己被控过分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著作政治化。但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国右派投身于炮制可以用在政治上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努力是徒劳的，国家干预给经济领域带来危险，贫穷的主要原因是道德堕落。这些叙述主导了克林顿时代的政治讨论。
2001年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该变化的工具不是竞争性的左派叙述的兴起而是对乔治·布什总统的本能反感。这种反感不仅左派有而且大部分政治中间派也有。奇怪的是，甚至左派对布什的反应都根源于他们对其激进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政策的保守派冲动。
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在2004年《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令人恐惧地抓住了布什激进主义（没有别的词可以用）的特征。萨斯坎德这样描述他和布什中尉的对话:
这个侍从武官说像我这样的人处于“被称为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中”，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相信解决办法来自你对可辨别的现实的有远见卓识的研究”的群体。我点头并嘟囔了几句启蒙原则和经验主义的话。他打断我，“那已经不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方式了，还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个帝国。我们采取行动时就是在创造自己的现实。在你们明智而审慎地研究那个现实时，你们肯定会研究的，我们将再次行动并创造新的现实供你们研究。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们，你们所有人只不过是研究我们做过的事而已。
左派知识分子突然认识到仅仅控制英语系是不够的。自我边缘化意味着被抛在一边，只能“研究”别人制造的现实。这是对民主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到了重新回到“历史”创造者行列的时候了。
但是在美国故事中当演员需要受到民主实践的纪律约束和限制。它要求相信美国民众的智慧，投身于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还意味着降低乌托邦期待，接受短期改革的必要性。也意味着离开研讨会教室，来到大学周边和社区村落。在2008年奥巴马选举活动中许多人经历的兴奋不过是重新发现了积极参加民主活动的乐趣。
在民主社会，政治投入就是爱国行动，是表明自己相信民众判断力的宣言，最终也是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的表现。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说法是对的，即真正有效的社会批评家是嵌入在自己的社会中的，虽然与社会保持距离，但他的批评是出于爱，而且爱往往占主导地位。
沃尔泽在《批评家一族》（The Company of Critics）中引用了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话: “不尊重社会主流价值的运动是不成熟的运动，是无法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的。”沃尔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批评说出了民众不满的心声或者阐明了民怨背后的价值观时，其力量就是最强大的。”
请注意沃尔泽为批评家确立的两个义务：表达“民众不满”的民主义务和阐明价值观的思想义务。后者可能是颠覆传统认识或暴露社会通常忽略的东西或揭露政府践踏其宣扬的根本价值观的地方。
很少有领袖比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更好地体现了嵌入式批评中天生的爱国主义。两者都使用美国建国文件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与现实的背离来开展社会和政治运动，从而为美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林肯谈到了“自由的新生”（特别强调），并向“诞生于自由的国家”致敬。他呼吁国民“爱的纽带”，呼吁“我们天性中善良的天使”，还谈到国家“未竟之事业”。他相信国家能够完成这个事业。
马丁·路德·金给美国黑人描述了“期票”，追求“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誓言。金的该期票是“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的支票”的宣言是阐释价值观的经典练习。国家的罪恶不是来自其作为核心思想的价值观而是没有能严格履行这种价值观。因此，金怀抱希望。金宣称“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
但是，金知道，要求承兑支票只是第一步。民主政治是不断进行的承诺。无论多么激动人心，单单一次选举都不过是行动的开始。而且，嵌入式批评家和权力的关系肯定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这个阶层包括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但并不局限于这些人。
这里，政客林肯和先知般的积极分子及批评家金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政客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够做的事上，人们期待他拥有现实主义者对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批评家总是指出仍然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并不充分的改革、没有理顺的扭曲和骗人之处。金宣称“不，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至少可以说，那是政客无法遵循的标准，但它是必须呼吁和提倡的标准。”
已经去世的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试图做不可能的事，坚持他在为“强调可能性的左派”而奋斗。这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因为它要求积极分子和批评家牢记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行动分类：责任伦理和绝对目的伦理。
作为笼统的主张，民主政治要求责任伦理。说服是漫长的过程，改革总是一步步达成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比后退好，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能够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到客观情况的限制。一场选举、一个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即使很大的法案）、一个民权法案、一个劳动法改革等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步骤。它们不是目的地。
但有些批评家不满意。他们要求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即使当权者同情他们的目标。即使在取得进步的时候，他们还是确定了比现在更好的未来标准，或许尤其是在取得进步时，期望更大。
这两种批评家都是必要的。如果牢记韦伯的劝告，它们都能为民主进步做贡献。林肯需要废奴主义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刺激和激励，富兰克林·罗斯福需要劳工运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需要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
民主政治中自我边缘化决不是一种选择。光做出姿态还远远不够，焚烧国旗并不能摧毁一个国家。英语系不是白宫。韦伯写到“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这至少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在2001年至2009年学到的东西。
狄奥尼，乔治敦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著有《美国人为什么讨厌政治》，最新著作是《灵魂丧失：重新抓住信仰和宗教右派之后的政治》。
研讨会：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
