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纯粹的巧合，也许有某种必然性，中美两国都正在进行医改的探索和努力，这无疑使得“医改”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时代关键词之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卫生经济的研究者，有机会亲身经历并见证这一过程，实在是感到万分幸运。
除了承担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我回国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医改这个主题，有时甚至还延伸到了生活中，以至于女儿曾“抱怨”，只有我们家，才会大清早就争论医改，因为医改也是我和我先生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六年光阴，就是在为这项事业的忙碌中荏苒而过。尤其2007年2月到5月，是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在承担医改总体方案设计课题研究的一百多天里，我和我的学生们集中工作，几乎每天要到晚上两三点，有时候干脆通宵达旦，在桌上趴几个小时之后又迎着日出继续。每天晚上，或月光如水，或繁星满天，映照在静谧的朗润园里，我们在青石铺就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这样工作确实很累，尤其是看着学生们如此辛苦，作为老师，我无比心疼，但是我们都备感充实，因为我们始终被一种紧迫感推动着，始终怀着“只争朝夕”的心情，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少留一些遗憾。
回国后，有幸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一些关于我国医改的讨论，但可能是因为和当时的流行观点不同，刚开始我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所幸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越来越多的公众发出呼声，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达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或与学生讨论的时候，我常常被问到，我为什么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呢？
我觉得，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可能当时大家关注更多的还是经济领域，使得很多专家同仁的类似观点没有被关注。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观点，应该按照我们年轻时受的教育，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而每次回来，我都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回北大这几年，我去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不过由于一些原因，现在自己去挂号看病体验的机会反而少了，但这一直是我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在调研中，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可靠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和院长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当然，激励机制的关键是方向和目标要准确。
不断收到的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访，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退休人员、患者和家属，以及关心医改的热心群众，让我了解了很多现场调研都无法获得的信息。比如，我们对宿迁的调研报告引发了很大的争论，随后也有其他的关于宿迁的、结论不同的调研。但是，我收到的很多宿迁的老百姓和医务人员，以及行政部门一些同志给我的信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们提供了许多我们在调研中没有发现的细节，包括其他一些调研的安排过程，有的问题比我们所调查的更触目惊心。实际上，对于向我求助的来信，我几乎都没有能力给出答案，帮不到什么忙，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唯有以此鞭策自己更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够推动整体的一些改善，将来惠及他们一点。
还要感谢的是各种开诚布公的争论。医改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也确实关系到很多行业、部门和群体，这也是医改的复杂性所在。对于质疑和批评，我的态度是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理越辩越明，质疑和批评促使我的思考更加审慎。
不过，医改的复杂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个体系本身。对于一些超出医改本身的复杂问题，我宁愿选择让历史去证明。宿迁调研报告发表之后，面对质疑，我们没有做任何回应，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对我们的宿迁调研报告的批评中，一个看似最有力的证据是，我们和当地卫生局长的交流不足十分钟，就赶火车返回了北京。而事实是，我们走进局长办公室开始交流时阳光明媚，出来时天都黑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局长进行充分的讨论。交流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该局长接了几个安排第二天招商引资的电话，仅这时间就超过了十分钟。让我们揪心的是：如果与局长座谈这样的事实都要被“做假”，我们还能信任什么？
虽然医改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将来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源于社会本身的运动规律。医改之所以能够回归公益性的价值取向，说到底是由于多年来积攒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而且这些问题是整个社会建设领域矛盾的重要表现，解决这些矛盾也是发展的本质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大背景，也是医改得以顺利推进的大环境。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中国的医改，只是这个大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我们都应该感到非常荣幸，有机遇参与这么一个大变革、大创新的时代下的医改事业，相信我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找到能够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合适模式。
新的医改方案已经出台，但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前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艰难险阻，但一定也更加激动人心。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壮大研究队伍，加强研究基础，提高研究水平，这也是我国医改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社会建设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的新时代，社会建设问题的不解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经济建设的掣肘。然而，与经济建设相比，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大量的空白。为公平正义呼吁，为天下苍生呐喊，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也应当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报效国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李玲
2010年1月1日
《健康强国——李玲话医改》
李玲 著
定价： 36.00元
2010年1月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