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是现代国家都要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它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一产生，便使得现代政治具有传统政治所不具有的新镜像，一方面，它是20世纪政治运动的主体，为极权政治(希特勒)的兴起推波助澜，如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之源，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下表现为有秩序参与的公民。正是从后一层面来说，它是现代国家得以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所以，理解它的发展过程和表现方式，对我们推动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大众;大众政治;大众运动;现代国家
一、大众的内涵厘定
社会是如何构成的，以及集体是如何行动的?加埃塔诺·莫斯卡等精英主义者们发现“，一切社会，……都会形成两个人们的集团，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他们行使一切政治职能，垄断所有权力，享有权力带来的诸多特权;而被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处于多数，他们受前一阶级的指导和控制”“，无论是否情愿，大多数人只能服从”，大众阶级可能反抗并推翻统治阶级，但不能不被统治。[1](p119-120)因此，社会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作为统治者的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另一部分是大众。
“大众”概念对应的英文单词是mass，该词经常也被翻译为“群众”，但“群众”在我国的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底色比较强。从mass概念的历史渊源看，根据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的考察，mass是一个从15世纪起就一直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历史演变中它曾形成这样几层意涵：(1)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东西;(2)一个浓密的集合体;(3)物理科学、绘画与日常用法里表示中性意涵的“一堆、大量”;(4)宗教所里特指弥撒。[2](p90-95)不难看出，“大众”出身不好，消极或负面的意象始终伴随着它。
那么什么是大众呢，它有哪些面相?奥尔特加·加塞特、汉娜·阿伦特、古斯塔夫·勒庞、卡尔·曼海姆等人对它进行了描述和研究，丹尼尔·贝尔进行了总结：[3](p5-9)第一种含义，大众作为无明显特征的群体。相对于阶级，相对于任何一个相对而言具有相似特征的小范围的阶层，大众是一群异质的无明显特征的受众。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就是与自己分裂或异化。第二种含义，大众作为无能者的判断力。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大众是指现代文明的沦落者，由于“绅士们”上流社会地位的丧失而产生了那种沦落者。大众意味着平庸。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反复无常、不受管束”“、被宠坏了的孩子”。第三种含义，大众作为机械化的团体。德国的一些浪漫派(如恩斯特·云格尔兄弟)认为，技术是使人们丧失人性的因素。大众社会是一个机械社会，社会变成了一套设备。机器把它的风格强加于人类，使生活变得数字化和精确化……诞生了一种规则化和功能化的新型人类。那是一种刻板的而且毫无人情味的人类。第四种含义，大众作为官僚化的团体。这是一种过度组织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里，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物”、一种受社会摆布的客体，而不是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的主体。第五种含义，大众作为暴民。在利德勒看来，只要社会划分了阶层，那么这些团体就只能获得局部的控制，不合理的情绪也受到了控制。但当划分团体的界限瓦解时，人们便变成了反复无常的和易冲动的“大众”，他们很容易被领袖所操纵。阿伦特认为“大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
哈罗德·D·拉斯韦尔是按照所获得价值总量的多少来确认精英和大众的“，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代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4](p3)
“大众”一词，在中国的话语里面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汇，可以与“五四”时期的“劳工”及后来流行的“民众”、“群众”、“工农”等换用，也常常和其他名词合组为一个复合词，比如“劳苦大众”“、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毛泽东也常常将“人民”和“大众”合起来称为“人民大众”，[5](p399-408)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民族资产阶级，这四部分人受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剥削、压迫，从而具有革命精神，尤其前两者是社会发展和革命的动力。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大众视为，在一个国家中处于社会中低层的无差别的大多数人。
二、大众的解放
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相对应，正如后者强调精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样，大众政治强调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历史远远少于精英，更确切地说，在历史上，进行政治统治的是少数男性。19世纪普选权才普及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所有男性公民身上，而作为世界人口的另一半女性，到20世纪才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摆脱私人领域的羁绊，踏上政治舞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古代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或文化，将普罗大众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也认同了这种设限。柏拉图将人分为三个等次，每个等次的人有不同品质的金属构成，从而有不同的行为领域，第一个等级是有智慧之德的统治者，这些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具有智慧的品德，通晓“善”的理念及治国的哲学，是国家当然的统治者;第二个等级是有勇敢之德的卫国者，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具有勇敢的品德，是国家的保卫者;第三个等级是有节制之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人是神用铜铁做成的，具有节制的品德。城邦的正义在于这三部分人中的每一部分都做且只做自己的工作，而自己应该做什么是由其天性决定的。[6]也正是奴隶和妇女的劳动，才使得公民得以克服生命的必然性，可以自由地在公共领域展现。在欧洲封建社会，人们被束缚在等级体制和传统共同体中，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1788年，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农民不得离开领主庄园，如若离开，得到处追捕，并以武力押回。在领地上，农民受主日法庭约制，私生活受其监督，倘若纵酒懒惰，便受惩罚。农民的地位无法上升，职业不得改变，主人若不高兴，他便不得结婚。他的大部分时间得为主人劳役。[7](p64-65)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也缺乏大众参与政治的域间，“劳心者治人”与“劳力者治于人”之论说，《曹刿论战》中曹刿的邻人劝说曹“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大意是说政治决策不是我等小民的事情，不要参与，代表了中国传统大众的政治认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运行，实际上就是将公共权力和公共事物“私化”，依靠家族组织运用家法和伦理道德管理社会。“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剥夺了子女和妇女的公共行动的合法性。