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和大中型会议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其实，谈论大国的崛起与否，也就是谈论帝国的兴衰。你看，被中文传播渠道炒得反过来颠过去的那几个正反面样板，哪一个口袋里不是揣着“帝国”的身份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美国，你说哪个不是？讨论大国能不能崛起而不讨论帝国能不能维持，就像讨论人能不能长寿而不讨论人能不能维持健康一样，是一部搞笑的电视剧。所以，还是让咱们排除来自各方面噪音的干扰，把分析比较的镜头瞄准帝国兴衰的那些要害部位上，一百天不动摇。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冬季我为FT中文网《中间论坛》所写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八篇系列评论中，主要讲了一个失败的帝国的不完整故事，也就是苏联共产党有效地建立、也是它自己有效地损毁的20世纪头号大帝国的简历。我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苏联帝国的那一套放在历史的长程跨度来衡量是没有出路的，别看它当年那么辉煌，那么自豪，那么嚣张。这里要插一句，我们今天在全球众多报刊上每日都读到的所谓“G2”的说法，其实有那么点国际国内交替传销的大忽悠味道——当年美国和苏联作为最强悍的两个超级大国，应该就是原汁原味的“G2”了。现在呢？那威武了半个多世纪、原版的“G2”的另一半去哪儿啦？希望中国研究界和传媒界头脑清醒的人们，别每天把大忽悠味道的东西当营养早餐广为推销。

很多热爱中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受害于民族误解、纠纷、仇恨、冲突乃至拔刀互捅的严肃读者和朋友们，希望我也讲一些成功的帝国的故事，以便为中国的下一步提供替代性的开放思路。现在刚迈进2010年，春天不会太远了，我就拼命乐观一阵，讲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帝国经营之道。不过在进入具体的描述评论之前，我得要“把丑话说在先”，就如同签订商业交易合同一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读误会。

头一条要跟大家交代明白的是：在我所阅读学习了解和经历的范围内，还没有碰到过一部干干净净的帝国史。换言之，所有的帝国都有血腥的过去，不论是历史上的帝国，还是大帝国至今尚存的后裔；不论是挂着资本主义旗号的帝国，还是挂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不论是西方的帝国，还是东方的帝国；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帝国，还是伊斯兰教的、神道教的、佛教的、儒家的帝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帝国都起源于征服，没有征服扩张就不会有帝国。征服扩张有多种手段，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所有的帝国都是从血泊——必定是多个部落、社群、民族、种族厮杀的血泊——中浮升起来的。而且，比较哪一个帝国地基下面的血浆更深更广更厚也不那么容易，由于政治和技术等等的障碍，使得这类经验研究和材料核实难上加难。

你看，眼下这个星期就有一起正在进行着的、跟我们特别有关的源于核实资料的吵架案例——日本和中国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再一次延期发表书稿。双方原定在200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30周年时发表研究成果，但因中国方面要求一再延期。中日两国共同进行了3年研究，因为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争执等原因，使得双方预定在2009年12月24日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出不来（参阅BBC 2009年12月25日由日本发出的报道）。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真想看到这样的一部破冰之作发表。据在日本一所著名大学任教多年的欧洲历史学家透露——该消息后来在日本报刊上得到证实——日本史学界踢回到中国方面的球，比要搞清楚南京大屠杀的确切数字“是30万还是在5万至20万之间”一事厉害得多，让中方颇为难堪（详细可读《产经新闻》记者野口東秀、矢板明夫2009年12月19日报道及他们此前的跟踪系列）。

所以咱们首先要头脑里足够清楚，没有哪一个大帝国是清清白白双手干净的。越是这么声明的帝国政府或是它的继承者，你越是要保持警惕，别让他们给懵晕了。在2010年《中间论坛》的本篇开场白里，我试图——这是相当冒风险的，有可能得罪好几帮极左派、极右派、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际主义的人——把我对帝国经营之道的部分观察，粗略地归结为三个阶段，以作为我们以后讨论具体案例的一个大概框架。帝国经营之道的初级阶段是“敢于杀人”，帝国经营之道的中级阶段是“善于杀人”，帝国经营之道的高级阶段是“超越杀人”。这一认识基于我这些年来讲授的一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课程，并有相关的阅读书目，这里暂不罗列。前两个阶段听起来挺恶心的，我也没办法，实在找不到更符合实际的典雅术语，只好用恶心的说法来描述恶心的现实，读者诸君请将就一点吧。

毫无疑问，“敢于杀人”和“善于杀人”并不是指杀几个人，而是指有组织大规模杀人。“敢于”和“善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断裂的、互相排斥的、黑白分明的；当然不是。这两个术语只是为了作比较而设计的分析性尺度，在历史现实中——我们谈的多半是中近代以来的历史——具体的某个帝国案例或者是“敢于”的比重更大一些，或者是“善于”的比重更大一些要具体观察，而不至于一个案例是百分之百，另一个案例是百分之零。

“敢于杀人”是帝国经营之道的起步，这一步都迈不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出于道德观念的约束也罢（这是高尚的，值得称许和大书特书的），出于心理强度的不足也罢（这是不太少见的，也值得我们肯定，因为减少了人命伤害）——一个帝国是根本没机会动工建立起来的，即便是已经立了项。然而回过头来看，“敢于杀人”实在是个初级阶段的法宝，许多集团的头头都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关的考验。有些帝国相对的短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的领袖们迈不出更高超的一步，基本上就停留在“敢于杀人”的初级阶段上自我欢庆武功盖世无双，畅饮弱势的受害部落、社区、民族、种族人的血，畅饮到忘乎所以。现代引人瞩目的大案例，首推纳粹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军国主义撑涨起来的大日本帝国。它们的杀人机器之先进和在所占领地区的有效，广为人知，我就不细细重述了。

20世纪另一个大帝国比它们两个有更多的物资和领土攫取，更长和更坚韧的寿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领导层很早就从“敢于杀人”的初级阶段朝前迈进了一步，及时地达到了“善于杀人”的中级阶段，领先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那就是苏联大帝国，它寿约75年，是纳粹第三帝国的将近六倍（13年）和大日本帝国的几乎一倍半（51年，从1894-1895年日清战争占领台湾算起）。苏联的“善于杀人”是一个相当精致的系列工程，跟帝国扩张直接相关的是“应某国/某地区共产党/人民政府/革命团体的强烈请求，苏联红军断然出击镇压反革命暴乱”。1920年3月至4月，莫斯科首先命令巴库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向俄国共产党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苏联红军立刻发兵占领，将阿塞拜疆一举吞并。这个手法累试不爽，1920年夏天对波兰，1921年对外蒙古（当时尚属于中华民国），1956年11月对匈牙利，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12月对阿富汗，都是这么干的，都是在“援助/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兄弟”的崇高名义下派出大军去杀人，去维持大帝国的稳定。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特别震撼中国，当时中国正在闹文化大革命，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都在受毛林江领导班子的折磨。假如苏联共产党奏出法宝，也声称“应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兄弟的强烈请求”，那可怎么办？于是毛泽东号召全国深挖防空洞，并且发动对苏联的新一波大批判，给他们扣上一顶新帽子“社会帝国主义”，意思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若是变成大帝国，比资本家领导的帝国主义更凶暴（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译本，第18章）。毛的这个观察，颇有自知之明。

不过，从帝国经营的初级阶段进到中级阶段虽然也是帝国主义制度建设的体现，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富有挑战性的是从“善于杀人”走出去，进到“超越杀人”的高级阶段，那太难了。苏联没有走过这道高级门槛，另有几家则跨越过去了。我们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