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YE）对这一理论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 [2]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而且马恩最后也研究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这加速了信息的扩散，并扩大了信息扩散的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问题 ：一个是历史和地理的发展观来看传播如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的断裂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 ：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对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创造成为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这差不多预示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计算机网络传播的时空本性。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观点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 ：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3] 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最初大规模的运用现代的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 ：“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4] 从而根据《资本论》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考察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期，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传播的社会发展史，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 。 [5] 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
在历史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平衡总是要对人和传播提出挑战。在产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三个环节当中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因为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繁衍出越来越多的传播情境。人们的注意点就不再放在传播媒介的载体本身，而是扩大到整个传播体制，一个和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操作系统，包括它的游戏规则、策略手段、战略思想和机会赌注。比如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大量出现不但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收视率，而且重新界定信息表现的形式，信息的持有者和接受者的分类问题。再如移动电话、传真、互联网络等新媒介都重新开辟了社会活动中新的游戏规则，分派人们新的社会角色的功能。
每一种新媒介的选择、开发和利用都使信息有一种不同于其它的表现方式。信息活动中的交换不是一个单纯的发送和接受的关系，它们必需有一个界面接触，这是通过媒介的特性表现出来的。互联网络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都处于一个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从而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习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跟以前不同。借助电子媒介，出现了看不见的办公室，远距离工作成为现实等等。
信息传播作为一个组织化的要素，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从蔡伦的造纸到古登堡的印刷，从莫尔斯的电码到盖茨的视窗，传播是发明的矢量，是文化更新和智力运动的催化剂。借助通讯卫星和海底电缆，信息传播技术在不停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连接着无数独立的信息终端。信息传播网是当代社会和人类存在的神经系统，对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管理体制、文化扩散和人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成为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数字图像压缩、高清晰度电视、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电视、交互电视、数据广播、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因特网、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智能网、移动通讯等等传播载体构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
整个社会的生产、控制和管理系统在被信息传播技术分解，而社会的发展本身正是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和解，来认同每一个活动的社会主体。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价值观允许传播活动中的伙伴之间建立一个共用的参照框架来展开象征交换。不同类型的信息具有不同的社会使用价值，都可以放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空间中作为一种工具化的信息载体。在今天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当中，传播的功能性作用越来越系统化，几乎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
一、传播思想与社会转型
根据控制论的原理来说，一个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熵。而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一个解放者的角色，抵消所有试图摧毁发展生机并导致社会蜕化的因素，这就赋予传播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可以从技术手段上来推断通过信息传播网络的设置来解决社会发展当中可能提到的问题。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假设，是因为麦克卢汉早在六十年代就把社会定义为传播工艺所施展的对象，他的幻觉是希望通过传播机器的功能来担保社会和谐，产生一种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反应。根据他的“传播是人体延伸”的理论，所有的人体存在（生理、智力、肌肉、神经等）都是物理意义或信息意义上的媒介。这个假说的阐释基础是把人类现象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推理，从技术角度上去理解似乎是正确的，而从社会角度和智力角度去理解就要大打折扣。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在于他假定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技术模式拥有足够的理性意图，这实际上暴露出技术理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正如法国著名传播学家米涅教授所指出 ：“悖论在于，事实上传播在社会领域当中的进展是多样化的，总有差异性甚至是明显相对立的方式或者是与传播者的意图相左。它经常出现的面貌好像是统一的，光滑的和反冲突的。” [6]
从今天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来看，麦克卢汉的观念失误是因为“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使他对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视而不见，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及其文化表现，更对世界范围内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知识扩张和知识同化的差距现象估计不足（当今世界传播中有65%的信息来自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提出包含现代性的总体模式、行为方式和普遍价值的扩张性传播战略的国家）。
在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整体国力的竞争是通过四个主要因素 －军事、传播手段、经济和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实际上使得国家和民族之间通过传播制度和传播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和调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随市场经济一体化而缘起的，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性媒体机构所构筑的，国际化传播网络所经营的，视听文化商品的跨国传播和渗透正在软化所有类型的民族抵抗。” [7]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从传播角度预示了今天的信息传播网络所全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方式，但同时也不能回避文化、观念和身份的冲突。
针对电子媒介与新闻事件在全世界范围的同步传播，法国学者维埃约（Paul VIRILIO）指出，不存在世界化，只存在虚像化。通过瞬间性来实现的世界化是时间维度，是唯一的时间，这是时间的专制。如果说历史是丰富的，是因为存在着地方时间。这种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混为一体是对世界关系的瓦解，用真实时间的透视代替了真实空间的透视，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现实的感觉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从来没有信息不带有非信息的东西。从今以后，一种新型的非信息可能会出现，这和自愿的审查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对感觉的窒息，一种对理性的失控。在这个地方，计算机和多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维埃约的观点所要质询的是媒介的逻辑问题，这是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后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
事实上，没有一个传播现象或传播行为是不涉及到存在于一个社会当中的信息传递逻辑，传播本身从来就不是透明的。传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的结构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信息本身能够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信息的存在方式决不仅仅是信息本身 ：被接受到的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识当中的表象，并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维》一书中指出 ：“事实上，通过传播而被社会化的主体将不是没有制度秩序的网络的主体，也不是没有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8]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区分了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前者是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与目标挂钩，却没有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和公正，从而缺乏一种主体间性，而传播行动却是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行为。从现代理性的角度来思维，传播活动好比是可能的意义和有效性的子宫，始终包含在社会背景当中。