我把自己看作对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表现感到失望的人之一。我并没有期待奇迹的发生，但是我曾经希望政治中更大转变：终结阿富汗战争、迅速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谴责虐待转运囚犯、无休止追剿到处躲避变化多端的恐怖主义。在去年的选举日，我预测更加慷慨的医疗保健法案和恢复对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适当监管。当奥巴马用流畅和有力的声音宣称“你能相信改变”时，他引导我们期待他做这些事。我知道候选人奥巴马呼吁的并非简单的政治风格转变，不仅仅是呼吁把无赖撵走。我想相信它也是一个重新校正道德指南的呼吁，引起我这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和研究20世纪美国历史的学生的共鸣。
现在我觉得，我们，我们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招致了总统和国家的失败。我们应该为自己也卷入的政治泥淖承担部分责任。奥巴马候选人提出了一些大议题。他呼吁回归如解交被拘禁者并调查拘禁原因令（habeas corpus）等宪法原则或者重新定义公平正义。他鼓吹在诸如民权、职业健康和安全等领域的法治的恢复。最重要的是，他推动公平的精神，这将预报“后种族”时代的到来并重新定义我们对更平等社会的承诺。选举期间，奥巴马临时性地挑战了流行的反政府视角，指出政府可能是积极的工具，能够增强社区安全，推动机会平等，做出更多善举。不过，虽然这些形象能抓住选民的想象力，但这些承诺却一直被弃之不顾。
选举过后，这些新方向的呼吁都消失了，淹没在华盛顿的日常政治争斗以及奥巴马政府没有能充分发出原则性强的道德理想的失败中。我觉得，正是在这最后一个领域，左派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关键的作用。在过去40年里，保守派（以及其中的知识分子）把大众的精神从对自由的承诺转移到对社会福利（体现在新政）的承诺，甚至转移到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保守派使用自由和个人主义语言，诋毁任何社会语言，重新定义了从正面到负面的政府观点。“公共的”变成了包含不必要的捐税、糟糕的服务、管理限制、效率低下等隐含意义的肮脏词汇。“自由主义”成了政治死刑。“民主”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因为保守派让选民相信让更多人投票不过是扩大穷人影响力的阴谋。像“生活的权利”和“家庭价值”等包含着新右派期待的含义的概念进入大众媒体，并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新政策之中。美国现在允许私人公司经营监狱，允许雇佣雇佣军来赢得战争，给工人组织创造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除了待遇微薄的工作外，拒绝为大部分公共福利项目提供资金等等，所有这些却没有引起大众的抗议。右派还把对确保贫富差距存在的税制的任何修改努力定义为加税。
我们失去对语言和词汇的控制或许解释了在我们拥有一个敢于打开道德核心问题的政客时却没有能抓住机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左派人士对能够实现那些内容的目标或政策的其他选择不能达成共识，在包括恢复在公共的善和私人的善之间的平衡以及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假设等很多事情上，我们有共同意见，但我们缺乏能够抓住公众注意力的语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民众讲话，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媒体，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公众舆论。
我不同意欧文·豪（Irving Howe）曾经提出的说法，即知识分子退缩到容纳和养活他们的大学院墙之内，所以压抑了我们的声音。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并没有逃避“美国特色”是什么的重大问题的责任。在过去一代，历史学家（只举一组发表言论的社会批评家的例子）已经重新把学术辩论的焦点转移到日常生活管理的正面和负面价值上来。我们在描述像进步主义这样的运动或者新政时，主要是说明有效率的政府管理项目是如何能够和确实增大了个人自由而不是限制它。我们也创作了文学作品来探索种族和性别与改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立法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导致过去几个世纪来军事承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广泛辩论。我们带头开展了关于移民、无家可归者以及世纪之久的争取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讨论。所有这些加起来构成能够反映美国梦变化和扩展本质的美国新形象。
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思想）被局限在很有限的领域内，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行动的理想。50或60年前，我们或许本来会主张比如《异议者》（Dissent）、《党派评论》、《政治学》（Politics）、《评论》（Commentary）等刊物能够超越知识分子群体成为进入总统和政客办公桌的渠道。但是如今，在强大的网络媒体、个人化的新大众文化的影响下，这些媒体和途径的影响力已经被削弱了。我们的工作不过是加入了专家学者们相互取暖的过程中而已，正如有人把《纽约书评》描述为“纽约相互评论各自的书”一样。即使像《国家》和《新共和》等发行量大的杂志也远远赶不上千百万参加者的博客和Twitter,人们在上面阅读海量的媒体信息，晚上观看电视节目。笔者不是否认它们的功能，不过是想说明在现代世界，要影响大众文化或改变民众心态需要有机会接触新的文化传播媒介。我们只有参与到游戏中才能达到目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多层次的保守派运动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体来改变公共文化和塑造公共的善的含义的新公共意识的。经常被引用的典型例子是罗纳德·里根巧妙使用“这是美国的早晨”的口号从而登上总统宝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最能打动美国人的想象力。我们不光是在讨论口号，而且是在讨论像“家庭”、“传统”、“机会”等词汇是如何拥有了附加意义的，另外一些词如“自由”拥有了认不出来的新含义，“平等”则完全从政治学词汇中消失了。但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反恐战争”的观念，其中一个政治群体被赋予如此可恶的内容以至于拥有了共产主义曾经能够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那种力量。
如果影响词汇和语言的能力在抓住媒体注意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它也制造了某种矛盾。左派知识分子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能力要求细腻和敏感,但细腻使得人们难以使用简单和有意义的语言。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使用保守派曾经用的办法：为了表达我们的道德核心内容忽略细微差别。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那就等于放弃大众媒体，实际上就是从游戏中退出，让奥巴马总统的议程停留在政治操控上而不是改变大众对社会的看法。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重新塑造语言，我相信能够扭转道德进程。