巴巴拉·阿内尔的著作《政治学与女性主义》给我们展示了西方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自由主义者洛克等理论传统中，将社会进行“文化与自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认定妇女属于后者或受后者控制，从而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8]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众只有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众政治才开始形成。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标志着大众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大众政治的形成通常认为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主要是法国)，这时候以普选权为核心的一些政治权利普及到了所有男性公民身上。而中国大众政治的形成滥觞于20世纪的革命逻辑，但真正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众政治还是在1949年之后，即打碎了束缚人民的四个“枷锁”(毛泽东归纳的政权、神权、族权和父权)西方社会大众获得解放的过程大致可以从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来考察：
从政治上来看，国家的中央集权和战争对传统社会的瓦解作用甚大。以法国为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详细揭示了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封建枷锁最薄弱的法国发生，而不是封建等级森严、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德意志等国发生。托克维尔论述道，大革命之前“在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涉及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农民仍旧归领主统治，他们便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但是现在他们只享有特权，不再为农民提供服务和管理。自路易十四以来，国王虢夺了贵族、封建领主的行政管理权力，直接派驻官员或代理人到地方进行管理。拿破仑的东征西战，也大大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德国的统一，也是征服封建诸侯的过程，封建贵族、领主的权力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大大集中和加强。涂尔干和昆廷·斯金纳都认为个人自由的增长和国家权力的增长是分不开的。[9]只有国家才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使得个人摆脱小的共同体的束缚。没有国家力量的制衡，小共同体可能对个人施以全包型的压制。
工业化导致了社会变革。工业化早期的田园派和早期社会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持一种情感上的拒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传统共同体的怀念，同时也给我们描述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0](p30,32)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城市化、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将农民从农村吸纳到城市中来，从而打破了封建、宗法的束缚。大都市社会不同于农村的熟人社会，那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彼此之间不存在亲情和高贵，都是陌生的和平等的。另一方面是人的行为逻辑的理性化和世俗化，个人利益的算计成为行动的出发点，没有了宗教热情和传统社群的亲情。“在商品经济逐步成为主导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和传统伦理同人们的世俗生活发生脱节，其羁约人心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日益衰退”。[11](p14)
因此,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它把人从集体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允许人自谋生路，自己去碰运气。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他的命运便是冒险，便是获利。个人努力会使他成功，使他经济独立”。[12](p45)
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宗教式微。路德的宗教改革，剥夺了教会的权威，将它转给了个人;他的信仰及救赎概念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一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12](p53)基督教对人的控制被大大削弱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等等，现代科技和发现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理性的高涨，不断蚕食宗教的阵脚。在社会生活的世俗和理性的张力下，宗教所能给予政治的保护也被削弱了。政治的世俗化，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民主权论。
可以说，没有人民主权论，就不可能有大众政治。相对于过去的精英话语，它是大众的“霸权”。人民主权论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作为近代民主主义者，他认为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主权是不能分割和转让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他们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而政府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当掌权者违背公意侵害主权者的权利，或者民主的政体蜕变为专制的政体时，主权者有权采取包括革命在内的各种方式推翻政府。因此，一方面主权在民，建构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只有来自人民授权或一致同意的政府才是正当的。人民的意志或同意，在实际操作起来，也只能通过投票来实现，因而卢梭所建议的体制是多数人说了算的体制。政府决策不得不考虑公共舆论，民意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精英的口头禅。因此，大众第一次在精英面前具有了权威。另一方面，也建构了大众政治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不再是贵族、精英等少数人的特权。人们有权力管理国家，或者委托他人。政治精英不再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只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执行人民的意志。“‘人民同意’这一世俗性原则获取其正当性基础地位，显然是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观念革新的产物。‘人民同意’作为政治正当性的道德原则，从本质上具有革命的色彩”。[13](p76)此后，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其丰富多彩远胜往昔。
三、大众政治的镜像
自大众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现代政治表现出大众政治的镜像。现代政治，可以说就是大众政治，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面对大众大规模地走向历史前台的问题，都要解决如何把大众有效地纳入政体中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大众政治有两种镜像。一个是在现代自由民主框架下大众大致有序地参与政治，核心是政治选举。它是在吸取了另一种大众政治的教训的基础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的产物，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制度设计，在美国的宪政设计里面体现得尤其明显。政府周期性地获得人民的授权，对社会进行管理。大众“主事”与“主政”相分离，它只是成为名义上的权力的最终来源。大众更多地是把精力耗在私人领域里，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政治，他们可能是不同阶层、社团、利益集团的成员，通过这些组织来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
