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
（America Vertigo: Traveling America in the Footsteps of Tocqueville）
贝尔纳－亨利·莱维 著 赵梅 译
算上今年的这部《美国的迷惘》（America Vertigo），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已经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还有《自由的冒险历程》和《萨特的世纪》），而他的新作《黑暗时代的左翼》据说也被列入了汉译出版计划。看来，“BHL”（众所周知的莱维全名的缩写）——这个20多年来法国“媒体知识分子”的第一名牌——在进军美国多年之后，似乎正跃跃欲试地登陆中国。
但是，BHL值得翻译吗？应当被认真对待吗？或者，如何阅读他的作品才是恰当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你的学识、品味以及（同样重要的）文化与政治立场，因此也必定充满争议。当然，“哪里有BHL，哪里就有争议”，而“挑起争议”又恰恰是BHL的品牌营销策略……那么，也许更明智的方式是干脆置之不理、全然鄙视或淡然漠视，以免败坏了我们的品味、降低我们的格调。但“BHL现象”可能不只是媒体商业炒作那么简单，可能还透露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的某种征兆。“所幸”，我们早已在更坏的品味与更低的格调中千锤百炼。我们不害怕BHL。
那么，贝尔纳－亨利·莱维究竟是谁？
一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籍西班牙裔犹太人，1968年（时年20岁）进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他的教师包括德里达和阿尔都塞）。“五月风暴”期间积极参与“毛主义”与“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等激进左翼活动。1971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agrégation），随后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孟加拉国，介入反抗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并成为穆吉布·拉赫曼总统的顾问。在1973年返回法国后，莱维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与巴黎高师任教，并曾进入密特朗总统的专家班子。1977年发表《带着人性面目的野蛮》，在左翼内部发起对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成为所谓“新哲学”（Nouvelle Philosophie）运动的领袖人物而声名鹊起。在不到30岁的时候，莱维已经是法国引人注目的青年哲学家、政治活动家、记者和公共评论家。
此后三十年，莱维成为公共传媒的超级明星：他是（或被称为）哲学家和作家，发表三十多部著作（包括理论性著作《上帝的遗嘱》和《法兰西意识形态》以及获奖小说《心魔》），并在耶路撒冷创办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研究中心；他是影视制片人和导演（包括纪录片《波斯尼亚》、《萨拉热窝死亡中的一天》和故事片《昼与夜》），他是出版家（创办杂志和担任出版社顾问），他是政治与外交活动家（从1979年随“无国界医生”奔赴柬埔寨，到2003年作为希拉克总统的特使前往阿富汗），他是公益积极分子（创立反种族主义组织SOS Racisme），他是记者（他的《谁杀了丹尼尔·珀尔？》畅销美国，声称查出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在阿富汗遭绑架后被害的真相）；最后，他是无可匹敌的媒体知识分子（为欧洲多种报刊撰稿，在电视节目上频频亮相），在几乎每一次知识界的抗议书中都有他的签名，在所有重大的公共辩论中都有他第一时间发出的激昂声音……
2003年《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发表关于莱维的长篇特写，称他是“超人与先知，我们在美国没有类似的人物”。岂止于美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又有谁可与之相提并论？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英语传媒中也相当有影响力，但涉猎领域相对狭窄而且风格邋遢“土气”；齐泽克（Slavoj Zizek）在许多方面旗鼓相当，但缺乏名流政要之类的朋友也就不够“powerful”。（钱文忠或许很有潜力但目前显然太过“local”。）
是的，莱维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但还不止这些。BHL得以成为超级名牌，还仰仗莱维得天独厚的“大众偶像要素”。首先，他的外貌英俊（实际上对一个作家来说“过于英俊了”，毫不夸张地属于影星阿兰·德隆的级别），而且腔调十足——他标志性的白衬衣总是标志性地解开最上面的两三个钮扣（有好事者告诫“切勿模仿”：如果你也解开几个钮扣，那你的衣领就会很难看地塌下来。而莱维的衣领总是高耸的，因为这是400美元定做的领子）。其次，他极为富有（1995年继承父亲的企业遗产，两年后卖出7.5亿法郎），目前跻身于法国前100名富豪之列。最后，还有他连绵不断的风流韵事，直到1993年——演员暨歌星Arielle Dombasle（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秘密婚外情之后）成为他第三任妻子。但他仍然常常陷入八卦传闻。莱维的女儿Justine几年前发表一部自传体小说（中译本《没什么要紧》，漓江出版社2005版），诉说自己的感情创伤与治愈的经历。而媒体的兴奋点不是这部获奖小说的文学成就，而是其中那个导致主人公婚姻破裂的“第三者”的原型：她就是后来嫁给了萨科奇的Carla Bruni，现在的“法国第一夫人”。