我们可以通过创造一种描述共同目标而不是描述其中差别的语言做到这些。最近的经历告诉我们媒体将对这种语言做出反应，即使它具有颠覆性。我们或许通过通过开办电视节目，就像威廉·伯克利（William Buckley）推动关于严肃问题辩论的《火线》（Firing Line）的模式找到介绍这种语言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参与像《法律与秩序》和古老的《白宫风云》（West Wing）之类剧目，它们都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吸引大量观众。我们相信只要办得成功就会有广告商为我们送钱。雷切尔·麦道（Rachel Maddow）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羡慕他充满激情的新闻途径，但对他支持不够。我们还可以模仿迈克尔·莫尔（Michael Moore）的模式，他即使在使用资本主义者方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也并不惧怕驳斥资本主义等词汇。我们能利用他的倡议（还有其他节目，比如观众不是那么广泛的《轰天神鹰》）通过在地方报纸上写评论来展开一直缺失的新叙述，组织反应性的支持群体，或者用其他方式变成更加积极的参与者吗？音乐和戏剧怎么样呢？那些支持21世纪的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s）和鲍勃·迪伦（Bob Dylans）的资助和机构到哪里去了？他们两个都是创造新词汇的大师。我们可能想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但我们还没有把他提升到激励社会变革的音乐人的高度。我们不能把自己和那些世界分割开来，也不能忽视自己为传播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大众文化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知识分子不能忽略这样的世界，新形式的交流要求我们用大众能够听进去的语言讲话。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女性和性别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追求平等：女人、男人和20世纪美国对经济公民身份的探索》。
研讨会：杰克逊·里尔斯（Jackson Lears）
越南战争到来时,我从被吹上天的知识分子概念中获得关于文化的经验。知识分子是挑战官方虔诚话语的人，尤其是挑战简单地把美德和权力等同和为美国的帝国灾难辩护的美国公民宗教。有时候甚至在我所在的南方保守派大学，我的教授们，尤其是历史学家保罗·加斯顿（Paul Gaston）和比尔·哈保（Bill Harbaugh）通过揭露美国政策的谎言，在学生中培养了批判精神。他们通过挑战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等同于苏联共产主义，并探索在海外镇压民众反叛的徒劳，为我们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当然，起作用的还有著名知识分子的相反例子。华盛顿充斥着以“实用主义”及其兄弟“现实主义”的名义为错乱政策辩护的官员，他们在镇压反叛的幻想中嬉戏，为监督和秘密行动的主张辩护,为核武器军备竞赛创造合理性基础。这些人包括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亨利·基辛格以及其追随者团队。这些是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想入非非的现实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作为海军军官和反战运动的参加者，我近距离遭遇了想入非非者冷酷的非理性，看到他们为大规模杀戮辩护所使用的失去人性的语言，他们对技术而不是目的的“实用性”的痴迷。多年来我一再阅读了兰道夫·伯尔那（Randolph Bourne）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辩护的批评，相信错误地使用实用主义是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原罪之一。
虽然如此，曾经有段时间似乎存在国家安全政策技术专家话语之外的重要其他选择。对帝国主义过分行径的批评甚至进入国会大厅，为教会委员会和其他调查团体提供能量追究行政部门的罪恶。但是，严肃地重新考察美国帝国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因为想入非非的现实主义已经彻底机制化，广泛纠缠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需要和经济利益之中。
随着对新左派的希望逐渐消退，我和同代人专注于反文化抗议的失败和它轻易地琐碎化并重新被吸收到消费文化的主流中去。主导性群体是如何让异议者缴械投降呢？除了枪杆子和金钱外，统治阶级是如何统治的呢？1970年代的研究生院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好地方。这里有充满悔恨的重新考察，但也有新鲜的可能性。克里斯托弗·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激烈（有时候不公平的）谴责“反文化的假激进主义”。
汤普森（E. P. Thompson）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强调文化的时候复兴了马克思主义，摸索着朝汤普森所说的“绿色自由社会主义”前进。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我自己的导师大卫·布莱恩·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在探索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阐明了文化霸权的概念。
他们发现的是文化霸权不能和社会控制混淆。文化霸权涉及的是合法化问题而不是操纵。问题不在于普通人被洗脑，去接受那些对自己利益不利的政策，而在于某些观点和价值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受到推崇的“负责任言论”的圈子里去。统治阶级就是通过让某些观点无法进入流通领域来实行统治，因为大众媒体看门人和其他文化机构会宣称这些观点“低俗”“不负责任”或者“不现实”。当然，它不仅仅是个阴谋：记者和其他看门人在按照自己的专业标准和通行做法行事，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为精英群体服务的政策制订者说服自己是在为社会或者整个人类服务。但其后果是对既得利益等级体系的挑战要么被边缘化而不予承认，正如反文化抗议被记者规范转变成性、毒品和摇滚乐组成的暴乱，要么被彻底从公众文本中屏蔽掉，正如单一支付者医疗保健从当前的辩论中消失一样。
文化霸权的概念帮助说明了过去30年令人失望的知识分子历史，至少对那些相信知识分子有责任作为批评家而不是当权者奴仆的观念的人来说是令人失望的。自从1970年代后，右派吸取葛兰西的教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有意识的战略，1971年由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在对美国商会的备忘录中讲出来 (他后来被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 。鲍威尔对在他看来左翼观点在大学和大众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感到警惕。他敦促资本主义朋友通过建立右翼思想库、设立教授岗位、开办媒体机构等重新夺回这个领域。当然，所有这些措施都以充满报复性的方式出现了。
复生的右派很快就因为1980年的选举胜利而受到奖励。里根上台强化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反攻策略，并为其提供了合理性。气氛的变化是很容易觉察到的和确定无疑的，《华盛顿时报》的记者连同遗产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开始出现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上。仅仅10年后，辩论的支点突然转向右派：“经济改革”被重新定义为给企业放权，“特殊利益团体”变成了福利接受者。曾经被认为是复仇主义者的无限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欺负人的军国主义观点获得了值得尊敬的新鲜色彩。到了世纪末，右派已经重新控制了美国的公共话语。在后9-11时代令人害怕的沙文主义倾向中，乔治·威尔George Will）开始显得温和，《华盛顿邮报》看起来类似《华盛顿时报》，其上面的专栏版简直就是五角大楼的公关文件。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那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往往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怯懦的辩护士。
在这个意识形态造反的时代，左派在哪里呢？在脱口秀节目上，“自由派”立场往往由来自布鲁金斯学会或者其他中性思想库的灰色人物作为代表。他们用令人昏昏欲睡的管理效率术语讲话。在主流政治学中，自由主义失掉了它的道德激情，因为它消失在技术专家和治疗学的术语中:克林顿戈尔政府完美地抓住了这个语调。在这个世界，知识分子被贬低为“政策学究”。
其余的左派知识分子退回到大学里，那里1960年代文化政治的悲剧被作为闹剧再次出现。这部分涉及到身份认同政治的主宰，其根源是有强烈吸引力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维护权利要求独立于白人男性建立的霸权标准和探索不同的自我意识。但是探索其他身份的意外后果是创造了破碎的利益群体政治的新形式，丢掉了美好社会的大视野。因为切断了和实际政策辩论的任何联系（那是学究们的领域），左派知识分子退回到学术政治中，用超级热情进行课程改革的微型管理,用学术性的精确和严谨来辩论“文化理论”的细腻之处。
