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喜读龚自珍诗词。他的“咏味”诗中有句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这是他对当时某些读书人的批评。我做人为学,常以此自警。老来反省,虽不敢说完全脱离了这种尴尬处境,但大体上似可问心无愧。试以我对美国史的研究为例。
我是1964年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条件下,常常感到一种必须“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研究,哪些部分不能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有没有例外;对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如何评价等等,都必须有指示、特别是“最高指示”作根据。不符或违反这种根据的研究成果,不独不能发表,还会招人抓辫子,引来麻烦甚至祸殃。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一切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下了什么新文件。不从这些文献中找到根据,研究工作便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的美国史研究似乎有一个公式: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质则是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日益严重,政权不稳;从社会、文化方面说,是自私自利,腐朽淫逸,前景黯淡;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大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一个列宁说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生命力。这种书面上的美国和人民心目中的美国的矛盾,使我深深感到我们研究美国史的人,有责任对之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能否担此重任呢? 1979年末考验来了。当时,我和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共同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我还担任最后两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的分主编并主持撰写。当时情况是,虽然我国学术界初步经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洗礼,极“左”思潮有所缓解,但远未完全改观,我面临着几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首先,尽管当时没有明令禁止史学将世界史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史学界明显存在一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难以找到“根据”。当时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20世纪50年代初)。我接受《战后美国史》主编和撰写任务时除研究生外,只有一个同仁愿意和我合作。这也难怪,心有余悸嘛!由此可见,编写《战后美国史》就是闯禁区,无疑困难重重。
其次,经过一番探索,我认为罗斯福“新政”是解释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新发展的典型事例。然而,此前我国史学界受苏联史学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拘泥于经典作家个别词句对“新政”不符实际的解释,否定“新政”在克服美国1929—1933年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中的作用,甚至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完全是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所以“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些论点违反历史事实,根本不能阐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不过,要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就很可能受到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的攻击,因而具有相当风险。后来,我的确一再遇到这种风险。
第三,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马恩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形势有很大区别;如果不将这种变化讲清楚,就难以实事求是地论述30年代以后美国历史的发展。我还认为,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前30年美国历史(即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发展,但不能阐明30年代以后美国历史(即由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因此,要科学地论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就必须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在当时条件下,发展马列主义更是禁区。它只能是经典作家的禁脔,一个普通教授要公开发展马列主义,即使万幸能免于政治上灭顶之灾,至少也会被认为是狂傲或自不量力。
事情很明显,如果不解决上述这些困难问题,我们编写《美国通史丛书》(最后改为《美国通史》)第5、6两卷的工作便不能前进,当然也就不能保证质量地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即使勉强完成,也不过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经过严肃的思想斗争,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在知识分子社会使命感的督促下,我们决定知难而上,“著书不为稻梁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谈何容易,岂能轻率为言,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紧密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有些重要出版机构和出版物也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陆续发表了我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首先发表了我对罗斯福“新政”重新评价的论文(后来《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等杂志还陆续发表了我的论文,对罗斯福“新政”问题进行补充论证)。紧接看,《世界历史》发表了一系列我的同事和研究生论述从杜鲁门到卡特总统时期美国历史的文章。论述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年代的美国史论文,也得到《美国研究》、《兰州学刊》和《武汉大学学报》的支持。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们的专著:《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这样,美国史以至世界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就在有关出版社和刊物、特别是《世界历史》的支持下,被我们冲破了。再后来,上海《社会科学》和《学术季刊》、《读书》杂志、《世界历史》、《兰州学刊》、《湖北社会通讯》等杂志,又先后出版了我的有关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我们的数种美国史译著,使我们上述面临的一些主要困难逐步得到解决,并能较好地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受到各种干扰和压力,有的人甚至向当时中央政治局某常委控告我“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有的高官在省级学术会议上攻击我对小罗斯福总统的评价是“胡说八道”。所幸时代不同了,尽管这些攻击多次使我个人穿小鞋,但没有能损毁我们坚持真理的勇气,也未能阻止我们将这些被攻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写进《美国通史》的最后两卷,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宽容度,人们只要刻苦认真,坚决拒绝名、利、地位、权势的诱惑,虽很困难,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做到“著书不为稻梁谋”的。
2005年12月11日于求索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