大众政治的另一种镜像是大众集体大规模地涌入公共领域，表达诉求，参与管理，典型的如中国“文化大革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大众运动等等。康豪瑟认为“，当大规模的人们于程序和规则(由一个社会制定以管理政治行动)之外从事政治行为时，大众政治就出现了”。[14](p227)因此，大众政治有四个特点，一是大规模群体行为的发生，往往表现为大众运动;二是政治行为发生于法律和程序之外，不受规则的限制，而实际上大众行为恰恰是要破坏规则的，视规则、程序为壁垒，如文革期间，打倒“公检法”，革命的大众可以直接给阶级敌人下判决书;三是大众行为有很大的暴力性和破坏性，表现为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颇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而且难以遏抑，这是群体心理所致，运动的大众，就像旋转中的陀螺，只有自己能量耗尽或外部力量施控才能停下来;四是大众行为的直接性，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意志的表达和执行者，不需要通过组织、代表等，直接地涌入公共领域。所以，大众政治如果发生于自由民主社会，就可能是反民主的，至少被视为民粹主义，因为它破坏了宪政秩序;但是，如果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就未必是反民主的，而且通常以民主相号召，和民主力量(政治派别或政治领袖)结合，推动民主发展。
以大众运动为特色的大众政治，可以说是20世纪最令人震撼和难忘的政治现象，它导致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大众运动不同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由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为争夺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主导权，而参与并引发的冲突，是一个社会集团同另一个社会集团、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冲突，但冲突的参与者对同一件事会做出自己的阐释。[15]大众运动虽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一样，也同样要围绕某种目标展开，但有自己的特点和差异：大众运动的目标是遥远的和极端的;他们偏好干预社会秩序的激进模式;他们动员去根化和原子化的人口部分;他们缺乏一种独立群体的内在结构(例如像拥有行动自由的地区性或功能性单位)。[14](p47)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这种大众政治的催化剂，20世纪的大众运动和这两种意识形态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核，就是对大众的无比尊崇，大众是精英的力量源泉，大众是不容忽视、不容污蔑和至高无上的，而精英应该为大众服务，为大众谋福利。“民粹主义基本上不信任那些充斥于这些机构(国家、大学、官僚和金融机构)中的人，认为他们不仅腐败，而且缺乏智慧。智慧属于人民，政治机构只有认同于人民———而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政治才被看成是合法的”。[16](p15)因此，它主张大众民主，主张全民参与和多数统治，这种对人民的信任最直接地导致平民主义的民主制，反对代议制，力求权力更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里。在实践中，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直接参与、直接行动的必要性。卢梭的直接民主论是其理论依据。[17](p45,105)可以说，民粹主义是动员大众，尤其社会底层人们反抗的有力武器。“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2](p90-95)亨廷顿认·21·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荡。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社会群体被忽视，或地位衰落，或遭受伤害，心中焦虑不安，或充满怨恨。民粹主义将他们高高捧起，对他们的尊重，使得他们感到异常激动、兴奋，他们会响应这种意识形态的号召，走向街头政治。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中都有民粹主义的东西，[18]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吸引和动员大众的魅力所在。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更是一个能够动员起一个国家全体人口的意识形态，它在激起国内团结与一致行动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普通大众提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他们从历史文本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最好，还要有政治家操纵的技巧和手段，把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结合成为政治运动。……还要有民族的‘先知’和‘救世主’，他们往往充当民族领袖”。[19](p34)作为一战失败国的民族耻辱，魏玛共和国在外交上的软弱，也使得德国人尤其年轻人不满，这都为希特勒的为德意志“拓展生存空间”的民族主义诉求做好了准备。
一些民主国家(比如魏玛共和国)面临大众运动为何如此脆弱，大众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如何限制大众运动，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众社会理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他们一般认为，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是防止大众运动兴起的主要社会条件。“如果自由秩序需要保护，某些社会单位的自治是必需的”，[14](p288)正是众多的、多元的社会自治单位，限制了大众作为一个整体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当自由多元社会瓦解后，堕入了大众社会，从而为大众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
四、结语：大众政治与现代国家的型构
大众政治的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型构是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国家的概念包含四个方面：(1)领土;(2)暴力手段的控制;(3)非人格化的权力结构，政治的权利、义务和职责不再与宗教传统和财产紧密相关;(4)合法性，公民的忠诚变成了现代国家不得不去“赢得”的东西。[20](71-72)在西方，这一过程始于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体制的解体和基督教的式微，进入“战国时代”，各王国和诸侯国相互兼并，只有少数幸运者成为绝对专制国家，并逐渐发展成现代民主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以解决成员的身份归属问题，增强集体认同和团结，以和其他政权相区别。建构政权的合法性，从而推动民主政体的确立，国家的目标实现和政策执行越来越需要大众的支持，尤其是战争状态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的以宗教信仰和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最终国家由代议民主制重新获得合法性，是以承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利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依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但这又导致了20世纪德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上台和扩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由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和建构过程中，一方面回应的是人的归属感问题，一方面回应的是人的公民权利问题。这一过程是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入侵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开启和推动的。民族主义和(新或旧)民主主义是两面大旗。共产党人从社会底层动员，获得大众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重新赢得和维护了国家主权，实行了民主改革，整合社会，确立合法性，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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