其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转变。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人提及。该领域曾经有很多新理论家，跨越众多学科影响最大的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是一个细腻和挑战性的思想家，其作品在很多方面都好像是专门为理解“反毒品战争”和正在出现的警察国家的新形式强制而量身订做的一样。但福柯另一面的影响力更广泛：对许多左派教授来说，与其说他是警察国家的理论家倒不如说是尼采式个人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异托邦”（heterotopia）视角赞美了对压迫性权威进行反抗的众多场所而不是更大的公益概念。所有这些与学界出现的文化政治协调一致，在很多方面构成了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镜象。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已经能够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找到左翼里根主义，最明显的是赞美消费文化作为选择、解放和自我创造的领域的后现代倾向。因为害怕成为新教徒式令人扫兴者,左派知识分子从环保主义者批评不顾后果的消费的立场后退。难怪右派轻易地确立了文化霸权。
现在我们被告知右派统治已经结束，虽然庆祝胜利还为时尚早。当然，奥巴马当选证明了民主复兴的巨大胜利，是对布什政府进行的政变的解脱。右派创立的政治文化主宰已经受到挑战但并没有完全转变。奥巴马的早期政策决定显示权力机构的惯性力量---投资银行太大了不能倒闭，国家安全机构太敏感不能公布秘密，五角大楼承包者太饥饿了不能发誓放弃对海外基地的胃口。奥巴马谨慎追求两党合作（bipartisanship）的做法或许是实用主义的又一次错误使用。
虽然如此，这是可能性的时刻。右派因为失去管理能力，更多因为不顾国际法和基本的宪法传统而声名狼藉。自从大萧条以来，左派并非一直存在这样的机会：让政治变成不仅仅是管理技巧的机会，占据道德高地的机会，重新确认公益主张的机会。这是知识分子能发挥作用地方，要提出更大的远景。我们希望如此。
杰克逊·里尔斯，《拉里坦》（Raritan）的编辑，著有《国家的重生：1877-1920年现代美国的缔造》。
研讨会：玛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美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如电视、电影、大众市场的书籍、通俗音乐以及网络应该是什么关系?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有知识分子深刻卷入这些媒体中，我认为是好事，因为这将帮助知识分子保持与更广泛大众接触的机会。考虑到印刷媒体的衰落，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比从前更困难了。但我希望并没有太多人对这些媒体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忘记精读的习惯，精读才是深入思考的基础。有时候新媒体能帮助阅读，比如我现在跑步的时候在iPod上听小说，比从前“阅读”了更多特罗洛普（Trollope）和艾略特的作品，虽然新媒体常常打击人们读书的热情。我在很多学生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它让我感到沮丧。我们需要提醒学生思考是缓慢和艰苦的，并不总是和大众文化的快速闪烁同步。
公平地说，在促进知识分子和美国社会的接触方面，学界是个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考虑欧洲过去的政治哲学家的情况。他们大部分人生活拮据，经常为生计发愁，因为他们的激进观点使其无法在大学里谋取教授岗位，也无法得到当时差强人意的学术自由标准的保护。卢梭的书被禁，他无法在大学里谋职。康德获得了大学的聘书，但一直处于恐惧中，有时候作品遭遇压制。边沁和穆勒出版了著作，但他们因为无神论思想无法到大学教书。想想看，如果有固定工作的话，穆勒本来能多写多少作品啊。即使受到高度评价的西奇维克（Sidgwick）也因为发现自己无法支持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经而不得不辞职。(后来信经改变了，他重新获得了研究员职务，但他仍然必须掩盖其性倾向，正如巴特·舒尔茨（Bart Schultz）在其传记里显示的那样)与我们时代更近的例子是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都遭遇学术自由的重大问题，虽然他们还能保留教授职务。美国的大学体制并不完美，我们必须一直特别警惕学术自由遭到潜在的侵犯。越南战争时期就存在特别的滥用，但是在大部分时候，它比任何地方的大学制度都更好。
当然，这些保护或许哄骗知识分子忽略他们时代的议题，如果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糟糕的，不过，拥有最大可能的保护仍然更好些。
学术自由尤其重要，因为我相信知识分子参与美国社会的最好方式仍然是思考、写作和教书。有时候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占据实际的政治领袖岗位，但是请当心：从政的人失掉了太多的自由。当我想到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职务的朋友时，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我还有能力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想到了西塞罗谈到他的同代人在拒绝卷入政治时说的话。他们“声称自己有与国王同样的特权和自由，不用服从任何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我现在呆在芝加哥的生活，而我的朋友在做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付出自由的惨重代价去为共和国服务。他会认为我的选择是自我放任。但我认为我们多数人是通过我们的作品更好地为共和国服务，而不是放弃写作到首都去。看看西塞罗，他直接参与的政治行动没有对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他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著作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但我也相信马志尼（Mazzini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译著）是正确的，即适当的爱国主义是政治稳定性的基本来源，也是全球关注的来源。马志尼看到人们往往关注自己狭隘的事务，所以人们不大可能有为全人类服务的动机。但国家的概念可以用动机强烈的象征形式传输，呼吁心灵服务于高尚的目的，这些目的若适当地表达出来就能够导致为全人类服务的情形。当然，大部分爱国主义不是这样，但并非不可能：从尼赫鲁的“命运之约”（Tryst with Destiny）演说中或许可以找到我心中的美好例子。人们同样能在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中发现这点：他们都使用引起反响的和动人的国家观念让人们的心灵遵循最终获得世界主义意义的抽象的道德价值观。
玛萨·诺斯鲍姆，芝加哥大学恩斯特·弗洛恩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擅长法学、哲学和神学。最新著作是《从厌恶到人性：性别倾向与宪法》。
研讨会：卡萨·波利特（Katha Pollitt）
我想集中讨论爱国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美国小孩和秘鲁小孩掉入河里，你会赶紧先去救美国小孩吗？如果你负责安排因为灾难陷入困境的一帮国际游客的食品分发工作，你是否多给美国人一块儿面包呢？你是否从原则上拒绝考虑和外国人结婚呢？当然不。在我们作为个人的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给予另外一个美国人自动的优待是不公平的、狭隘的、甚至荒谬的。那么公正、平等、美德、比较性需求、简单的人类情感又如何呢？
但是当一个人不是谈论美国人而是“美国”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一巨大的集体情感机器从我们出生时就开始反复灌输一种观念，那就是我们有把我国利益放在首位的道德义务，要爱美国超越爱任何其他国家，实际上超越其他一切，不仅因为它是我们的家而且因为它是最好的。实际上人们并不总是爱自己的家，有时候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不爱国。当然，我们明白其他国家的居民也有类似义务。日本人应该最爱日本，牙买加人应该最爱牙买加。这是爱国主义的矛盾：人人都应该认为自己的国家“最好”，但只有一个国家的居民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提醒一下：不是法国人）
