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邵荃麟、张光年的检讨、交代材料中，多少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可能保持的自尊，在维护人格尊严上的勉力坚持。也批判自己，但更多是讲述事实本身；既不是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期待宽 恕。20多年后的90年代，在时势、身份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张光年对当时事情的讲述并没有多大变化，仍保持着他认可的那种连贯性：这样的品格让我感叹。
文革期间，特别是开初那几年，以我的观察，周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想积极投身这场“革命”的，我也不例外。但在这段历史被作为“噩梦”、“浩劫”否定之后，大多又愿意强化历史的“断裂”，好能够“减去十岁”（谌容小说的题目），将它忘却。这是一种“遗忘机制”；米兰·昆德拉称它为记忆的“自我查禁”。因此，当90年代后期研究者“发现”许多“新时期”的活跃作家，也是“文革”期间的活跃作家这一现象的时候，才会在许多人那里引发莫名惊诧的反应。
《大事记》的编写
《大事记》的全称是《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1966年6月至1968年这几年，各地红卫兵、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出版了大量自印的小报、书刊，《大事记》是其中的一种。它编写、出版于1967年四五月间。第一稿1967年4月刊登于《新北大》（当时北大校报）、《文学战报》（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兵团主办）的联合专刊上。1967年5月增补修订后重新发表，并出版单行本。《大事记》的记述事件，始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1949年3月，迄于1967年5月。它将“建国十七年”的文艺界，描述为“围绕政权这个根本问题”所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在《大事记》中，正确路线一边的，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直接领导下，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除江青外，还有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姚文元等。另一边的反动路线，则是“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和直接指使下”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邵荃麟等。《大事记》采用的是传统编年体的历史叙述体式，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在1967年到1969年间，它被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不断翻印，仅笔者看到的就有近十种；在它出现之后，类似性质的文艺方面的“大事记”也纷纷出现，如《戏剧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音乐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美术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国30年代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记实》等。
《大事记》编者署名“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实际的编写者是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几位教师，有严家炎、谢冕、刘煊、我六七人。他们在学校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史和写作的教学。大约是1967年初，北大“校文革”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与社会结合，而中国作协造反团也正好来北大商议合作。这一年初春，我们几个人便带着铺盖，住进北京灯市西口黄图岗胡同13号的中国作协宿舍。去的时候天气还有点凉（好像还烧过几天取暖的炉子），离开的时候已经是短袖衬衫了。13号是很大的院子，两进，住着十几户人家。前院比较小，主院有三间北房，还有东西厢房各几间，除此之外还有东跨院，种着枣树等树木；当时的中国作协图书资料室，就在东跨院。我们几个人住在主院北房的一个大屋子里。当时住在院里的好像有冯牧、葛洛先生，东跨院后面是诗人陈敬容的居所（在此之前，郭小川、李季、王亚凡等也曾在这里住过）。因为冯牧等文学界名人当时已经成为“走资派”（或“反动权威”），正受到批判，而我们是“革命派”，分属两个营垒，所以没敢（或不愿）登门拜访。