传播是社会存在的要素，社会空间的建构是根据信息的流布和传播交换的情境来决定的。今天，传播的无所不在表明它不断深入象征空间和神圣空间，包括政治、经济权力和科技、文化领域，成了合法化的解释模式和证实模式。应该理解合法化意味着拥有一个认识的规范，既有历史根据，又有战略目的。在社会空间中，有两种传播途径构筑了社会传播的调解功能。
首先是经济空间，就是说市场空间，这是通过经济组织本身表现出来的。应该观察到市场是一个竞争场所，始终是要寻求冲突的出路。市场是一个商品、交换和人性欲望的空间，传播在这个领域当中是一种现实，比如企业传播、整合营销都体现了传播的现实性。而在今天，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核，是以信息化为基础，以全球化、网络化和知识化为其基本特征。知识经济的主要依赖对象既不是“肌肉”，也不是物质能源，而是信息和知识。
第二种途径是媒介空间，在这个领域中起作用的是直接的和间接的政治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作为媒介表象的场所是一个神圣化的空间，形式化的空间和仪式化的空间，代表了具体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在这个现实化的空间中，所有的程序、形式和仪式都是象征化的权力的练习。
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播的问题只有在社会本身被引入了市场机制以后才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在逻辑层面上的表现是由三个结构成份所构成的，第一点是形式，这涉及到生产活动，组织发生和权力配置。第二点是修辞，就是话语的冲突和交织，包括意识的断裂和缝合。第三点是张力，指社会生态中新事物和惰性的对立，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对旧的方式的改造和冲突。对社会发展当中所呈现的传播态势的分析，是进行意义的生产。而当我们使一个讯息循环的时候，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被我们所独有。对信息的发送和接受过程进行分析的结果暗示出意义始终是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
信息从本来意义上说就是通过一个陈述状态来对一个已知事物的传递，要考虑到如何在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平衡。信息总是和知情权的展示连在一起。在传播空间中，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的一个特点就是认知的意志。公众需要参与舆论，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属性，扩大知识领域。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就是所有的主体在一个媒介化体制普遍化的状态中都成为媒介，成为社会性意义上的相互决定的参与者。要有社会意义上的传播，就要尊重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和能力。要假定信息接受者本身具有信息再生产的能力。社会关系越丰富，信息也就越丰富。
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传播自然是一个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社会行为的阐释工具。如在改革开放时期首先进行媒介受众调查研究的陈崇山研究员所说 ：“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同样伴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巨大变化。近年来，作为社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体制、技术、规模、结构和内容各个方面显示出了新的、可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变化之巨大使它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突出部，其社会功能的扩展和公众对其使用方式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9] 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下，传播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建立传播关系，就意味着变化甚至是断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解放”，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运动从社会意识层面上涵盖了传播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是传播思想？从哲学性质上来说首先是指信仰的客观化和理性化，其次是理性规范的诉求。作为一个象征空间，传播空间里包含着理解、表现、阐释、陌生化和使用维度等等要素。改革开放初期在整个思想和意识层面上所发生的理论事件和实践表现都是这些要素的历史注脚，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重新开放文化禁区，重新发行被批判的作品，重新放映旧电影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合法化等等。
用传播学的概念来阐释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就会发现1978年冬天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作为指导思想，使生产关系本身的改变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改革一开始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寻求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后来延续到人自身的变化，而人的变化是和大众传播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正是改革开放所引导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深深改变了传播体制的表象，铭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当社会机制的认知栅格成为开放状态时，新的意义的投资才可能生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到位最终要落实在人的变化当中。
从经济改革开始，传播的定义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现出新意 ：第一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扩大，这是改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成果；第二是权力下放，经济发展，社会的重新结构和经济空间的差异要求越来越多的管理自治；第三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调整，把利益驱动原则组合到社会发展当中；第四是社会管理中的冲突浮出水面，财富的聚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传统价值的隐退和媒介的强化提高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社会阶层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各种利益主体和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投射形成了社会调解的根源。
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框架可以分析为两点。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模式，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发展和增长模式。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十五大所肯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的多重成分。第二个问题是媒介的性质和功能转换的问题。从生产主体多元化到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媒介化过程中去寻找一个社会意识多元互动的传播网络，而不是一个单一性的权力关系或者是线性的因果关系。
一个媒介领域往往先天性地固定了意义生产的状态，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信息传播技术的干预是在推进社会变革当中不断进行自我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嬗变和媒介诉求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大众传媒自身加入市场经济以后，增加了社会的厚度，大众传媒在调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被国家调解（管理和调控）的对象，媒介自律的问题成为媒介发展和媒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当中的重要问题。
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而在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而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这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个由“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这样一个过渡过程 [10] 。
二、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的结构性过程。当社会行动主体要求满足更多的需求时，自然要求社会系统能够提供新的功能，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结构化过程。社会结构功能的不断分化，是为了推动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整合，就是说社会行为主体的变化与其自身的符号性结构变化同步，社会的结构稳定被异质性因素分化而不断复杂化。
北京大学教授韩明谟认为 ：“社会分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是，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从历史与现实看，是必然的，从大的趋势看，也是不可逆转的，许多社会的差别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社会分化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 [11] 社会经济结构的开放必然导致社会出现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分化，使经济结构的开放向社会结构的开放过渡。在社会新闻传播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信息资源的扩大化和社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新闻传播不再仅仅限于一个单独的宣传使命，而是重新建构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个真正的社会纽带。各种社会信息的开发和交换有利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在象征层面上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本身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享有权利参与新闻信息交换过程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12] 简单说来，经济改革在信息传播领域里所发生的变化是从数量上扩大了舆论结构，从质量上扩大了社会参与。
经济改革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迅速朝着增长的复杂性发展，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更加分化、多重化和多元化的建构过程。社会结构是制约或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行为和地位流动的制度因素，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北京大学教授袁方指出 ：“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化过程，这一过程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渐渐转移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和收益的个体身上，体现到社会稳定上，就是支撑力量的转移 ：不光取决于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且取决于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和个人行为的理性化。” [13]