在美国，左派右派都很爱国。确实，他们对究竟是什么让美国这么优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保守派坚持他们保护“真正的美国”，那里的家庭农场和家庭价值观抗拒好莱坞、社会主义和性的入侵。进步派用我说的抽象的美国（美国最好部分的总和）来应对：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哈克贝利芬和《草叶集》、战胜希特勒、共享繁荣、笼统的开放和乐观主义、以及最重要的，经过斗争而扩展到越来越多人的公平正义理想（黑人、工人、女性、同性恋者、残疾人等）。当然，美国有缺点，克服这些缺点就是左派在做的事。但缺点从来不挑战持续地自我改善的情节主线(就好像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些世纪还没有变得更宽容、更慷慨、更公平一样。)一个要系统地批评现在的美国的左派不得不小心谨慎。过于猛烈地攻击美国右派，你就会被《国家》指控为精英主义，绝对的。如果说轰炸村庄不是解放阿富汗妇女的办法，在“自由鹰派”看来，你就是文化相对主义者。自我描述为讲道理的左派（迈克尔·沃尔泽在文章里称其为“体面的左派”）总是攻击被称为“乔姆斯基左派”的仇恨美国的言论。这个左派团体采取一种更少宽恕的叙述方式，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动战争、支持独裁政权、毒害全世界。仇恨美国是最终的，无法辩驳的指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大量的墨水花费在区分两者的差别上，但它们到底有多大差别呢？如果我说美国应该管理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是老大，你可能说，啊，它不应该单靠自己管理世界，但是它在世界历史上仍然是独特的，因为其身份认同是流动变化的，或者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的理想上的，或者是文化革新的难以置信的发动机。我们说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事么：美国优秀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如果我们是罗马尼亚人或者冈比亚人或者乌兹别克斯坦人，我们将大肆宣扬自己独特和特别的生活方式，历史、风俗习惯以及优美的风景（这样做人们奇怪地认同他们，就好像他们把山脉和森林放在那里似的）。爱自己的国家或许是自然的，但它是一种习惯而非不得了的美德，人们倾向于喜欢自己成长过程中吃的食物，即使它是羊杂布丁（苏格兰传统食物）或者腌鳕鱼（北欧食品）或者木棍上的烤老鼠。
为什么爱国主义对美国来说是坏的？它阻碍我们用别人看待我们的目光看待自己。比如，在我们看来，不起诉就拘留或者在审判600个左右囚犯是美国司法不断改善的故事中的小事，但穆斯林世界不这么看。我们常常感到吃惊，世界其他地方怎么不自动地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爱自己的话，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真相。
与进步叙述一致的爱国主义也阻碍我们看到自己的落后。我们的阶级体系越来越僵化而不是更灵活。如果从人均情况看，我们关押的犯人比任何国家都多，这是新情况。公立学校在迅速恢复种族隔离。是的，我们现在有了黑人总统，这确实是说明我们有能力战胜过去的精彩例子，但它并不能消除更大的画面，即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享受繁荣。我在想普遍的医疗保险，良好的学校，普及的社会服务，更少的暴力犯罪率尤其是谋杀，更少贫困、儿童贫困、无家可归者，体面的工资和安全的工作，对单亲妈妈顾及尊严的支持，更多休闲时间，更少意外怀孕和生育，更少宗教胡扯。
我们对爱国的进步叙述的承诺意味着我们总生活在过去，就好像意大利人宁愿回忆加里波第（19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译注）而不愿意面对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
最后，爱国主义导致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世界观，刺激我们高昂的军事预算并很容易导致战争。那就是9-11之后发生的事。那些挑战布什政府为自己服务的预算（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的人被妖魔化为卖国贼，即使仅仅因为说了最无伤大雅的常识，如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和其他阴谋者不是懦夫。甚至女性主义也被诱拐为美国例外主义叙述，从而为战争辩护。
专家学者往往对女性的权利冷漠无情（或者在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是对她们充满敌意），一再指出美国女性享有比穆斯林国家的女性更多自由的这个事实。在犹他州事件上，为什么印度、中国、非洲、拉美、俄罗斯的妇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9-11之后，我在《国家》的专栏中关于不挥舞国旗的说法受到普遍攻击，他们说我反美、冷酷、愚蠢、脑壳坏掉了。
我肯定本应该在写作时更小心更敏感一些。那个专栏的语调没有必要带刺讥讽，我把国旗等同于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说法也太过分了，因为它当然有很多意义，包括反对种族主义和排斥无知的沙文主义。但我的核心观点我相信是好的：我们需要用比国家更大的视野来思考问题，在危机时刻警惕爱国主义的诱惑。因为挥舞国旗时，人们往往停止思考了，你知道接下来就是发动战争了。实际上，战争确实发生了，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严肃地考虑大同世界会怎样呢？今天大部分严肃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南北差距、女性压迫、饥荒、干旱、疾病、人口过多等。如果每个国家都赞许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拒绝放弃任何特权的话，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被解决的。作为美国人，我们需要停止生活在肯·本斯（Ken Burns）的纪录片中，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个事实，即在政治上，我们不过是众多国家的一个，在经济上我们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了世界25%的资源，是一个过分消耗和制造浪费的全民炫富盛典。
我知道批评爱国主义一般不会有好结果，更不要说提醒国民他们并非那么伟大甚至有点贪婪了。挥舞国旗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这或许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卡萨·波利特，《国家》专栏作家。最新著作是诗集《心身问题》。
研讨会：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
我没有资格回答第二个问题，所以考虑把本文作为对其他三个问题的回答。
网络、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是非常广泛的范畴，每个都包含有营养的精华和赶时髦的糟粕。说到“电视”，我们指的是《火线》还是《与星共舞》? 说到“网络”，我们指亚马逊还是色情网站？为了不浪费实际上无休止的区分的篇幅，我说，拥抱它们吧。
公平地说，这些是具有极大解放性和进步性的力量。在此历史时刻，我不能想象对这个问题还能争论什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比如，左派知识分子曾经对大众文化的蔑视如今只能令人尴尬。正如我说的，若回顾高雅杂志上最初对甲壳虫乐队的尖刻和势利的评价，（如《国家》1964年3月的文章标题“没有灵魂的甲壳虫乐队”），人们会发现那些年左派对电视和其他大众文化表现形式的许多指控是多么愚蠢啊。当时电视被作为讨好大众的工具而不屑一顾。但是透过历史的棱镜，那个观点简直即像1948年预测大选日到来时，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可能令人惊讶地当选一样荒谬。
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清楚地说明这些力量是我们的朋友吗？网络的最根本事实是它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机会的人提供信息和知识。别指望我反对它。我承认我不听新音乐，但就我所知，歌星和说唱艺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指导年轻的听众去怀疑权威和打破常规，去从事同源的健康活动。电影，至少美国电影在我看来有点老旧过时，太多电影是针对15岁男性的尿道球腺,但其中有些仍然有某种颠覆性的智慧。