住进黄图岗，才知道要我们做的，是编写1949年以来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说是和作协造反团合作，其实他们并没有派人参加。印象里只有杨子敏、杨志一、尹一之等先生有时候来我们的住处看望，或送来各种图书资料。除了整套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合订本之外，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从作协档案室里取出的内部资料。现在能够确切记住的有：为批判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中国作协党组1957年8月7日翻印的统一出版社1942年出版的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1957年9月中国作协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国作协1961年8月《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修正草案）》，也就是所谓“文艺十条”；1962年8月“大连会议”的全部发言记录；冯雪峰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1966年8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和出版处文革初期批判林默涵之后，林默涵1966年7月15日写的检讨材料《我的罪行》；造反派收缴、查抄的几位作协领导人（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等）的笔记本；邵荃麟1966年8月19日写的《关于为30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张光年1966年12月9日提交的交代材料《我和周扬的关系》；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1967年4月8日编印的《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改和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材料选编》；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斗批筹备小组1967年6月编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三反罪行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三反罪行材料》；等等。
《大事记》编写的方法、体例如何商量、确定，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但观点什么的却不会是个问题，依据的自然是当年的“主流论述”。毛泽东1964年、1965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江青1966年底到1967年春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署名姚文元的几篇文章（《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些构成《大事记》观点和措辞的依据。我们当时做的事情，不过是查阅、搜集资料，补充、细化这些确定的论述。分给我做的，是1949－1952年的部分。回想当年的情景，我们对编写这份材料的“正当性”，投入的热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公开谈论的场合，也没有发现有对“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姚文元文章观点表示异议的情况发生，肯定都认同对历史所做的这种“两条路线斗争”的描述。
当然，我和其他先生可能也意识到，事情不会是那么简单。所以才会分头将中国作协提供的部分内部材料，用复写纸抄录后每人一份保存。对于被宣布为“黑线人物”的周扬、邵荃麟等，我们也批判，但好像没有表现出什么憎恶。这是因为“文革”开始以来，周围朋友、同事、领导突然成为“敌人”受到批斗的现象已经是寻常事，逐渐意识到仅仅是名目、头衔的更换，不足以完全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另外的一个印象是，在邵荃麟、张光年的检讨、交代材料中，多少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可能保持的自尊，在维护人格尊严上的勉力坚持。也批判自己，但更多是讲述事实本身；既不是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期待宽恕。20多年后的90年代，我读到李辉先生对文艺界人士的访谈，在时势、身份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张光年对当时事情的讲述并没有多大变化，仍保持着他认可的那种连贯性：这样的品格让我感叹。
另外的大批判活动
“文革”前夕和期间，我参加的大批判写作自然不止这一项。1964年报刊批判谢铁骊导演的电影《早春二月》，我写过两篇批判文章。一篇登在北大的内部刊物《红湖》（1964年第6期）上，题目是《关于陶岚》；署名“子晓”的另一篇（《〈早春二月〉给知识分子指出的是什么道路？》），是和中文系一位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合作的，刊于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刊物《前线》1964年第19期。这两篇文章，指责影片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个人享乐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阶级调和，是在“将知识青年引导向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道路上去”。其实，在60年代前期，《早春二月》是我喜欢的影片之一。另外喜欢的还有作为批判对象而在内部放映的《士兵之歌》（丘赫莱依）、《伊凡的童年》（塔可夫斯基），都是当时的苏联影片。我喜欢它们，却参加到对它们的批判之中。并没有人强迫要我这样做。这里的矛盾，透露出的“人格分裂”的情况，在我这里至今没有得到深入分析。
1964年夏天，《文艺报》（8、9期合刊）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主张》的文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材料，开始批判邵荃麟。在中国作协编写的材料中，牵涉到严家炎先生。中文系为了配合这一批判，让我从严先生评《创业史》的几篇文章中，摘出与“写中间人物”有关的论述。我的摘录誊写在红格子的稿纸上，共有五六页。交系里之后，想必是印发给师生作为批判的材料。