经济改革把人际之间的矛盾性互动纳入市场经济的理性轨道 ：每个人都在与别人竞争，而这些无数的个人行为通过社会性整合又保证实现最大的总体能量。当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机会结构和刺激结构将会不约而同地受到市场的调整，把再生产和再分配纳入新的社会维度，从改革的意义上给人们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获取资源和利益的现实可能性。
经济改革重新发掘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分化和再整合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本身伴随着表现在智力上和态度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秩序的改变 ：肯定一种价值，就是在同时提出一种非价值，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治性和个性也通过传播在发生演变。社会性事物往往是通过立即性或中介性、直接性或间接性的表意方式来生产意义，并揭示出社会主体的危机。 [14] 改革的原则是非平衡和复杂性，是压力和选择。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总会有异质性，不平等，受限制和不稳定。而非秩序的逻辑指向是平衡、同质化、平等和稳定。秩序和非秩序组成社会发展的循环链条，是一种相互殖生的关系，非平衡状态的增长就是或然性状态的增长。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危机意识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源。
现代性的社会精神特点之一是主体危机。从现象来看，危机不仅是功能缺失，也检验出系统和行为主体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意识的能力。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变动，如中间组织的成长，利益集团行为的规范，大众传媒的权力，社会调解渠道的建立等等与制度化息息相关的因素的培育和成长，都受制于社会发展现实策略选择中的两难处境。
这种改革开放中的“二律背反”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几方面来看，如发展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经济增长与分配两极化的社会差距，强化中央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单位自主权及社会中间组织发展的关系，社会安定团结与提高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利益调整，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社会性的冲突是缺乏文化背景的。社会领域中的文化表象是属于传播主体的，在社会文化意识层面上的失序导致不同层次的媒介者意识层面上的失序。
新旧事物的潮流，各种思潮的引进和新闻事件的证词训练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模式，不断提出舆论导向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每一种思潮都有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心理依据，都可能在当时立即自我提供自治的价值，超验的内容和作为能指的意识的表象。从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到九十年代的学术反思，我们都注意到在思想和思想的社会应用之间，在思想和社会必需性的生产之间，每种思潮都拥有自己的有距离的阐释，而阐释本身同时源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因素和生产状态。
传统社会总是偏向于超验性的价值和信仰，而现代社会总是强调个人的参与作用，强调人与机器、人与组织的关系。从韦伯开始，西方学者在解释现代性的历史逻辑时都认为其中有一个反对神圣的历史过程，人和事物被神圣化的观念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的理性。 [15] 中国的文革通过意识形态的畸形膨胀把“神圣”推向极端，直到个体意义的全部消失。在一片精神废墟之上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个体来说，是要重新寻求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意义，恢复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的本来意义和世俗面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意识形态的秩序和它的机制在观念分化和反观念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发生摇摆 [16] 。中国社会中社会差异和观念差异的编码和这种编码的传递激发了文化危机，影响到政治稳定，并通过社会整合和制度整合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
在社会转型阶段，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从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心过渡到文化生产的多元化，主流文化的大众化和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下，传统的社会制度必需要通过传播方式进行自我转化以回应新的社会和文化呼唤，来回应社会物质水平提高以后的社会整合问题。
这个问题在社会实证层面上得到了证实 ：“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越积极（包括广泛接触多种媒介、接触媒介的频度高等），则观念现代化程度越高；受众接触媒介的内容越倾向于新闻性，则观念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印刷媒介比电子媒介对受众的观念现代化更具影响力；三大媒介－报纸、广播、电视各具优势，任何一种媒介不可能完全代替另一种媒介；电视在当代拥有的受众人数最多，受众接触其频度和每天接触时间，远比报纸、广播为高，但受众收看电视的目的和收获如果仅仅是‘娱乐消遣’，则不仅无助于受众观念的现代化，而且呈现出负相关。” [17]
对大众媒介受众的动力性研究，是为了从社会心理层面上回答问题 ：研究者把过去的问题“媒介对人做什么？”变成“人对媒介做什么？”这个观点意在说明现在的个人使用媒介时是把媒介和环境的其它资源放在一起，目的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同的需要而已。我们要看到受众是有能动性的，对媒介的使用是有目的的；其次，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成员借助媒介自己决定他们自身要满足的需要。第三，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媒介和其它资源在进行竞争。通过大众传播得到满足的需要仅仅是人的全部需要当中的一部分。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程度始终是考虑信息传播效果的一个出发点。
社会转型在信息传播领域当中的一个命题是媒介的影响不仅依靠媒介怎么做，还要看公众的期待和想法。在这种背景下，传播的赌注不仅仅是生产力的解放者，也对社会的表象系统、参与机会和认知权力提出了问题，信息的多样性和便利性形成了传播的动力和欲望。
经济改革当中的制度创新本身培育了新的社会互动网络，但同时也使每一个个体感觉到社会身份的危机，包括个人和集体当中出现的孤独、不安、焦虑和异化。“身份是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和社会预期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 [18]
社会转型的辐射也会通过偶然事件予以扩散出来，反映了社会的非组织化和重新组织化过程当中的戏剧性。一方面，社会分化标志着现代性的诞生，这就不再使人们去寻求唯一的资源，意义决定的超验性和社会活动的规范性。另一方面，社会不停的变化本身与层出不穷的新的物质和文化产品相对应，使社会的结构转换成为持续性。现代性的推进是一种走向未来的驱动性力量。
一种经济模式是经济战略的表现，它的方程式允许它自身能够预见演变，检验效果和寻找最佳状态。作为管理手段，传播越有效，越有利于采取正确的决定来解决问题，传播战略成为社会管理工程中的重要元素。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传播战略的使命之一是建立一个制度性的社会感知（心理）秩序，是个人和集体自由与社会义务及国家权威之间的平衡器，这个历史性过程对社会传播空间的重组形成发展的动力和秩序的根源。
三、社会转型中的传播互动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中国社会转型直接改变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国家计划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了利益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经济改革是在经济组织的布局上通过区域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的途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呼唤在成为时代要求的同时产生新的社会张力和社会整合。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传播是新的社会整合的形式，这允许个人和集体有更高的自治，解放了自发性。如果经济基础发生了嬗变，上层建筑和社会表象就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状态当中，人的秩序和事物的秩序就会出现断裂而需要缝合。
如果说经济改革在概念上带来了经济理性，而在社会的表象领域，要保证一个社会行动能够产生最大的可理解性，那么就需要提供现实的证据、可能的知识、人和事物的动力和阻力，总之是理解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事实上，一个自我组织系统要能够承受噪音、新奇、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这样便增加它的异质性、多样性、自治性，前提是不超出它的发生机制的限制。
主体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个性化的表象，市场经济首先把主体定义为一个生产者，引导生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合同行为、契约意识、个人能动性和所有制多元化成为新的社会表象。这就是说，经济改革为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创造了新的空间，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新的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跳跃出新的社会动力结构。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概念。” [19]
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制度创新，不仅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也和社会、心理有关。因为在这个历史性变化过程中，身份意识，认同意识，环境意识，他人意识都在社会运动中发生嬗变。而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传播活动的本质是趋向于一种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
传播本身表达了一种双重逻辑，既是互动反应，又是互动反应的表现。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互动反应，因为一种媒介化的互动反应是通过争鸣来完成，这假定了自在意识；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现，因为这不是一种自言自语而是主体间性，要求一种双方的理解。