对电视，我保留了最清晰的热情。如果你仍然没有观看甚至受到专业评价极高的节目：那就看看吧。今天的大部分电视写作是好的。电视推动了甚至电影都回避的跨界行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实际上弄错了:我说电视创造了真正的社区。《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不是虚假的幻影，它实际上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是关于中学橄榄球的内容，同样也是关于种族和阶级、身体残疾、忧虑和性（令人忧虑的青少年的性和其父母成熟的性）、以及人们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东西的原因等。当我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知道千百万人也在看。当我访问它的网站或者阅读有关该节目的聊天室时，我成为该群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关于电视新闻的观点很可能是对的，人们应该怀着深深的疑虑来观看。
在我看来，当今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接触世界接触我们的国家。我并不是说思想接触，这已经在进行了，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或者身体上的接触。走出去，来到家庭装饰材料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连锁的西式餐厅苹果蜂（Applebee）、县府广场、小镇的电影院、还有中学橄榄球赛。
这里我想起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的一句话，我很早以前读过现在不能确切记住原话了。他离开曼哈顿开车周游美国，回来后给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汇报说他对“外面的魔鬼”感到恐惧。那种思考现在是个讽刺，但我想大胆地说许多自由派左翼知识分子仍然同情这个基本观点。那当时或许是可以的，因为纽约是美国所有知识分子活动的引人注目的中心，能够为美国其他地方树立风味和道德观的榜样，但现在不同了。同样发生变化的是纽约不再那么单一性（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有个旧书店，和我知道的曼哈顿任何一家旧书店一样好）。我们的人到处都是。虽然在纽约的人最多，但任何地方都有。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当今真正的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接触、调查和观看。在我的位置存在一些战术政治。右派从其对自由派的嘲弄、沿海地区和“飞越之地”（美国中西部）的差别以及我们所谓的蔑视民众的习惯中得到巨大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将那些命题中性化。
但那是故事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不过是今天的美国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承认，近期我不会搬到阿拉巴马州。我生活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它像曼哈顿上西区一样蓝，我会留在原地不动，但信息传播、教育、移民的影响已经让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小镇上，上文讨论的大众文化的解放性影响连同其他因素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在新媒体上展现的国民---蓝色美国对红色美国，分裂的、容易激怒的美国人并不是多数地方真实存在的国民。他们值得你亲自到这些地方看看。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当然是爱国者。美国庞大、神秘、非同寻常，我喜欢它。我喜欢国家在进步时刻所追求的理想和原则。是的，我们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大很多危害，但同样的情况是最终我们不能，奥巴马也不能解决首先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宿怨。
再次，我认为古老的、俗套的自由派左翼人士的爱国主义观具有某种沙文主义色彩，思想简单的人能够通过某种修改来对付。现在是特别好的时机：共和党和茶党右派指责我们庇护传染性的、外来的项目，矛盾的是,伴随着一年年一月月一周周地过去，其言论听起来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非美国了）。当在任的州长(得克萨斯州的里克·佩里（Rick Perry)随便地想到脱离联邦，当国会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le Bachmann) 说美国人应该拒绝参加人口普查，当国会的其他共和党议员拒绝指出奥巴马是否合格公民时，他们自己就已经采取了普通人认为是外国人的立场。现在到了用我们的图章标志重新标识爱国主义的时候了。
我也是个世界公民，确实如此。或许现在是更多混合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了。它或许让福克斯电台主持政治评论的格林·贝克（Glenn Beck）及其追随者感到愤怒，但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或许只是初步地）明白我们面临的这么多挑战---环境、贫困、发展、疾病等都是跨国性的全球性的。现在和未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承认这一点并据此行动。这将是一场战斗，毫无疑问。但它是一场我们这边最终取得胜利的战斗。
迈克尔·汤姆斯基，《民主：思想杂志》的编辑和《卫报》美国编辑。
研讨会：卡特里那·梵登·何弗（Katrina vanden Heuvel）
其实，有些问题根本就不值得提出来，虽然它们一直困扰我们。美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如电视、电影、大众市场的书籍、通俗音乐以及网络应该是什么关系，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回答它之前，请让我先攻击一下这样做的努力。
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真正有政治能量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至少不是从前的《党派评论》赞扬的和偶尔栖身这个刊物的那种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被辨认出来的一帮非常聪明和社会交往广泛的人---当然，他们常常是神经过敏的、充满激情的，有时候偏执妄想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靠自己对人类科学和艺术的贡献来评价的，他们把自己看作其标准的捍卫者，以防低劣和绝对欺骗性的大众文化的腐蚀。
我们没有这种人的原因是不管美国经济的不平等有多么令人伤痛，几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背景的聪明美国人都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外一个原因是技术已经基本消除了在公共空间发表个人意见的所有障碍。第三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缺乏能够提供天然听众和读者的任何负责的企业精英或者工人阶级。富有的人早就放弃这个国家了，没有组织没有政治领袖的民主社会大众还没有充分形成。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并没有公共讨论的标准。我们甚至没有需要考虑公共利益言论的政治辩论。
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自己是比较有智慧的编辑和出版家，经营一家独立的舆论期刊，其主要社会利益是政治性的。我想在为实现国家理想和创造世界和平中做贡献。我知道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直接方式是出版新一期刊物，让它尽可能有趣，在广播电视上传播其价值和观点。