1974年春天，发生了对意大利左翼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影片《中国》的批判。影片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来中国访问之后拍摄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当年对它定调为“反华影片”。《北京日报》到中文系约稿，系里便要我组织几个学生去看电影，然后撰写批判文章。学生的文章质量不高，我则没有写出来。一方面，觉得已经讲不出比已发表的文章更多的话，另一方面，是对这部作品的“电影语言”完全陌生。自50年代以来，我已经习惯了纪录片的那种为着“确定主题”而选择人物、布置场景的操控模式，对《中国》便感到无法把握的困惑。今年（2009）夏天我重看《中国》，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位在《放大》等影片中创造“一个失落了拯救之可能的世界”（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的艺术家，在1972年的中国看到的，究竟是人类未来的影像，还是也感到深深的失望？
下面这次倒不是“大批判”。也是1974年春天，当时的文化部写作组（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是“初澜”或“江天”）到北大中文系，提出要师生撰写评浩然长篇《艳阳天》的文章。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这件事系里交给1973届的工农兵学员去做，我和林志浩先生当时正负责这个年级的教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便读作品，读资料，分组讨论了许多次，然后规定师生每人各交一份作业。林志浩是广东普宁人，我是揭阳人，我们算是“老乡”了。他年长十余岁，也是北大毕业。原是人民大学教师，文革中一段时间，人大语文系和新闻系合并到北大。林志浩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不少论著，而对文学研究、批评则还没有入门。因此，全部作业最后便集中到他那里。他统完稿后，让我将稿件送到在东城区一个胡同里的文化部写作组。过了些天，《人民日报》在刊出署名“初澜”的文章（《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之后，我遇到林志浩，他兴奋地说：“我对了对，我们的文字还留有三分之一！”我没有他的高兴，原因主要是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的阅读、写作能力受到很大打击，这种挫败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怎样回到“过去”
对于《大事记》编写这样的事情，在“文革”结束、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将会如何对待，如何讲述那段历史？印象之中，对这段经历我们很少再提起。9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初，严家炎、谢冕和我相继退休。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几位退休的教授（乐黛云、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和我），编辑了内部流通的“学术叙录”。其中的一项，是“教学与科研活动记事”（或“学术记事”）。对这一段经历，严家炎、谢冕先生和我，都没有提到。推测原因，就严、谢两位先生而言，应该是认为这是政治活动，不属于科研、教学活动之列。他们并不是想掩盖。“文革”初他们曾有批评林彪、江青的言论，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后被作为“反动小集团”的成员批判；“文革”后这类事情的性质由“反动”颠倒为“光荣”，但从不见他们提起、渲染。
对于我来说，也有与“学术”无关的想法，但事情要复杂一些。“文革”之后，《大事记》我还读过多次。1977－1978年我参加编写《当代文学概观》，当时没有任何当代文学年表、大事记的书籍，我利用的还是这份《大事记》。在再一次翻阅《文艺报》等报刊的时候，在它的上面补充许多材料。虽然如此，总觉得编写《大事记》这件事是个“污点”，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很少对人提起，自己也尽量想从记忆中抹去。“文革”期间，特别是开初那几年，以我的观察，周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想积极投身这场“革命”的，我也不例外。但在这段历史被作为“噩梦”、“浩劫”否定之后，大多又愿意强化历史的“断裂”，好能够“减去十岁”（谌容小说的题目），将它忘却。这是一种“遗忘机制”；米兰·昆德拉称它为记忆的“自我查禁”。因此，当90年代后期研究者“发现”许多“新时期”的活跃作家，也是“文革”期间的活跃作家这一现象的时候，才会在许多人那里引发莫名惊诧的反应。
这些年，常有关于“文革”记忆的“真实性”的讨论。台湾学者钱永祥说，“当事人”的那些反思、回顾文章，“多半以描述和谴责‘文革’为主要着力点”，他们“陈述自己当时的想法、信念的时候，却很不容易找到当事人自己的声音”。这种情况，钱理群归结为几个因素在起作用，如文革叙述已经形成的“集体模式”的遮蔽，如影响着“当事人”的“利益驱动”，以及回忆者当前的“问题意识”等（参见钱理群《追寻生命之根——我的退思录》一书中的《关于“文革”记忆与研究的通讯》）。这里说的“利益驱动”，我想，它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当年、更与他的现实处境相关：即通过这种回叙要塑造怎样的自我形象。除此之外，制约这种叙述的还有常被人们忽略的情况，我将它称为由“自我暗示”引发的删削与改写。在当事人接受了某种被界定的经验的情况下，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经验重塑、取代“自己”的经验。因此，在“彻底否定”那段历史的情景下，会想象当年自己的反叛姿态；在发现那段历史似乎有着理想风采的另一时候，又转而会放大当年的幸福感。