北京大学教授袁方指出 ：“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的制度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但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则需要新的支撑，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利益在组织层次完成新的整合。在经济变动过程中，只有与社会变动想适应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撑，只有建立在不同利益之上的‘阶层意识’，才能有效地抑制放纵个人利益的‘搭便车’行为，只有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新的秩序。” [20]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分配机制多元化的形成使得以经济利益为维度的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同时，社会关系的联接纽带在增加，社会关系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而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当中也越来越重要，并在一定情况下产生社会性的信息补偿或心理释放。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组织机构和体制约束，也包括传播方式和信息手段。一个政策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产品，因为这种形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根据社会行为主体的认识栅格来表达和编码的。也就是说，一个政策决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限制。而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处在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行为主体的表象的交叉地带。
经济改革是将各种社会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和人际关系的新意义。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所以成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就要看个体能否自治，就要看对事物的关系是否高于对人的关系，个人能否在社会上找到一种自由和平等的身份。对于这一点，学者樊平是这样认识的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立、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作用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种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21]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社会成果之一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生产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推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反映在传播上，出现了传播行为和传播角度的多元化现象。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是传播的合法化资源、信息源、话语的授权允许等因素的社会性放大，传播行为的社会化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杠杆。
同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引导社会再生产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它对生产性社会实践活动中所有的指挥和调节方式提供了新的技术结论，它使非集中化成为一种可能；它把信息提供给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边缘层次和孤立单位；它能够优化管理结构，改进工作效率，改善管理关系，允许地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强化大、众、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诱导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
例如在今天的企业当中，信息化和传播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第一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产自动化和产品设计的水平；第二是管理信息化，建立起以原材料采购、生产调度、市场分析、计划安排、库存处理、成本核算、劳动工资、产品营销等为内容，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撑的管理信息系统。第三是销售电子网络化。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获取商机，从而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赢得市场。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播本身是一个通过亚系统的理性活动的扩张来产生制度性变化。
从信息传播技术在企业当中加入社会生产过程，可以看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社会有了新的形式。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建立了社会活动中的新关系，传播的修辞和传播的使用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投入有利于开发新的信息资源，这种性能不仅仅是工艺性质的，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游戏。
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传播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冲突，其内容是经济改革，其方向是调解诉求。调解的思想首先是针对影响手段和劝说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调解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 ：如何使主体建立它自己与周围环境的象征关系，从而寻求意义、象征交换的形态和传播的循环，从而完成由文化整合而社会整合的过渡。文化整合是意义的和谐，而文化嬗变是意义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暗示出和谐和意义要依赖被铭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本身。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具体来说，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一元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而在这个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传播不仅意味着信息和思想交换，尤其是形成新的表象，衍生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两条轨迹之间的重合和不重合、交叉和不交叉的问题。文化向工业化阶段的过渡修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对受众进行心理投资。
文化的意念创造和产品制造不仅是为了装饰社会的文化身份，也要被纳入政治权力和社会管理的镜像隐喻当中。作为一种象征体系，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不停地为集体无意识提供心理和想象结构的支持。媒介所负载的文化是一律的，所有信息都被简化为标准样式。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经济动机和文化表达是有一定距离的。从一种一般的现实来看，文化身份承受几个考验 ：对价值符号的颠覆性使用，重建象征体系的问题，文化危机的扩大和深化等。对市场的设计和预计是所有文化战略和策略的时髦程序，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在商业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在传播当中，主体发现了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诱导性因素和社会的强制性因素，主体得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职责。从这一点出发，社会的意义结构得到了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说，传播在一个社会中是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状态，调整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关系和资本运营的表象构成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状态。
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因素构成传播网络的本质，这包括传播手段、协调方式和传播者之间的相互定义。传播学寻求的是对符号和意义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的理解，这种分析过程是非线性的过程，因为经济基础和传播表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决定上层建筑。改革的社会实践的有效性要看是否能够在社会表象的层面上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三种属性 ：第一是生产制度和生产制度的社会化的交换过程；其二是社会制度根据生产力状态和制度的自治化和组织化程度来修改理论观念；第三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定义更多是通过它的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而不是对制度的承认来说明的。这三点都与信息传播或者说传播的发展和管理战略分不开，更与当今时代发展所要求的社会知识增长的逻辑分不开。“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 [22] 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赌注，科教兴国成为时代的呼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社会的经济进步转化了自然环境，开辟了自然资源，更新了生产技术和工作条件。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社会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开放的社会态度。从反馈信息当中得来的媒介调解的诉求是要求更加合理化的信息分配。
创造一种新的调解形势决不仅仅意味着普及传播媒介的接受，而是在媒介传播当中有批评性的内容以开拓新的传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使传播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价值要素和道德秩序。经济越发达，社会批评资源越丰富，通过讨论和对话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冲突也就越难以避免。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奠定的社会传播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知识传递的有力工具。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大众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有助于提高认识水平，有助于传递知识和科学普及。
从社会意义上说，开放带来一种社会性的智力状态的变化。例如在经济改革当中所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市场经济的撞击带来一种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的企业精神，由依赖而创造，由惰性而准时，由人工而技术。
从事物发展的矛盾性来看，一场社会性的改革总是要对社会自身提出问题，会在积极意义上导致一场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暴露的问题越多，寻求解决途径的动力越大。因为改革事业是一种系统更新，是重新在社会发展当中进行工具配置和战略重组。这就在社会层面上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传播的必要性，以重新建构社会关系。
社会传播中以受众或参与者为基础所形成的网络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形式，首先它没有精确的边界；其次，它所包含的社会角色是多重性的；第三，社会传播网络的自我定义经常是偶然性的，随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兴趣和所使用的媒介而定。随着信息的循环和重复，信息在网络内部的循环是封闭性的，是一个自我结构和自我解构的过程，根据网络成员的要求和信息接受终端的刺激来进行自我调整。