当然，这位媒体的宠儿也总是身处舆论的围剿。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有四部关于莱维的传记著作在法国问世，其中有三部是批评性的，2006年出版的《一个法国冒牌货》（Une Imposture Francaise）更是充满攻击性。实际上，从莱维最初崭露头角的时期开始，各种批评与责难就与他如影随形。有些是人身攻击，有些是文人相轻，有些是出于严肃的学术批评，有些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的确。莱维的显赫权势与精英地位会让许多他的“劣等同类”因羡慕嫉妒而心生仇恨，如画家Jacques Martinez所说，“他英俊、他才华横溢、他富有、他有位美丽的妻子——当然，他们会恨他。”但对莱维的非议并不能以这种低级的阴暗心理来一并打发。他的炫耀虚荣和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格以及令人发指的自恋气质，会让许多严肃正派的人深感厌恶。但个人风格与气质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他的著作文章在品质上十分可疑：他的理论性文字有概念错乱，他的历史性写作有误用的硬伤，他的调查纪实性报道有失实甚至虚构。无论对他的各种指控在分寸上是否公允得当，这些问题都着实存在，更与他显赫的公共声誉形成强烈反差，这使莱维在法国学术界几乎成为一个笑柄。
早在三十年以前，法国几位重要的思想家就对莱维（以及“新哲学家”们）持有异议或批评。德鲁兹（Gilles Deleuze）认为莱维的作品是“浅薄的”，是将哲学化为“市场产品”。萨特在晚年拒绝了莱维的探访请求（怀疑他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德里达干脆断绝了与莱维的师生关系。雷蒙·阿隆在《回忆录》中用两三页的篇幅谈论过莱维以及“新哲学家”们，说他们的成功主要是靠媒体的宣传，也受惠于“在今天的巴黎，缺少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判”。“《上帝的遗嘱》，书名和整本书的过分自负，以及冒充渊博，对耶路撒冷和雅典所下的不容分说的评论，使我难以欣赏这种华丽辞藻的魅力。这种浮夸的修辞方法受到了马尔罗的影响，其中既汲取了他的某些特长，也继承了一些不足。”（中译本615－616页）
2004年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上刊登一篇长文中，评论法国的当代思想历史与状况。他在一个段落中，惋惜逝去的思想大师后，如是写道：“贝尔纳－亨利·莱维是这个国家最为著名的不满60岁的‘思想家’，他奇异的显赫地位暗示着智识生活的普遍境况。虽然无数次地表明他无能去弄通一个事实或理念，但法国公共领域对这个粗鲁的傻瓜（crass booby）予以如此关注，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显著的国民智力与品味标准的逆转。这样一个怪物可能在任何其它主要的西方文化中兴盛吗？”（“Dégringolade”, LRB, 2 September 2004）。
我相信，所有这些批评与指控都是中肯的。但这只是点明症状而不是诊断，至少不是充分的诊断。将BHL现象仅仅解释为商业传媒时代一个自恋狂的幸运，只是表明了“国民智力与品味的逆转”，这听上去太像是文化批评理论的粗鄙解释——一种短见而陈腐的敷衍或者推诿。安德森教授疑惑于莱维“奇异的显赫”（bizarre prominence），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更有解释力的事实：莱维在法国甚至欧洲意识形态光谱中抢占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这是欧洲在对斯大林主义的幻灭之后出现的空虚地带，而正统的左翼力量（萨特一代以及后来的学院左派）从未真正收复过这个空虚地带。
冷战年代之初，多少欧洲知识分子将希望与未来深切地寄托给斯大林的苏联？对他们而言，这是人类最终战胜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想和实在的前景，这是思想预见与道德情感的双重寄托。一系列的幻灭事件发生：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事件、“古拉格”，直到柏林墙的倒塌。半个世纪的历史，曾经的理想实际上（借用莱维的书名）是“带着人性面容的野蛮”，在严酷的现实中成为一场噩梦。但正统左翼如何对待自己的这段历史？如何对待这智识与道德的双重创伤？我们看到过无数（甚至极为高深的）敷衍与推诿，却从未见证真正坦白的自我批判与具有思想力量的历史解释。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困难，这个自我清算如果彻底，我们是否会陷入投降主义？是否会失去最后的抵抗？整个世界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宰制之中？这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一种源自深刻道义感的负担。这个心结（complex）并没有解开。这仍然是左翼一个无法溶解的心病、一个道德情感上的创伤内核。于是，我们宁愿等待，如果我们依然相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自我化解的，那么历史终究会出现那个时刻——那个危机总爆发的时刻，那个濒临崩溃的时刻。到那个时刻，我们在历史证据的支持下，再来重收复失地。而在此之前，左翼不得不被哈姆雷特的幽灵所俘获——深邃而高贵地背负着道义负担，怀着哈姆雷特式的迟疑与延宕。