或许我错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源于徳雷福斯事件，它是以突然的和一致性地谴责此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的新集体名称。我肯定我可能也会加入其中。三十年前，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讲真话和揭露谎言。每天我都竭力这么做，但我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成为无畏的讲真话者，而且通过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成为从物质上为真话做贡献的人。但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也不认为“民众”在当今有多大意义。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大部分商业界限早就消解了。当然，该差别并没有被技术本身所监督管理。并不是说读书的人是阳春白雪，读博客的人是下里巴人。毕竟书架上都是斯蒂芬妮·梅耶（Stephenie Meyer）的小说《暮色》（Twilight）和格林·贝克的随笔，而学者如胡安·科尔（Juan Cole）和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是通过博客赢得大量读者的。柯林·韦斯特（Cornel West）拥有超过 12,000个Twitter追随者。人们如何描述奥普拉（Oprah）的图书俱乐部现象呢？他们能够通过电视访谈的魔力或者平装书大众营销将威廉·福克纳或者列夫·托尔斯泰放在中产阶级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当手机推销员保罗·珀特斯（Paul Potts）把上层社会的歌剧（从《杜兰朵》（Turandot）改编的普契尼（Puccini）的“公主彻夜未眠”）放在真人秀电视节目《英国达人》（旨在发掘业余表演人才的节目，类似我国的星光大道）成为全球轰动一时的热门，它就变成“下里巴人”的垃圾吗？或者当卢恰诺·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在1990年足球世界杯比赛中让它大众化后就低俗了吗？这些区分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曾经可能有意义。
在这些为防止误解而做的解释后，我猜想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批评性地拥抱”。在给出答案时，我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笼统意义，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喜欢思考的，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
我认为知识分子忽略或者回避大众文化是明显疯狂的行为，即使有可能这样做。大众文化太重要了，那是多数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获得其信息、观念、和笼统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们的其他来源是朋友，这些人基本上观看和阅读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当然要接触这些。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本来可能用美国经典电影有线电视台（AMC）的《广告狂人》（Mad Men）写众多专栏文章来影响这个时代。电视剧《反恐24小时》可能影响一代人关于虐待的看法。正如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自己承认，《佩里·梅森》（Perry Mason）和《法律与秩序》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在特怀拉·萨伯（Twyla Tharp）为歌手比利·乔（Billy Joel）搞编舞设计之前，杰佛瑞芭蕾舞团采用流行歌手“王子”本人的音乐跳舞。大众文化的最廉价形式（漫画、电视、流行音乐等）永远地影响了当今和未来艺术家和总统的想象力，为其提供逃避、控制和娱乐的安慰。
同样真实的是，追求利润的驱动力和企业媒体的无情强化以及人类的本性都意味着大部分大众文化是纯粹的垃圾或者更糟，堕落、不近人情、政治上落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追求物质享受等等）或者愚蠢透顶。但是除了可以传播到每个人外，这并非新东西，完全是因为其他权威来源的持续衰落。这是去政治化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没有真正的世俗群体，政治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民文化的洋相和大规模私有化。或许正是量变产生了质变，人们实际上变得迟钝和呆滞，像白痴似地被人逗乐。但我怀疑大众文化。
一方面，我们文化中的“大众”概念在我们眼前已经发生变化。在最低层次上，广播和信息提取的成本基本降低为零，因为网络而促成的同伴创造和自我组织的无限可能性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技术现实。因特网已经改变了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的组织和主张。现在已经开始改造政府和几乎所有关键的经济关系：企业的结构、财产权的分配、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为进步派打开了众多可能性。他们应该停止庆祝自己比右派稍早一点明白网络，投身于集体掌握和传播有助于解放的技术。
稍微更高一些，商业广播频道数量的扩张和受众的细分当然增加了只倾听自己声音的危险，但它也明显为好内容提供了中等规模的受众群体。我能看到很多想看的歌剧和政治讽刺剧，也能观看家庭购物和真人秀电视。我思念电视的内容是我自己的福克斯,一个我能信赖的包含明智分析和深刻报道的媒体，而现在，它的观众则依赖其毁灭性的扭曲。但即使这里，我认为我们也从前更好些。像雷切尔·麦道（Rachel Maddow）那样的知识分子、公开的同性恋者、进步评论家在10年或者20年前能够有这么多的观众吗？像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这样的教授能够进入商界，然后决定制作一部获得奥斯卡的政治记录片吗？我怀疑。我们也看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他们自由地结合雅俗文化，既有深刻的分析又能通俗易懂，所以赢得适当规模的观众。人们在谈到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电影《华氏911》的导演---译注）时，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同样还有斯派克·李（Spike Lee）给人强烈震撼的纪录片《决堤之时：四幕安魂曲》（When the Levees Broke）在他的警匪片《局内人》（Inside Man）进入剧场的同一年在美国电影频道（HBO）播放。
这都是好的。他们和其他人在生产聪明的、细腻的、有思想的、能找到观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即使观众的规模可能不同，如《达芬奇密码》和《与星共舞》。
所以我不担心能够深入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连同网络连接起来的人类共同体的其他人会认为，在他们进行真论和从事艺术时有众多的技术可以使用，在创作时可以采用众多体裁和风格的混合体。我担心的是他们的贡献将变成另一种补缺性的娱乐,没有真正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我希望公众拥有信息和理性行动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在下降。这几乎完全是政治问题，也是批评性的拥抱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需要向所有人宣称在泛滥的商业话语中，我们也需要容易理解的、出于公心的、考虑公共利益的新闻和信息来源。在新闻中，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主要商业网络之外拥有考虑公共利益的其他选择已经是昨日黄花。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我认为关键的是停止因为因特网而开放的商业化对全球公共空间的腐蚀。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些思想义务，设计一个比现在更加关注公共利益的交流体系，同时保持阻拦低俗使用者进入的门槛；设计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法庭，同时不会窒息人类现有的改善自我的能力。实际上，我认为大部分工作是政治性的，要证明它为什么是重要的。正如和其他公共的善一样，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很难获得民主的媒体和交流体系。
卡特里那·梵登·何弗是《国家》的编辑和出版商。
研讨会：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