一个社会自身在传播过程当中提出来的问题是阐释社会的新资源，其意义是制度控制，把制度的语言变成一种可以扩散的秩序和意义。
四、社会转型中的传播诉求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传播战略意味着使权威合法化的修辞和作为社会交换的表现的制度化，通过大众传播来进行的社会性的调解诉求是为了澄清进行传播的可能条件。经济改革在社会层面上产生出许多新的对话主体，使对话环境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要素。
事实上，很难从单方面去理解一个传播情境。要寻找意义，不仅是语用学意义上的陈述状态的背景，也涉及到对话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能力，他们的心理决定和阐释的渗透所增加和改变的意义。
对信息的接受主体来说，赋予一个事物以一种意义，是建立一种特殊现实。这种建构过程也是社会主体自身的建构过程，这使传播成为真正的政治行为。从狭义上理解，负有教育责任的传媒机构有计划、有目的的向社会大众传递政治上的信息、价值观和政治信念。广义上说，个人通过大众传媒逐渐接受被现在的政治制度所肯定和实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作为社会发展的铭文，调解的诉求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一方面，媒介使用的普遍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个人化的东西，强化社会整合的能力。传播越多，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越多。另一方面，媒介“变厚”的效果使传播成为越来越不可能的事情，在个人表达的信息越来越清楚和透明的同时，人们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和无法渗透。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在传播领域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传播媒介的栏目设置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调解的诉求，这包括认识真相，要求参与和拥有消费。
媒介表现的差异化程度是和传播战略的特殊性和针对性分不开的。在媒介圈层中展开的信息传播的目的不仅是娱乐、煽情、兴趣激发和产生影响，也包括推理、解释和说服。信息传播本身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展示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思想和外面的实践，个人被媒介引导来进行自我定位，包括比较和理解，完成一个制度人的媒介塑造过程。从社会行动主体的利益属性出发，调解代表传播主体在履行一种权力，目的是要通过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建立表现和象征化的共同模式。调解是通过传播在社会空间当中的投资形式。
传播诉求问题当中的核心是媒介的受众，这涉及到三点。
首先是知识的扩散。在当今时代，信息的接受和整合越来越重要。传播的意义就是扩散知识，在公共空间中流动的知识能够区分社会主体的文化属性和经验水平。知识工程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工程，是传播空间放大的自然结果。社会转型总是伴随工业化和教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某些信息的解禁。社会转型中的深度变化在传播层面上的标志是要求传播大于政治，心理大于意识形态，多样性大于同质性和允许大于强制。社会越发展，人越拥有财富和文化，他们不仅思维开放，也要求传播意义上的社会确认。知识的制度性功能在结构传播的社会空间的同时定义出主体的社会身份，并使其作为参与象征交换的社会行为主体。
第二点是创造一种消费形式。被铭刻和书写在传播空间中的信息和想象逐渐变成工业化的生产对象。工业化的逻辑暗示我们所要生产的文化消费资料总是要和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对位。所有的技术对象事实上同时代表一定的商品价值，这是由市场法则来裁决，而其应用价值则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媒介的特殊性在于它也可以是一种消费品 ：文化商品中所整合的世界是一个象征的维度。这当然使得市场的前期设计附加上风险因素，媒介产业化的供给战略应该尽量使这些产品和设备适应使用中的偶然性要求。
第三是象征认同的需求。在社会转型中，在传播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象征权力之间肯定存在冲突，这涉及到看法的合法化问题，因为社会表象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分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领域，我们不再仅仅只找到一种唯一的合法性，社会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分解，权力主体和行为主体的增多甚至影响到政治权力的操作。
社会传播空间的扩大产生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使文化也处于流动和断裂状态。我们可以说在媒介爆炸时代的传播事实上系统性地集中了物质产品和象征产品的交换。不要仅仅认为媒介是一个求得社会共识的操纵机器，媒介中扩散的信息也是诱惑个人走向理性化的工具。
在媒介化的时代，个人理性的形成越来越少通过个人之间的交谈，而越来越多通过信息消费和信息诱惑。在差异之间的调解作为一种建构意义的努力是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指向性联系。在现实当中，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反射是通过不同的信息载体来推动象征产品的多样化。在社会行动的象征调解和技术调解中，生产的逻辑和载体的逻辑之间存在差异。信息仅仅存在于信息系统中，这个系统的基础同时是网络和文化身份。社会学习化的机制从传统导向转变为媒介导向。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所要承担的使命是社会转型，这就意味着社会转型假定重新定义网络概念，特别是涉及到经济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交换网络的结构转型，要跟世界经济体制和世界传播趋势接轨。从软件到硬件，从广告到节目，信息传播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从通讯卫星到光缆干线，跨国传播活动正以日新月异的方式加速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各种对话、科技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存在的普遍方式。
同时，社会转型要寻求体制内部的互动反应作为一种动力性要素组合，这涉及到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跨国化过程。法国著名传播学专家马特拉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 ：“今天，跨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体多元化相互结盟的结构，包括私营部门和国营部门，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它们合在一起重新定义国家－民族的角色。一个保持自己管理权力的国家同时成为权力战略和反权力战略的过渡区域，或者是予以超越，或者是不承认这个范围半径。” [23]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文化有一个道义责任问题。因为广告传播作为一个文化适应过程，包含有价值秩序，行为模式，表象和形象，偏见，信仰，仪式，知识等等人类学意义上的动力因素。而我们事实上也看到，一些著名跨国集团（比如可口可乐和万宝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推行的广告战略是一体化和本土化相结合，这说明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明显的文化同一性也会出现断裂，产生自己的文化断片，被马特拉称之为“文化杂交”。这成为传播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去区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24] 相互激荡的表象形式。
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市场的空间配置上说，需要专业化、地方化、区域化和全国化的网络发展，这就牵涉到媒介活动。因为在信息传播的时代，信息增长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的速度，信息供给大于消费需求。
信息传播结构所扮演的角色是使得社会组织适应于社会生产的需求，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活动有更好的计划。掌握信息意味着提高决策权的效率，消除熵的负面影响。从现代经济的角度来看，信息的生产和传递是经济活动中产生附加值的中心。
“市场竞争作为‘过程’的意义在于，没有人预先知道竞争的结果是什么；人们只是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才得以知道必要的信息，并且通过市场竞争随时修正自己的偏好。” [25] 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借用哈耶克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是无法知道资源有效配置的全部信息，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充分说明信息生产的社会意义。在八十年代，中国的信息消耗只有世界水平的十分之一，当时中国的电信系统只能满足一半甚至还不到的社会需求。人们由于缺乏足够的远程通讯设备，甚至要通过人员旅行来满足信息需求。资金周转缓慢，每年有十分之一的流动资金处于旅行状态。
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新观念是传播也是生产力。早在1988年，中国的产业经济专家们就已经估算出在电信上的投资回报率以中期来计算是1:6.7,在长期则为 1:13.8。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使用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应用，更要看得到信息的时间和信息本身的质量。作为一种互动性的反应媒介，现代电信手段成为培育人的社会行为的工具要素，包括人的教育程度、专业分工和增加机会成本的投入。如果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说法 ：“要有效地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而以电话为常用工具的现代电信手段恰恰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回应生产性和社会性需求的信息传播手段。
现代传播手段不仅改进了人际关系自治化的可能性，同时建立了另外一种人际关系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人际传播更容易，更直接；另一方面是人更可能直接参与社会和经济的交换过程。在1980年，中国的电话私人用户还不到1万户。后来的电话安装和社会应用的普及说明，传播工具的个人化为新型的人际关系赋予社会转型时期的形式和内容，安装电话成为私人空间的投资对象，电话成为个人社会性存在的标志。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打乱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秩序，下岗再就业，生态污染，机关精简，情感挫折，股市风潮，通货膨胀和人际关系的商业化等新的社会因素使得传播手段成为心理诉求的工具，直至通过大众传媒上的专题栏目把私人话语公开化。
技术操作性和实践方式的多样化使传播的社会意义更加丰富。也就是说，传播工具的应用是和已经存在的社会需求相匹配的，工具的应用状态和社会背景的内容一起推进社会的传播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过渡时，对信息传播的需求大大超过了经济本身发展的速度。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在技术上开发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关系的技术载体的重要内容就是信息传播手段。利用这种手段的更新，人们不断改进与能源、材料、对时间的度量和自然生态的关系，调整自己的社会主体位置。