但是，法国民众不是哈姆雷特。他们的“智力与品味”都不足以承受这种高贵的犹豫不决。于是，莱维这种毫无担当的投机分子才得以趁虚而入。的确，他们没有任何深刻的哲学见解，阿隆一开始就看得很准：“‘新哲学家’们首先引起轰动的，是他们彻底地反对苏维埃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回忆录》616页）莱维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他告别他的激进左翼立场是在1973年，那一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在法国出版，像他自己坦白承认的那样，正是阅读索尔仁尼琴使他“幡然觉醒”。因为正统左翼中具有第一流的见识与道义感的大思想家们的迟疑与延宕，才让这个三流货色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他的“幡然觉醒”并没有径直倒向右翼或极端自由派，他依然声称自己是“另类的左翼”（甚至“终身左翼”）。他的“新哲学运动”同志已经倒向了保守派，公开支持萨科奇的竞选，而莱维却拒绝了萨科奇的招安（无论这多么像一次表演）。他在最近的电视访谈节目中适时地谴责“自由放任派”导致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的迷惘》中，他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比如对巨大购物中心的隐喻性阐释）和“暴力”（比如对美国多所监狱的实地考察）做出了公然的无情的（当然是拾人牙慧的）批判。他的小聪明帮他发明了各种标签：他是“反反美主义”（anti-anti-Americanism），而不是亲美主义（pro-Americanism）；他作为左翼的使命是捍卫普世人权，是反抗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他用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标榜自己的独特政治立场。近三十年了，他一直在这个真空地带舞蹈。
但是，这是三十年的成功演出。三十年的“BHL现象”可能远远超出了一个小聪明的把戏。也许，在另一个意义上，莱维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对应了某种正统左翼一直回避的现实（也是民众的“现实感”的基础）：野蛮主义——贫困、暴力和不公具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和来源，并不能全部归于邪恶资本主义的名下，而美国也不能简单化约为这个邪恶资本主义的化身。那么，一厢情愿地将所有野蛮都归咎于美国，或者“迂回地”最终归咎于美国，就失去了说服力和对民众的感受力。如果大众听不懂这么“迂回的”解释，如果他们不再相信比如（乔姆斯基著名的断言）“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只是《纽约时报》编造的谎言”，那么就很容易接受莱维的花言巧语，倾听他的“反反美主义”——谴责将美国看作“是其它国家的错误、无能以及矛盾的替罪羊的荒谬言论”。而莱维的修辞术格外具有挑逗性：“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在朝鲜和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做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接着，莱维就用他惯常“推理”伎俩做出断言：“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美国的迷惘》6页）
谁害怕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只不过是在正统左翼的沉默失语处高声喧哗，但无论他多么蹩脚，多么浅薄，多么怪异，只要这个位置仍然空着，他仍然会表演下去。只要“反美”与“反暴政”不是永远统一的，只要在两者出现裂缝的时候我们的正统左翼仍然犹豫不定，那么莱维就继续会有他的媒体市场——不只在法国，甚至不只在“其它的主要西方文化”中——“怪异的”BHL现象还会持续，直到“那个时刻”的来临。“9·11”事件或许还不是那个时刻（因为它最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猖獗回潮）。但终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应该在暗中指望它加剧升级吗？指望美国资本主义的彻底垮台、指望这个“世界秩序”的最终崩溃，好让我们“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吗？让我们祈愿吗？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