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预计在2009年同比增长了8.7％——再一次是世界各国最高的增长率——第四季的增长率达到10.7％，而2008年的第四季增长率只有8.7％。对其他各国而言，中国轻易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以及在2010和2011年维持强劲增长势头似乎是太容易了。

但事实上，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件易事。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中国采取的强大、及时经济刺激政策当然对中国的快速复苏起了关键作用。早在2008年10月，也就是危机刚发生之时，中国政府便采取了全面的配套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相当于2009年GDP的3％，这带来了3％的GDP增长，而2008年的赤字几乎是零。

中国所谓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银行贷款在2009年增加了几乎34％，M2货币供应也增加了27％。货币的增发虽然加大了将来出现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但却帮助确保中国经济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没有急剧下滑；其他政策也有效地刺激了房市和车市的消费需求。

但中国如此的危机处理方式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能解释其他采取更加激进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取得同样快速复苏的效果，还有中国政府为什么似乎有更多的空间来筹划政策。

中国政府有更多空间应付危机

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国预算实际上是盈余的，政府的债务和GDP的比率只有21％（现在约为24％），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给了决策者更多的自由来扩大支出应对危机。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时，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很低。这也让中国政府可以让贷款增加来对抗危机。

此外，在全球危机爆发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良好。在经济蓬勃发展时采取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早期的自我调整，使中国经济处于有利的位置。中国经济自2004年便快速增长，但政府官员并没有袖手旁观“让市场决定”，而是采取了反周期的手段来防止经济过热。

当经济因资产泡沫、地方政府大量投资、和全球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而继续快速增长时，政府加紧了调控措施。房市的过热在2007年9月底被终止，防止了开始形成的全国性泡沫，股市泡沫也在10月被刺破。此外，地方政府不计其数的投资项目被叫停，放缓净出口增长的措施——包括人民币20％的升值和出口退税大幅缩减——也将年出口增长率从约30％降低到2007年后期较为合理的17％。

于是，到了2007年第四季——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降温。季度的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的13％下降到2009年第三季的9％。

简而言之，中国在全球危机爆发的一年前就开始调整政策，是其经济比其他国家更早复原的原因。由此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在经济过热时必须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不断追求更高利润的金融业者也必须受到监督。这样的做法对于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正确的。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又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些问题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许还是过于依赖“行政”干预。当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信号不太敏感的时候，就像中国的情形一样，那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就必须是“行政”性的，以便有效地应付这些参与者。过去30年偏向行政干预的一个好处是，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国一直对经济过热保持警惕——也决心在必要时介入以冷却经济，不管“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的抱怨。

当然，政府有时也过于谨慎。但对一个在发展初期的经济体，和那些具有年轻“野兽精神”的第一代公司而言，过度谨慎似乎比不这么做要来得好。实际上，当国家经济增幅持续超过9％时，决策者是必须保持谨慎的。

毋庸置疑，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度也会延迟必要的市场导向改革。但金融危机显示，二十一世纪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参与才能运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扮演积极角色的政府来防止经济的起伏——这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初期所经历并在今天依然面对的问题——是比较好的。

作者樊纲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The Roots of China's Rapid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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