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经济行为的区域概念在传播中被修改。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各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的人力、物质和信息交换是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整合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电信业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是开放竞争，刺激技术进步，发展市场网络。在原来计划经济的时代，社会传播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是纵向的，只需要单向渠道就可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横向联系发展加快，产生巨大的传播需求。从1985年开始，中国电信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长速度。经过十五年的长足发展，中国今天建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电信传播网，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信息传播的保障。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更新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它们自身成为新的社会铭文。
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使传播成为日常生活状态，信息效用的最大化是通过“象征利润”的实现或“进入传播通道”来完成的。传播媒介的角色功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和它的制度性功能分不开的。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总体性使媒介传播所产生的想象的意义能够发挥社会的组织功能。
社会制度本身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组织栅栏，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制度的内化是通过意义的内化，具体说来是社会想象的意义的内化。而这是大众传媒的直接功能所在，其最直接的文化表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文化生态 ：市场经济把交换纳入文化领域，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复制和工业化能力使文化成为人造自然的景观，经济民主化推动文化民主化产生了无中心无个性的大众化现象。
五、社会转型中的传播空间
在社会管理当中，传播空间的位置非常重要。和物质再生产不一样，象征再生产要依靠传播活动。不管是回归传统，还是更新社会纽带，或者是个人的社会化，都需要日常传播的自发性作为产生媒介化影响的陈述状态。
简单说来，传播空间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力量关系在调解中的权力和反权力。所有的权力同时是权力和反权力，谈判或诚服。传播主体在追随他们的客观目的时是以他们在传播行动中能够取得相互谅解作为条件的，认知的主体是通过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处境和它所追求的政治目的。
从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传播成为发展的必然条件，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和充分满足个人利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性因素。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发展秩序是按照社会生产力的构成来重新分配社会利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辟了有助于良性调节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的经济空间。
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社会转型问题普遍尝试运用了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概念。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认为 ：“在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里，话语权力在人群中的分布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从而难以开拓出‘公共空间’来。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那些与权势、利益、名声和文化主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宏伟叙事’。” [26] 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认为，用这类概念来指称中国的社会转型“预设了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27] 。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而事实上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领域，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其中。从哈贝马斯的概念中得到启发，黄宗智认为第三领域的概念是价值中立的，可以避免把第三领域化约到国家或社会范围的倾向。虽然国家和社会在同时影响第三领域，它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逻辑和自身特性的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织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
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建构社会空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就是一个传播网络的扩大化和多样化过程，或者是作为一个社会变迁的稳定因素，或者是作为社会交换的记录空间，传播网络本身反射出社会功能的意图。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经济供给扩大和社会分化合法化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传播的范围扩展、节奏加快的时期。人的活动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消费资料和服务的交换是通过信息和传播来完成的。那么，如何理解传播所参与创造的新的社会空间？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以电视为例把要发挥社会调解功能的传播空间定义为“共有空间”。她认为 ：“许多学者试图用‘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来概括商业社会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浮现，并且认为据此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相对自主的话语空间或者文化空间，乃至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空间。这种描述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想象性与预设性，但在中国大部分的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当中，类似的空间－比如一个纯商业文化的空间，并未真正成型。在我看来，至少传统权力（比如政治权力）几乎仍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极大的制约性，但是这种权力又不断经历着一种转移与多元化的进程，商品、市民文化、抗衡性的声音、媒体获取自身权力的努力、知识分子以多重身份对于这一进程的参与、跨国公司的介入……这一切构成了一种非常繁复的空间共用的状态。前面说过，我们仍然只有国家、地方两种电视台，都是经典意义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它们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显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然也不是西方社会的纯商业行为，或人们所设想的纯粹文化行为。”[28]
这种评价恰恰说明社会转型时期媒介功能的转变，因为经济改革把信息传播导入市场机制，传播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市场与产品的关系，是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按照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性质来进行循环和交换。随着传播领域本身成为一门投资对象，传播行为和企业行为直接结合起来，象征调解和经济调解成为传播的动力和经济的杠杆，至少大众文化的盛行可以为此作注脚。
南京大学教授周宪认为 ：“中国的社会法制化西方有许多根本的区别，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和社会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市民社会’那样的形态，但这种相对的分离却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领域的形成。理论上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 ：在公共权威垄断一切资源和活动的社会中，文化具有相当的排斥性，因为排他的原则是基本的游戏规则；反之，在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的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一种包容的原则应运而生，于是，共享的文化便有可能形成。” [29]
事实上，在八十年代萌芽而在九十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大众文化是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作为媒介与市场接轨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 [30]
法国学者高龙（Dominique COLOMB）在研究中国电视广告的专著《中国传播的飞跃》一书当中指出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的重叠所导致的变化 ：“情况也在不断地演变，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国营电视从今以后面临着市场竞争，竞争的底线超越了唯一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框架。对这些商品逻辑的适应迫使国营电视孕育新的组织形式。” [31] 当今的电视传播是立体性的，传播的渗透性所带来的收视率争夺已经是一个严肃的商业现实（比如广东电视台所面临的以香港为发射基地的电视媒介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电视节目的内容调整不得不吸收商业化的因素，比如享乐性，娱乐性和诱惑性等等。
新的电视节目的组合形成了两个模式 ：一个是传统样式，从教育意图出发来维持社会管理和控制；一个是新样式，更注重商业标准。这两种样式的并存使电视在中国成为大众文化的载体，电视空间成为一个混合性的传播空间，从而呈现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姿态。因为在西方学者眼里，西方电视传播所带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表象造成政治、科学、文化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萎缩和缺失。而在中国，参照系的不在场可能扮演的是另外一种角色。高龙认为，“事实上，被揭示出来的消费主义正好填充了作为当代中国特点的意识形态真空，是作为取代了意识形态的传播的推进器。” [32] 在大众传播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市场性表现都证实了商品化是如何把媒介受众转变为媒介消费者，并找到一种新的合法性。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合法性是通过一个平行的自我转化过程来完成的。媒介表象中所显现出来的超级权力显然并非来自自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权力机器。权力空间构筑了借助媒介和传播来表现的权力的现实化。化为表象体系的社会传播向公众传递了权力的表象、规范和判断；表象体系越丰富，越有层次，越能减少噪音。
