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依赖于三种资源
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充满魅力的传统文化提升了中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中的软实力。实力就是影响别人以获得你想要的结果的能力。一个人可以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来影响别人的行为：强制性威胁（“大棒”）、诱导或物质报酬（“胡萝卜”）和吸引力（让别人想你之所想）。一个国家也可能获得它所希望的世界政治结果，因为其他国家想追随它，羡慕它的价值观，将它作为榜样来效仿，并努力追求同等程度的繁荣和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政治中设置议程并吸引其他国家也是同样重要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威胁、使用军事或经济武器来强迫其他国家作出改变。因此，这种软实力——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是拉拢而非强迫他人。
软实力依赖于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由设置议程和确立辩论框架而产生的实力。软实力是一种日常领导和日常政治，塑造偏好的能力往往与一些无形的资产联系在一起，诸如充满魅力的个性、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被视为合法的或具有道德威望的政策。
软实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influence），尽管它是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影响力也可以依靠威胁性和物质报酬性的硬实力，而且，软实力不只是说服力（即通过游说促使人们行动的能力），尽管它是说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一种诱导和吸引的能力，从行为意义上说，软实力是吸引力；从资源意义上说，软实力资源是一种创造这种吸引力的资产。有些资源既可以创造软实力，也可以创造硬实力。例如，强大的经济除了能够成功地吸引别人外，还可以生产出重要的“胡萝卜”以给予别人物质报酬。一项特定的资产是否是一种可产生吸引力的软实力资源，可以通过民意测验或询问目标群体来加以衡量。反过来，这种吸引力是否能够创造出自己所希望的政策结果，则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下加以判断。然而，以资源加以衡量的实力与以行为结果加以判定的实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所有形式的实力都存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软实力所独有的缺陷。
在国际政治中，产生软实力的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组织或国家在以下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文化，国内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以及处理与他者关系的独特方式。政府有时会发现他们自己很难掌控和运用软实力，但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软实力的重要性。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注意到，美国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驾驭由电影和电视所塑造的国际形象来激发他人的梦想和渴望，而且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大批学生愿意到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
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realist）仅仅关注由物质资源定义的权力结构，并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不可能理解“诱导的力量”（power of seduction）。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谬误：即任何事物除非它是有形的，否则都不是一种权力资源。但是，高明的现实主义者从来都不会犯无视观念之力量的错误。正如英国现实主义者卡尔（E. H. Carr）在1930年代所写到的，权力来源于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和观念。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三种资源：文化（能够吸引别人的部分）、政治价值观（当该国在国内外都践行了这种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这些政策被视为合法的并具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德国著名编辑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认为，美国的软实力甚至比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要强大。“美国的文化，无论是低俗文化还是高雅文化，都在世界上闪耀着只有罗马帝国时代才可与之媲美的光辉，而且比罗马时代更加炫目。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力仅仅辐射到他们的军事边界内，而美国的软实力却统治着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被别人视为非法的政策却会严重削弱一国的文化软实力。美国入侵伊拉克（许多国家都认为入侵是非法的）之后，美国的软实力遭到了削弱。2005年BBC对22个国家进行了民意测验，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而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另一方面，当美国人宣布伊拉克撤军计划并选举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时，美国又重获软实力。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美国的软实力比亚洲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软实力都要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变化了。美国软实力在越战期间严重衰弱，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又得以恢复。一国政府政策之合法性（人们所认可的合法性），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该国文化所造就的吸引力。
中国软实力之路还很漫长
尽管中国一直拥有颇具吸引力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进军全球大众文化领域。中国电影《卧虎藏龙》成为票房收入最高的非英语类电影，NBA休斯顿火箭队的中国球星姚明正沿着迈克尔·乔丹的足迹前进，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在过去的10年里从3.6万人增加到11万人，去年外国旅游者数量猛增到1700万人，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个孔子学院，传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此外，当“美国之音”（VOA）将其中文广播时间从每天19个小时缩减到14个小时的时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却正在全天24小时进行英语广播。
从政治价值观方面看，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GDP翻了两番，这种非凡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所谓的“北京共识”正在变得比以前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更为流行。中国通过经济援助并进入新兴市场而增强了这种吸引力。
中国也调整了它的外交政策。10年前，中国与许多邻国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与分歧，而且非常警惕邻国之间的多边安排；10年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派遣了3000多名士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防扩散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与许多邻国解决了领土纠纷，参加了一系列地区组织的会议（如东亚峰会），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有关气候变化的立场正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国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正在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软实力将会得到提升。这种新外交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的恐惧和降低它们联合起来制衡崛起国（中国）的可能性。
然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尚无法与美国相媲美，中国的软实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没有好莱坞这样的文化产业，它的大学还未达到美国的水平，它缺少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大幅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考虑到中国仍然需要克服大量的国内问题，中国的吸引力还有着严重的限制，但对这种吸引力的价值视而不见将是愚蠢的。
中美软实力的互动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部分是一致的，部分又是对立的。它们的软实力在某些问题领域可以彼此强化，而在其他问题领域则彼此冲突。这不是软实力所独有的特征。一般而言，权力关系是零和的（zero sum）还是正和的（positive sum），取决于行为体的目的。例如，如果两个国家都希望稳定，那么军事实力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中，任何一方都不会担心对方的攻击）可能就是一种正和的权力关系。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尽管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北京首脑会议上一再保证，美国将会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世界的典范，但同时会尊重其他与之不同的价值观，但是，许多中国人仍然担心美国正在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整个世界。
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中国逐渐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美国对中国实力崛起的忧虑将会日益减少。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在看到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软实力上升时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受，因为他们以一种零和的、消极而非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增长。但是，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短视的，因为无论中国软实力的增长还是美国软实力的增长，都有益于两国。中美软实力的互动远非零和博弈。
中国的巧实力战略
令人毫不惊讶的是，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正在公开谈论中国的软实力，并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正确地指出，中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软实力资源。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一个硬实力迅速膨胀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老练的现实主义战略。如果中国能够把软硬实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能够减轻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忧虑，因而尽力避免刺激他们形成制衡联盟。成功的战略往往是软硬实力的组合，我将其称为“巧实力”（smart power）。例如，19世纪的欧洲，当俾斯麦凭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实力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俾斯麦运用了一种软实力战略，使得柏林成为当时充满魅力的“欧洲外交之都”。冷战期间，美国运用它的软硬实力来遏制苏联。因此，毫不吃惊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正在采取一种巧实力战略。中国的巧实力战略对其他国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这取决于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巧实力。如果中国试图操控亚洲政治且排斥美国，这种战略将会起到负面的效果。但是，如果中国以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姿态处理世界事务时，中国软硬实力的结合就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反过来，这其中也有许多方面要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将中国看做（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网络中的一位重要玩家。
正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意测验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软实力远未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但是无视中国通过软实力而获得的重要收益将是愚蠢的。幸运的是，这些收益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软实力不是零和博弈，例如，如果中国和美国在对方眼里都变得更加充满魅力，那么，破坏性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将得以降低；如果中国软实力的崛起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将是一种正和的权力关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