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与西方互换了位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这些先进集成的磅礴力量使新中国以短短七十多年时间跨越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而且,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又超越了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将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的文明。
一、开天辟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近年来最令世界惊异的是中国奇迹般地拔地而起。七十多年时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尤其是2020年,在人类与新冠肺炎病毒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不仅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还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等艰巨任务,更是在全球抗疫中勇于担当、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特别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中国抗疫的卓越战绩,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立体地、全方位地高速发展进步,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带领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实践中又超越了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坚定、意志顽强、能力超群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核心力量,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核心力量,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核心力量。
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泱泱大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在尝试推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追赶现代化;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仅学西方的技术,启动不了中国现代化。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格局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而我们因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国家的软弱无力,无法把物质和人力资本组织起来。于是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变法改制图强,各种政治制度、新潮的主义在中国轮番登场。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的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都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饱受列强欺凌的状态,中国反而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境地。[1]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生动地展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蔡元培、辜鸿铭、胡适等为代表的众多先辈们为旧中国谋出路的上下求索。目睹各种主义和制度如北洋政府、保皇派、复古派、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均无法改变内忧外患、愚昧落后、民智未开、一盘散沙的坍塌败局,他们认识到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但这条新路在哪里呢?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新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欧、美、日本工业化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苏俄道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最早传播马列主义者,他们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从此迈进了探索新路的漫漫征程。
世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悲壮激烈,中国共产党这株幼苗是在严酷斗争的凄风苦雨中由无数先烈们的热血和生命浇灌成长的。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革命跌入谷底。毛泽东在武汉写下《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对该词中“心潮”的批注说:“一九二七年,运动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2]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是简单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而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当时的历史境遇有机结合起来,重建中国历史观,即主张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套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历史观回答了1840年以降中国人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从何处来,中国现在何处,中国要往何处去。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与牺牲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农民被毛泽东赋能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兵民是胜利之本。”[4]但是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将“愚昧落后、民智未开、有家无国、一盘散沙”的农民动员组织起来?
毛泽东为救中国打造了能够自动升级的操作系统,其原理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同——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将“支部建在连上”的中国化马列主义政党组织,拥有无数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优秀党员,他们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然后组织和个人在革命实践中相互促进,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5]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6]。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被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7]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引,在实践—认识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革命道路,唤起民众千百万,用人民战争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自豪地宣称:“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8]
二、改天换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
夺取全国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是更加艰巨的伟业,需要更大的勇气担当、智慧魄力和牺牲奉献。
新中国新在新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中国长期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打破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彻底地荡涤了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9]。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给秦朝以来大一统的中华制度注入了先进的理念和组织手段,铸魂强基,化腐朽为神奇。先进理念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如清明政治、民本主义和天下大同思想有机融合,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先进组织手段是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官兵一致、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过去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让新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解放了的人民由衷感到:“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亿万人民爆发出“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的磅礴伟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给人民共和国的大厦打下了坚实地基,即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最强大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及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毛泽东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0]。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培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人,是改天换地的革命;集成中华传统智慧和马列主义创造性建立的良性循环社会操作系统及其具有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为新中国奠定了千年伟业。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了符合中国家国文化的单位。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单位除了提供就业外,还有住房、教育、医疗、托儿、食堂等福利。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发明的群众运动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是珍贵的社会资本。[11]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式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运用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加节省成本,同时在群体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效率更加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消费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我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创造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教育和卫生健康奇迹,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教育和健康福利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力资本水平极低。80%以上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人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超过20%。[12]这些指标相当于西欧1820年的水平,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仍被蔑称为“东亚病夫”。