社会行动总是离不开集体结构和权力关系；经济改革当中最本质的是改革本身提供理性资源和权力的合法性，提供社会转型的目的性。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成为政治稳定的动机；反过来，政治稳定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都在传播中演变为新的表象，传播的网络观念成为新的表象意识，穿越社会空间的传播循环构筑了社会诉求的关系纽带。意识形态的投资产生了合法化的新意义，以服务于已经存在的意义的整合，而社会管理的合法性首先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
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社会行为主体的参与总离不开自己的创造性战略和文化想象。社会经济利益的联接是建立在表象系统碎片化的基础上，政治表象的问题往往从经济层面上反映出来，传播的创造性总是和新的社会关系有关。
我们可以寻找表现而不寻找传播，但我们不能寻找传播而不寻找表现。对传播空间的理解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个领域循环着信息和表象，我们可以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说法称之为“第三领域”或按照戴锦华教授的说法称之为“共用空间”。另一方面，这个领域预见了这些信息的政治、经济属性，成为与社会行动主体相适应的对象。经济改革与社会重构同步，在这当中，传播的诉求首先是为了接近表现的领域，传播的赌注在于社会传播过程中能指的有效性，市场经济使表象系统成为消费对象，这突出了社会组织当中的工具理性精神和它所代表的新的利益主体。
传播空间的结构是通过媒介的扩散来形成的，信息循环使它的象征属性在社会范围内不断扩大和延伸。这说明了为什么媒介的受众（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原则在所有媒介化的传播中被普遍化，成为媒介竞争当中的一个支配模式。
大众认同的表象往往与社会认同机制和社会交换机制的嬗变有关。大众媒介在编织社会联系中是一种不断更新的载体，从社会性走向个人化，传播辐射的无限放大是分享传播权力的竞争结果。在传播空间中，社会转型的社会动因是社会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冲突和分化所产生的认同差异和认同危机。而传播活动所要求的相互重新认同能够进行社会和谐意义上的象征调解。在社会传播中，整个结构、程序和制度通过象征交换的主体来进行整合，这个象征交换主体当然是指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代表。
社会自身是传播活动的参照系，社会组织是一个活体，它涉及到总体性、增长、分化、等级制、支配和控制等现象。要简化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就需要发达的信息处理系统，在扮演自我组织者的活动中把偶然性转化为意义。而意义的身份是和指称的多样性相兼容，没有一个社会不建立自己的参照系，象征领域总是和合法化相关。社会自身所提出并定义的意义和制度是“信息”和“信息”的“意义”。意义并不仅仅来自关系效果，相反是一种阐释手段。社会制度本身决定了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不属于“真实”。从整体上说，社会是在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秩序和多样性之间的阐释系统。
在现代性的入口，信息传播的理性交换需要把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和工具性活动和战略性活动相关。信息在社会领域中代表着一种主体的铭文，信息体制和它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以证明它的合法性，社会传播的逻辑总是和社会组织的逻辑相关。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信息传播层面上导入三个新的维度 ：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的涌现丰富了传播关系。第二，在信息分配的关系方面，信息资源的赢利性和新的利益主体的崛起要求推动信息在经济层面和象征层面的再生产强加一种合法的定义来与自己的利益相匹配。第三，涉及到传播网络和传播区域，在区域性的社会发展当中，传播网络的配置是创造一个社会调解的空间，产生地方认同的象征意义。信息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打破市场建设中的地区封锁和人为划分，形成一个具有最大社会参与性意义的全国市场。
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的背景中，信息不再被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规范“殖民”，在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媒介冲突中，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政治标准成为新的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规范。传播要在信息沟通的层面上回应国内与国际的沟通，地区之间的沟通，人与社会的沟通来寻找信息传播的独立姿态和相互补充的特殊形式。
总之，社会转型的信息传播表象是横断面的、多重性的和网络化的。这恰恰关系到应对传播全球化挑战当中的“去区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重新区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这个分化和重组的过程旨在产生身份认同的意义，旨在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以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组成不同的维度，各有其不同的逻辑，传播的贴切性在于如何把握作为社会认同标签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把握好传播的逻辑有利于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有效地统一起来。
六、传播是社会再生产
邓小平说：“革命是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33] 对一个现实社会的再生产总是有两个水平 ：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象征的。而传播活动的目的是在现实与公众、象征表象与个人内化之间造成可能的相互理解。
就社会领域而言，既不可能是中立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结构的；而且社会透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组成社会的个人本身从来就不是透明的，他们不可能清除无意识。要思考传播，应该考虑知识多样化的形成和差异共存的可能性。信息领域是事件发生和展开的铭文空间，比如说新闻事件的意义是通过差异性表现出来的，这包括一些形式技巧的运用和如何针对受众的传播策略。
在这个意义上说，传播的表现要义是在社会转型当中寻求新的调解形式，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调解的本性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把既定社会的公共空间加以结构，建立一个传播体制意味着在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培育一种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
传播是一个话语和一个回应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每个个体处于一种相关性的位置。这个组织化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信息秩序化的过程，每个信息接受者同时可能成为信息再生产的主体。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社会的组织首先是对信息资源的组织，正是信息资源成为社会转型中不可缺少的社会再生产手段。
在一个媒介化的表象中，什么是信息？应该说信息一开始不过是对客观经验和社会主体活动的提取，它提供真实的担保。在这个提取过程中产生一种双重操作 ：首先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是对总体的部分提取；然后把其象征意义融入社会行动主体的表象中。信息是传播的“指称化”，就是说传播的内容如何是通过信息处理本身来加以表现的，传播结构的层次是与信息基础相对应的。
信息问题的要害是在传播活动中的意义。关于传播的争论总是涉及到传播伙伴所处在的领域和对象，以及传播主体的行为和反应。环境框架的变化亦是传播的变化 ：传播的延伸，时空距离的缩短，经济因素的越来越复杂化，文化骚动和文化适应的困境，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技术和经济变化所引起的不稳定性都为传播所阐释的社会嬗变打上了注脚。
如果说信息只是一个程序，那么这个程序如何是要看谁把它变成成品。信息与内容或意义没有直接关系，它始终涉及到的是表现的选择、形式和转化。真理总是短暂的和选择的，被我们的逻辑表象和语言表象所媒介化的。信息功能构成它的制度身份，而传播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具有人类学属性，对我们来说代表一种社会属性的象征调解，所以说传播同时是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和产品。
信息的生产和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机和要素。市场经济是通过调解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信息和传播的经济。一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是一个在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开辟多种调解渠道的社会。调解的目的是调解主体与事物的关系，定义出主体在表象领域中的形式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填补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传媒在象征再生产层面上提出的问题呼吁了可能的社会化和个人化。
同时，一个自治的社会暗示个人对制度的内化，是这些制度的原则化身，换言之，个人本身是社会再生产的对象，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1992年以后的第三产业化政策使得媒介经营体制向企业制度过渡。经济改革不仅从数量上扩大了舆论结构，而且通过新的社会主体的参与带来了媒介圈层的质量变化。信息的爆炸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个体与社会话语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传播实践就是多元主体间通过作用和改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精神交往和话语交流。
信息的扩散是传播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它把阐释功能和接受功能区分开来。信息扩散的结构是和社会形态相类似的。这涉及到如何定义信息扩散的结构。这个结构赋予传播主体一种真实身份的维度，并以此建构象征交换意义上的社会交换属性。不管技术性能如何，信息在功能在原则上总是减少不肯定性。
在传播空间中，社会秩序强加一种分类来生产一种确认这种秩序的形式，也暗示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分离状态 ：在社会分工和知识等级化之间，在客观结构和智力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在社会秩序上的信仰的等级。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水平上，传播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个人身份诉求和社会关系限制之间的领域，传播关系直接反映了生产关系。
换而言之，传播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了冲突场所来重新建立作为表象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定义是用来表现现存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而社会行动主体正是在这个框架中展开行动。一旦建立社会的象征框架，社会生活就自然被整合在象征表象当中，社会的象征秩序是社会传播的基础。进行传播，首先就是创造一个制度的秩序，一个象征的秩序。社会环境的自我再生产是通过象征产品来完成的，而象征秩序的冲突暗示出权力关系。
传播模式本身是由传播手段和传播关系构成的。具体的社会传播意味着一定社会交换形态中的关系、影响、补充、排斥和替代。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这些社会逻辑产生效果的方式不是决定论的和机械性的，而是围绕着它们充分表现了社会行为主体的战略及其社会反应，包括可能激发的保卫既定意识形态的社会抵抗。
