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赞同者有之，效仿者亦有之。相比较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国内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明晰“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僵化、不教条、不照搬、不固化，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并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模式”更是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热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及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凸现了“中国模式”的影响。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看，不同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颇有差异，这种概念界定上的差异又进一步带来了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在进一步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先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界定。
一、“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到底是何时提出来的?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提出来的。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雷默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
其实，在雷默提出“中国模式”之前，国外早就在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比如说1980年，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同年5月30日，前西德《时代》周报刊登罗斯·特里尔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北京的粗暴刺耳的声音”，副标题为“‘中国模式’的结束”，该文谈到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规模建设带来的问题。1984年12月，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广东沿海对外开放粗具规模之后，前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来华访问。英国路透社记者撰写的新闻分析指出：“苏联批评中国经济改革但却对中国的成功感兴趣。”此篇新闻分析多次提到“中国模式”，其含义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1985年6月，阿根廷《一周》杂志刊登对阿根廷众议院议长卡洛斯·普格列塞的采访记，普格列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人探索的是走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方法。他认为，“中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代之以中国模式”。
1986年，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托·米利诺维奇的文章说：苏联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很感兴趣，并提出要研究“中国模式”。
1987年8月19日，巴西学者在比较中巴两国技术模式优劣之后，在《商业新闻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自主发展技术堪为楷模。文章还提出，“中国模式应成为巴西的榜样”。
1988年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中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的文章，认为自邓小平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以来，“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
1991年5月，前苏联尚未解体之前，一批有影响的苏联政治学家认为：苏联应进行接近于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以“技术突破”为基础，在政治上建立一种“强硬的权威的”政治结构。
1991年11月，已经失去执政地位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重新公开活动，并提出要在罗马尼亚采用中国模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1993年5月，《匈牙利新闻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引起世界兴趣;7月，墨西哥《至上报》发表文章，认为古巴正在模仿中国，学习“中国模式”;9月，埃及《金字塔报》发表文章，盛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模式，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1997年11月，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在访问中国后，明确表示希望按“中国模式”进行经济改革。
1998年年底，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一些海外著名学者、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及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明智可取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继续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如2003年9月，俄罗斯《消息报》发表《什么是中国模式?》的文章，认为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改革注重民众利益。同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杰弗里·加滕的文章《中国的经验》，作者建议学习“中国模式”。2004年以来，雷默拉开了国际社会大范围内讨论“中国模式”的序幕。这种讨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际和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不断被引向深入。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模式”并不是进入新世纪才提出来的概念，它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在国际主流媒体上，雷默绝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而是“北京共识”的首创者。但需要承认的是，雷默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也许是国内学者认为雷默是“中国模式”的发明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国外学者及政要的论述来看，他们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比较随意。在讨论“中国模式”的同时，国外学者还使用了“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等概念。此外，“毛泽东模式”、“东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印度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等概念也在经常使用。“模式”这个概念并没有确切的内涵，有时指“发展道路”，有时指具体的方针政策。
第三，20世纪最后20年国外学者讨论“中国模式”时，多指中国改革开放模式，尤其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绝大多数学者政要是从经济的层面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很少涉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参与这种讨论的人员也来自方方面面。这是“中国模式”广受世界各国关注的原因。
第四，近年来，“中国模式”之所以被国际社会热炒，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逐步扩大;三是西方发展模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模式”正好显示出比较优势;四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担心欧美发展模式被超越，从而失去主导地位;五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模式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便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在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时，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有些学者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有的学者主张用“中国特色”，还有人主张用“中国案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过去我们深受“模式”之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遭遇过曲折，出现过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二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学者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因此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接受。三是有一种担忧，害怕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四是认为“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在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我个人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其理由如下：
第一，“模式”(Pattern)一词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它标志了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就社会发展这个意义上而言，“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简单地说，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可以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经验的总结。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
“模式”可以指经济模式，如“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混合经济模式”，等等;“模式”也可以指政治模式，如“议会民主模式”、“多党制模式”、“三权分立模式”等;“模式”还可以指社会发展模式，如“社会主义模式”、“资本主义模式”等;“模式”可以指大的区域发展模式，如“北美发展模式”、“欧洲发展模式”、“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拉丁美洲模式”、“非洲发展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模式”也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中国模式”、“瑞典模式”、“印度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模式”还可以指一个国家内某个地区的发展模式，如中国浙江的“温州模式”、福建的“晋江模式”、广东的“深圳模式”，等等。因此，“模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