“我是人，我认为人性拥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陌生”，这个声明在我看来是荒谬的。当然有些人类创造和活动是怪异的或者很糟糕的。泰伦斯(Terence)的拉丁喜剧中的这句名言实际上是在不诚实的情况下说的, 是一个爱管闲事的邻居介入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时为自己找的借口。在众多怪异的人类产品中可以添加的是大部分美国大众文化，因为它把公民转变为受众，强化了整个国民的暴力和下流倾向，我们却称之为娱乐。因为整个社会的怪异的热衷性话题，其影响不仅仅是贬低性而且将性肮脏化。千百万大众受到灌输而具有心理依赖性，所以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屏幕面前感到无助，错误地把屏幕经验当做生活经验，因为崇拜名人的文化而疏远自我的经历，在虚假专业知识和虚假权威的密集火力进攻下，人们对自身判断力的信心彻底动摇。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但是我不想被错误地当作势利小人或者假正经。虽然有上面所说的贬值，但我能想到让知识分子介入大众文化的三个很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人道主义：在大众电影、流行音乐甚至电视中存在人类精神的聪明和深刻表现。多亏伟大艺术家在大众形式中发现的人性真理，高雅文化一直在低俗文化中找到灵感。浪漫的音乐如果没有民歌或者民间舞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所有那些形式都可以高贵地贬低为“大众文化”。爵士乐高雅还是低俗？问题回答了它本身。不管爵士乐钢琴手孟克（Monk）是否类似德彪西钢琴作品（Debussy）,他当然与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不同。第二个理由是批评。如果千百万美国人喜欢一首歌或者一部电影，任何希望认识美国的人必须熟悉那首歌或者电影。这同样适用于某些（不是所有的）畅销书。社会和文化批评家必须是在不同领域奔波的旅行者。第三个理由是享乐主义。大众文化中有快乐，因为里面有生活。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在一首题目为“我的心”中宣称“我想成为庸俗的人，至少像庸俗之人那样生活” 虽然我知道，他是在在文化的官僚机构核心---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写字台上写的那句话。否认死气沉沉在高雅艺术中出现是没有用的。
我认为点从来不能与面混淆。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赞赏必须受到强大的挑战，当它被用来攻击分类或者荣誉的合法性，或为了拉平差别的目的，或作为娱乐的另一个福音，或者作为文化最高价值的讽刺，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项目。必须承认我认为那些对《冬之旅》（音乐家舒伯特的作品Winterreise）、《剥马莎斯的皮》（意大利画家提香的著名画作The Flaying of Marsyas）、《新恋爱世代》（华纳专辑Modern Love）、《四种气质》（歌剧The Four Temperaments）的力量绝缘的知识分子是不彻底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能抓住这种精细结构和意义，不能把它们作为陶冶灵魂的工具。我认为思想生活应该是有灵魂的，但这只是我的倾向。正如我说的，要保护差别，在可能的地方发现真理和美，过简朴的生活。
关于学术问题，我能不回答吗？（我的痛骂---请原谅，我的调解或许伤害一些我羡慕甚至崇拜的人）
美国知识分子应该真正地参与美国政治中，带着关于诚实论证的持久的良心不安。知识分子不管是单人还是群体都应该说出他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们应该拥护信奉自己的理想，就好像他们的观点真的已经拥有力量，他们应该既不蔑视权力也不崇拜权力，应该用普通美国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讲解它。扼杀困惑并把杂合性留在家里，对法案的分析和对诗歌的分析不同。他们应该学会尊重政策，它们比政治学更少玄虚或者诱惑力，他们应该以一种对政策制订者有用的方式做贡献，即使只是间接的贡献，理清其哲学基础。党派偏见并不丢人，虽然常常存在愚蠢的想法，显然，政治中的知识分子有特别的义务，不变成笨蛋。他们应该拒绝受到民粹主义或者反智主义的诱惑：对精英和“新阶级”的嘲讽言论。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尤其令人恶心，我们没有人在矿井下干活。他们不应该对华盛顿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就好像他们生活在雅典。首先，他们应该永远保持头脑冷静。(对奥巴马感到狂喜是丢人的，虽然他值得支持。狂喜不是知识分子的成就，虽然它常常是被追求的理由) 他们应该永远准备好感到失望，或者被证明错了。他们的忠诚应该针对的是原则而不是个人。
爱国者还是世界公民？不，我既是爱国者又是世界公民。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好像我看不出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差别一样。它们似乎同样是真实的，同样相互依赖对方。谁愿意或者能够成为特殊性或者只是普遍性？我们是众多因素的结合太复杂了，根本无法用单一的效忠来界定。单一忠诚是人类的变形。我有两个、三个、四个忠诚对象，很喜欢再考虑更多的对象添加到结盟群体中，这么做我不仅能从感情上还能从哲学上为自己辩护。我忠诚于两个国家，忠诚于好几个语言和文化传统（虽然我不属于其中一些传统），我忠诚于很多原则（原则有时候感觉像国家）。我遵从几乎令人尴尬的数量的东西---存在、事务和观念--我愿意为所有这些东西做出牺牲，当然程度不同，但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前提不可能无动于衷。我愿意“确定先后顺序”，但那不是缩水。我感到冷漠的宝贵价值的清单总是太长。我认为所有这些效忠是自我超越的义务。其中有些来源于爱，有些来源于荣誉，有些来源于两者，有些是作为经验的礼物而获得的。
我理解这样一个理由的集合可能面临杂乱无章的风险，一种对待生活中最宝贵东西的消费主义途径，但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非常清白的。浅薄涉猎和多元性的差别是工作。在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的这个落后时刻，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身份认同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个复杂性所代表的负担，复杂性的合唱，身份认同不是接受来的而是选择的结果，即使那些接受的身份也需要选择。在这方面，最大的罪恶是消极被动。我也明白，所有这些效忠不一定增加起来，但是增加起来的理想是黑格尔幻想，用总体化趋势影响到个人和团体。极权主义在一个人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图像的政治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在人们哀叹其后果的危险之前，他应该哀叹该概念的虚假性。对人类存在的一元论叙述是个谎言。这让我们位于哲学家所说的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的环境中，但我从来没有受到这个情况的过分折磨。首先，不可通约的价值间的紧张关系是思想判断发展的基础。立场暴露各自的局限性，它们也可以成为批评的工具。批评自然来自多元主义的世界。存在这么多方面，这么多测量方式。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教导我们价值冲突间存在一个悲剧的维度，因为它们不可能总是合并起来的，在政治中，决策的代价有时候非常高昂。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他的教导。我不相信我们已经摆脱了零和游戏的束缚，正如我不相信我们已经逃脱排中律一样。如果人性在1910年不会改变，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愚蠢地说过它改变一样，人性在2010年同样不会改变。但那时我并没有在“价值多元性”中只看到悲剧，我也看到了快乐。我们并不都是总统或者首相，善于思考地度过普通人生活的二律背反也是丰富性的标志。附加的东西越多，痛苦越多。但附加的东西越多，快乐也越多。爱国主义的反面不是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是佛教。我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沉浸在众多承诺中的人很容易理解摆脱它们的幻想。但我过去比现在梦想的逃避更多。现在稍微安静一些更能长久。现在我有了管家认识,建造和维持有意义结构的责任，老人都已经去世，现在是我们关心管理我们世界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世界的钩子永远留在我的手里了。所以向我显示旗帜吧。
里昂·维斯提耶是《新共和》的文学编辑。
译自：Intellectuals and Their America By E. J. Dionne, Jr., Alice Kessler-Harris, Jackson Lears, Martha Nussbaum, Katha Pollitt, Michael Tomasky, Katrina vanden Heuvel, Leon Wieseltier
吴万伟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