新中国成立后,党将教育和卫生健康作为重大政治问题,与改造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结合起来。依靠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各级政府有效地把群众运动和公共服务建设相结合,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办,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扫盲运动、基础教育等关系切身利益的工作,激发出了无尽的创造力。人民群众土法上马,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和实践,发明出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创新方法,并在实践中使之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以极少的资金投入,在经济水平较低时就建立了全民普及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取得了卫生健康和基础教育方面的辉煌成就。中国的超常规发展打破了所谓的国际规律。通常所说的国际规律是,人均GDP越高,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以中国1980年GDP水平,按国际规律计算,当年人均预期寿命仅能达到50多岁,但实际人均寿命达到了68岁,这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水平。[13]所以到改革开放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以十亿为单位的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思想解放、勤劳能干的优质人力资本,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成功因素。
新中国7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健康奇迹。七十年来,中国的人口从5.4亿人上升至14亿人,人均预期寿命由35岁增长至77.3岁。[14]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中国在“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理念下,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爱国卫生运动,即以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制度为代表的独特经验,使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医疗卫生技术和质量均实现跨越性发展。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能力和大数据、信息化手段为迅速控制疫情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些国家怀疑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数据的准确性,殊不知中国医疗信息化水平是世界领先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中国独创的医疗卫生制度有效地发挥了防控疾病、改善人民健康的效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纪念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年,感谢中国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医疗卫生模式。此次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70年有效治理的成果。
毛泽东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5]。他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行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路上。几代人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接力长征中都跑出了好成绩。中国虽然今天还在现代化征途上,但成就已经让世界瞩目。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从人类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最大工业国的人间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世界最先进的、覆盖面最广的高铁、高速、信息、电力等海陆空信息科技综合立体的基础设施,拥有最勤劳能干、爱国爱家、万众一心的14亿人口,迎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的盛世。
三、翻天覆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新的文明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前辈们用他们的勇气、担当和智慧,一代代人的奋斗、牺牲、鲜血和汗水托举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
习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指出:“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6]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从未断绝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因此,中国用短短70多年时间跨越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从跟跑、并跑到一些领域领跑的佼佼者。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百年前,美国建立了当时世界领先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是一个集大成者。而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更加先进的制度,是基于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对历史发展前景的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的高度负责而成,它的基因是最先进的。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如这次抗疫,因为面对的是全新的疫情,一开始中国也曾手忙脚乱,但是很快就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的新冠肺炎治疗指南从第一个版本快速升级到了第七个版本。独特的“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实践中“止于至善”,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新理念、新模式、新治理的改革,使中国与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信息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一切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我们原创的,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上走到世界前列?答案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息化需要大一统,需要综合集成,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已经推动中国升级为充满无限可能、与时俱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无法匹配信息化先进生产力,使得它们在信息化时代日渐衰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将犹如工业革命那样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新信息技术将构造万物互联互通的智能世界。列宁指出:“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使新的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7]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先进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我们的“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术”是现代信息技术,“道”和“术”在当代中国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大量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问题,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将能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避免传统东、西方治理体制的弊端,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将当年毛主席为救中国打造的操作系统升级为智慧操作系统。
与一百年前比,今天的中国与西方换了位置。就新型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尚处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国家相较而言,中国就如同晚清拿着枪炮的英法联军,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挥舞着长矛大刀的义和团勇士,中国是用“坚船利炮”对它们的“长矛大刀”。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只有在这个体系下配置资源,才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兼容,短期与长远目标的统一。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文明、新模式。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的文明,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进一步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槃。从马车时代、火车时代到高铁时代的进步,以及星辰大海、北斗全球组网的成功,都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从红船开始,中国共产党这颗优良的种子,植根于中国大地,汇集天地之精华,经历百年风雨洗礼后,根深叶茂,成为参天大树并结出了新文明之硕果。它不仅仅丰足中华民族,还将恩泽全人类,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第15—22页。
[2]?郭双成:《一个伟人的艺术世界:毛泽东诗词注解》,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4]?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7页。
[5]?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2页。
[6]?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8]?《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4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1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11]?江宇:《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第80页。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2315/1532315.htm。
[13]?李玲、李明强:《人力资本、经济奇迹和中国模式》,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79—392页。
[14]?《人均期望寿命翻番专家:为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发展点赞》,2019年9月26日,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9/0926/c14739-31375386.html。
[15]?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2页。
[16]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7/0118/c1001-29030932.html。
[1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
本文刊登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三期,p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