媒介的意识形态有效性构筑合法化的社会秩序，在象征水平上保证现存社会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法国著名左翼学者德布雷说：“我们回想起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报刊、编辑、视听）是一个政治工具。” [34] 新闻传播的角色不能被简化为扩散思想、政治教育和其它政治招聘。新闻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家和集体煽动家，也是一个集体组织者。一个意识形态的强化是当她成为一种常规用法，在想象当中的集体形象的投射，公众对一种意识形态的依附和不依附表明了一种思想模式的理性范围和历史情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区别了政治霸权的基础是力量和社会霸权，政治霸权奠基于力量的基础上，而社会霸权则是管理者意识形态机器网络来支配被管理者所达到的组织共识，通过意识形态机器的网络来组织主动的社会管理，所有的历史行为都是社会主体的合力而成。“所有的社会团体的诞生领域的本质功能是在一个经济生产的世界，它同时通过有机方式自行创造一个或几个智力阶层给它带来功能的同质性和意识，这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 [35] 这些新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谈判和文化霸权中扮演主要角色。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各种社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社会集团，伴随自身的发生和发展，都造就出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
民间社会的发展需要作为自我表象的个人的自发性，而社会转型也需要一个整合过程。这就是说新社会主体的上升同时也会找到相应的智力表现形式，为新的权力打上轮廓。霸权是一种政治支配和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这涉及到生产一种象征形式来引导政治行动，产生一种政治决定论意义的象征诉求。
社会理性的存在方式总是通过多样性的意义来显现。经济改革殖生出新的行动主体，社会意义上的媒介行动不能被简化为像“四人帮”时期那样的舆论的操纵机制，也不是为了舆论变化和个人态度的短期效果。因为全社会都意识到，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多种方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对一些社会行为模式和社会角色产生和提供价值化的引导作用。在媒介操作和公众态度之间，被媒介所投射的内容和公众态度的刺激有一种演变性的偶合性关系。
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下定义，同时让公众相信社会话语的内在性质。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还在于维持社会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在对传播活动进行技术整合的同时规定传播的范围。在经济改革所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在于如何把总体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协调。传播意识形态是冲突和斗争的对象。作为一种文化表象，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总是属于传播的一部分。
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但是脱离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想象，历史是不可能的和不能被理解的。在创造历史和政治角逐的过程中，想象和理性共同在意义世界中发挥作用。如果从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就会看到，在一个历史性的革命运动中，借助舆论一致的象征化手段，革命组织和意识形态是激发集体性实践的组织形式。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手段，意识形态的情感核心来源于所有社会条件所组成的媒介圈层。通过媒介的功能，意识形态话语有一种自己的权力，用劝说来代替限制，用话语来代替暴力。媒介通过媒介化的表象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一种社会的象征再生产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播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理论。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社会整体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重新认识社会冲突、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这些要素的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和有效运转的功能机制。
我们认为要进行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传播学反思，有必要在学术上采用多重视角，要考虑到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新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挑战、新的社会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和意识形态形式、新的艺术观念和时空经验、新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社会现实当中所包含和孕育的传播成分如何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从传播的角度开掘出新的社会发展资源作为奔向现代化的动力。
原文曾经在1999年10月15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加拿大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后被收入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传播学－中加传播学研讨会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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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的新构图》参见《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2] 《Marx &Engels on the meansof communication 》a selection of text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Yves de la HAYE,International General , New York , 1980
[3] Dissonances par Yves de la HAYE, La Pensee Sauvage, Grenoble, 1984, p.36
[4] Dissonances par Yves de la HAYE, La Pensee Sauvage, Grenoble, 1984, p.42
[5] The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 -- histoire, contexte,pouvoir par Paul ATTALLAN , Tele-Universite , 1989
[6] La societe conquise par la communication par Bernard MIEGE, PUG, 1989, p.13
[7] 作者《 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8] La pensee postmetaphysique par Jurgen HABERMAS, Armand Colin, Paris, 1993, p.100
[9] 陈崇山 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0] 黄升民、丁俊杰《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 第5页
[11] 韩明谟等著《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2] 作者《建构都市的传播空间》载《南方都市报》1998年12月28日
[13] 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4] 这种危机往往表现为社会主体对经济改革的期望值的现实落差，一系列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记录，如由陈崇山研究员主编的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和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蓝皮书。
[15] Ordres et desordres par Jean-Pierre DUPUY , Seuil , Paris, 1982
[16] 比如八十年代著名的蛇口风波，参见鞠天相著《争议和启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17] 陈崇山 孙五三《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18] 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9] La pensee postmetaphysique par Jurgen HABERMAS, Armand Colin, Paris, 1993, p.83
[20] 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21] 韩明谟等著《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22]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第14页
[23] Penser les medias par Armand et Michele MATTELART, La Decouverte, Paris, 1986, p. 218
[24] 这两个名词是由法国学者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著名的《反俄狄普斯》中提出，意在对不同社会体制用以疏导和控制欲望的方式作历史分析。“区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是指通过驯服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来压抑欲望的过程，而“去区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指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之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对压迫性社会符码的解码将会使欲望摆脱限制性的心理与空间局限。参阅美国学者贝斯特和凯尔纳合著的《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5] 汪丁丁著《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26] 汪丁丁著《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27] 论文集《国家与市民社会》420页 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
[28]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 知识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5页
[29] 周宪著《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30]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天涯》1997年第5期
[31] L’essor de la communication en Chine par Dominique COLOMB, l’Harmattan, Paris ,1997, p.99
[32] L’esor de la communication en Chine par Dominique COLOMB, l’Harmattan, Paris ,1997, p. 146
[3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第311页，
[34] Cours de mediologie generale par Regis DEBRAY, Gallimard 1991, p.172
[35] 葛兰西著《狱中笔记》法文版第12卷，第309页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78年《Cahiers de Prison》Cahier 12 par Antonio GRAMSCI, Gallimard 1978 P.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