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凉到了脚底。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革命后他的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毅然反正。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两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见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但是，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