这并不是推测。在时隔30年之后，重读《大事记》和我写的批判文章，重读“文革”后期我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笔记，难以相信这些文字出自我的手：这种反差让我一时无法建立起生命的连接。设若这些资料不再留存，设若留存而我不再去重读，对当年情景的想象将是另一种面貌。这里不想再谈论记忆的性质，也不想放到伦理的层面讨论。这种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也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就如一位小说家说的，“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因而，“过去的出现尽在不真实之中”（参见米兰·昆德拉《相遇》）。
精神和语言的“简化”
现在，我当然不会再认同《大事记》的观点，认同那种对历史的描述和描述的方式。不过对我来说，《大事记》（也包括《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文字）仍有它的“价值”。
从“认知自我”来说，它可能是了解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连续关系的一个“症候性”文本；假如我还愿意了解自己的话。从认识当代文学与当代史来说，作为当年“主流论述”的扩展、补充，可以从《大事记》中窥见当代激进政治、文艺理念的内部逻辑、具体形态，从中见识文学－政治的“一体化”目标在推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复杂、紧张的文化冲突，也多少了解这一激进的文化理念的历史依据，以及它在今天延伸、变异的可能性。
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时代气氛，对占据主流位置的思维、表达方式特征的理解，也多少能从《大事记》中窥见一些光影。从《大事记》中可以见到，那个时期，是一个思想、精神、语言、思维方式化约（简化）的时代。这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精神氛围。在那个时间里，精神的要求是将一切复杂、丰富的事物，极端性地变成一种“概要和轮廓”。精神、语言的简化，在这里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事物、情感、思想被最大程度清理过，事物都被区分为对立的两极，“光谱”中一切“中间”的色调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当年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在这里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我批判《早春二月》持的就是这样的理据。精神、语言简化的另一方面是，对观念、“本质”的追求所需要的只是“勇气”，却不对“观看”和事实开放；事情本身的复杂、丰富内容全为着论述“本质”而被肢解、遮蔽。编写《大事记》在分配周扬这些人物的路线归属的时候，与其说我们是在认真审察他们的言行，审察他们做些什么，不如说已经转移到问他们是谁上。“简化”的运动，去除了一切与“时代”不符的观点，去除事物之间细微的差异，去除难以理清、剥离的思想、情感，去除感性的血肉，去除对人性某些弱点的宽容……而只留下教条式的，僵硬的观念、立场。并且，观念、立场采用了极端的、暴力的措辞方式。在那个时候，人们在这种暴力式的语言活动中，获得一种述说“真理”的正义感和崇高感，也获得一种能够冒犯他人感受、展示自身拥有“威权”的那种权力满足。回想起来，在撰写批判文章和编写《大事记》的时候，这样的心理内容在我身上也多少存在着。自然，这种拥有“真理”和述说“真理”的感受和自我满足，也会随着时势变迁而逐渐褪色、分裂，感受和语词之间会更加貌合神离，“真理”出现溃散，语词便更多转化为一种表演。——这种现象，特别表现在文革“后期”的阶段。
简化自然不是只有负面的意义。在革命、战争、时代变革的年代，新生的、具有创造激情的力量，对纷纭复杂的事物具有一种抽取“本质”的简化的能力；这种简化，曾经发挥以简驭繁的动员的巨大作用（因此，才会有类似“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平等、博爱”；“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语录出现）。但是，在一个遭遇困境的失败的时代，这“失败”的征象假如不是表现为不再具有这种“简化”的能力，就是表现为这种“简化”已经只有空洞的“本质”，成为一种英雄姿态，甚或沦为呓语，就如“狠斗私字一闪念”，“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一百年是空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等等那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严家炎、谢冕先生和我在这方面是有差别的。他们原先的学识、智慧、情感有丰富的积累，清理和化约对他们而言，作用可能只是表面的，一时的。我的情形不同在于，原有阅读、经历的单薄、贫乏，即使简化、清理的压力有所缓解，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释放。由是，在80年代以来的30年间，他们沉稳、扎实、镇定，而我则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处于持续的焦灼的心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