第二，经过60年的探索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党的十七大将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理论”、“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简洁，也有利于开展国际对话。因此，回避使用“中国模式”恐怕没有道理。即使这个概念是外国人使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也使用这个概念，“民主”、“自由”、“公正”、“社会主义”等概念不是首先在西方使用的吗?有人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广泛使用过“模式”这个概念，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并没有回避使用“模式”这个概念。
中国的改革，首先针对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时，我国学者曾广泛使用过“模式”这个概念，如在介绍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时，我们曾使用过“匈牙利模式”、“波兰模式”、“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保加利亚模式”等概念。有一段时间，“模式”问题甚至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并没有回避“模式”这个概念。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同克林顿会晤时指出：“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2008年4月12日，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的文件中也曾使用过“模式”的概念。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使用了“发展模式”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第四，“中国模式”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我个人认为，中国学者不应该回避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而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解释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概念解释。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应该抓住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这一契机，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手段，向世界“说明中国”，破除国外人士因不了解中国而对中国的“误读”(如国外学者把中国模式简化为“经济自由+政治专制”)，减少这种“误读”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误导”(如中国威胁论)。要消除他们因偏见而形成的“误解”，增进他们对中国更多的“了解”，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要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
三、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
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少数国外学者谈到“中国模式”时，是指“毛泽东模式”，即毛泽东时期的方针政策，相对于“苏联模式”;20世纪80年代，外国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时，多指经济改革或对外开放，相对于“毛泽东模式”;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谈“中国模式”时，多指中国渐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
进入21世纪，在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中，由于人们关注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因此对“中国模式”的解释不同。从国外学者及政要的论述来看，他们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比较随意，有时指“发展道路”，有时指“发展经验”，有时指“发展理念”，有时仅指具体的方针政策。在使用“中国模式”的同时，国外学者还使用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概念，许多时候，这几个概念是混用的。而在国内学者的探讨中，有人把“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等同起来，有人把“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等同起来。
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另外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和政治“独裁”，这实际上是诋毁“中国模式”的积极影响。二是把“中国模式”泛化，使之成为“中国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成为一个内涵很不确定的概念，这实际上也是企图消解“中国模式”的影响。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呢?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模式”的地域定位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着力解决的是“中国问题”。这里的“中国”是整体性的。因此，我们在界定“中国模式”时必须注意：其一，“中国模式”绝非部门的，如“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中国的国企改革模式”等。其二，“中国模式”也不是区域的，如“温州模式”、“晋江模式”、“深圳模式”、“西部开发模式”、“东北振兴模式”等等。我们既不能把某一部门的模式上升到“中国模式”，也不能把某一区域的模式上升到“中国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的参照系是国外其他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在横向和纵向比较中凸现出来的，它是相对于其他一些发展模式而言的。从横向比较看，按照国外学者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这几种主要模式均有自身的特点，而“中国模式”与这几种模式有明显不同。从纵向来看，“中国模式”是相对于以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其他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
第三，“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今天国内外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不能同意把这个时间段定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历史。因为新中国60年中，前30年与后30年虽然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不能割裂开来，但前30年与后30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我们更不能同意把“中国模式”的起点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这种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统一纳入“中国模式”的做法，很容易使“中国模式”泛化，从而失去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
第四，“中国模式”从内容上看，是指全方位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指某一个领域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是由中国在社会发展方向比较突出的特点和经验构成的。它是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的统一，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统一，是现实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是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统一。因此，在界定“中国模式”时，我们应该注意：其一，“中国模式”不能仅指发展理念，如国外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也不能仅指发展实践，如国内外学术界所说的“中国道路”。其二，“中国模式”不是指某一个发展领域的发展模式，如国外学者在谈“中国模式”时，有人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模式(如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人关注的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还有人关注的是中国外交模式。“中国模式”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雷默之所以被当作是“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发展模式的。其三，“中国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又体现出未来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模式”固定化。其四，“中国模式”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它与人类文明发展相随，与时代发展同步。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国际大背景来谈“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所谓“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条件、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一系列“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既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当代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几种模式，更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
此外，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西方学者及政要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中，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他们在谈“中国模式”时，经常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不愿意或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概念，把中国取得的成绩归因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则等于承认他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许多论断是错误的。第二，西方学者和政要比较关注中国经济模式，容易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因为中国的成就并非按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的，如果他们肯定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又肯定其方法与价值，那就等于否定了西方本身的价值，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愿看到的，这也是他们害怕“中国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点说明，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国外学者和政要的重视，但其对中国的偏见仍然是存在的，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差异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学者应加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