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分为前后各30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还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得到沉痛教训的30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30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认定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后者认定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
对时代的理解与划分
为了便于讨论在时代问题上两次不同判断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先简单谈一下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的划分。
我们这里谈的时代，为列宁首创，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提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始终被置于第一位的重要观念。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都以对时代的判断为出发点和基础。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确定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方针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不管是不是用时代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时代就是指对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的判断。因此，第一，它是国际性的，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阶段，如信息时代。第三，它具有决定性。世界上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和事态经常都在发生和发展，包括战略格局和国际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转和改变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只能受它的制约。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时代和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不会轻易改变。基于以上各点，可见对时代的判断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的根本性判断，因此不能碰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以至改变对时代的认识，否则必定会犯大错误。
当然，时代的核心问题还是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最为关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只是这里所谈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包括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小的冲突，否则就永无和平可言了。所以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根据同一理由，世界和平也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所以，还在冷战结束前，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二战后人类一直过着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生活，有时人们感到世界更不安全，是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一个不大的地方冲突，甚至一次爆炸都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忧虑。
至于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则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并且较快的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改良、技术革新、文化进步等各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不同。革命是推翻旧统治，建立新制度，虽然也有通过和平改良的，但以使用暴力手段为多。所以，革命往往和战争相联系，不但战争引起革命，而且革命本身多是战争。发展则必须以和平为条件，因为即使革命战争也会带来破坏和停滞。这就使在时代的划分上，战争与革命搭配，和平与发展结合。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人们把过去的20世纪分为两个时代。前半期被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并引起了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爆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就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这时不但大战已经停止，而且交战国也多已先后医好战争创伤。同时战争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衰落。这期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时代特征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根据
时代特征的转换交替，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对时代特征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应，而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它们。邓小平也只是说，我们要抓住机遇，他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创造机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谈到时代和时代的特征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时代和时代特征是由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而把战争与革命时代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交接定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肯定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随后由党中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还有人更进一步，不但认为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客观存在的时代特征，而且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得服从于领导人确定的国内中心任务。这就是最近有人说的，“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因此，“‘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世纪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个期待，一个宣示。”“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这些说法，不但实质上，而且表述上都把时代特征的交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弄成了领导人意志的产物。实际上，不论叫时代特征还是叫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都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主要大国领导人决定的“中心任务”，也只能对它产生某些影响，绝不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替代旧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客观历史根据。
先谈和平。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今后长时期能够维持和平、避免大战，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类，特别是世界大国人民的觉悟和进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觉醒变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对大国来说，人也不单指人民群众，连领导人和统治集团都再没有打世界大战的主观意愿。在冷战时期，被邓小平说成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一直避免迎头相撞。二是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缓和以至解决各国自己以及相互间的一些矛盾，而无须诉诸战争。这说明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三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得到不断改进并渐趋合理，使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强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争夺地盘和市场而互相厮杀。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更新，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都成了制止大国之间战争的手段。所有这些，就使人类已经过了近70年的和平生活，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爆发世界大战。
再说发展。发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由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来和平与发展两个特征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维护。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是人们都体会到了的。第三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二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直到1980年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开，卷进的人口从这以前的6亿增加到20世纪末的60亿，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第四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二战后又一大世界潮流，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的歧视和限制。战后，从70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扩展。还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进步。例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40多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中所提要求，现在就已基本实现。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明证。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它们既是维护和平的支柱，又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只附带谈一下个人对两者不同含义的理解。所谓国际化，是指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基本上是民族国家，所以长期以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所谓全球化，则是指行为主体除了民族国家外，还增加了各种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等，特别是发展迅速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不断受到削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全球化的提法也是名实相符的，国际化称谓从此就逐渐用得少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从这些因素的性质和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我们头30年对时代的判断犯了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从此，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成了党中央和全党的观点和看法，及至取得全国政权后，又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毛主席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自然就成了党和政府制定国家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基础。可惜他并没有看出时代特征的交替，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和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后，他还始终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由此出发制定的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是位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因此他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亦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前面说过，这一判断只适用于20世纪上半期，到下半期就不再适用了。正是在上半期，毛泽东掌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制定了基本上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往往偏“左”，更没有预计到时代特征的交替，因而对形势发展远景的看法就很不准确了。例如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过分乐观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更加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这些判断当然又落空了。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判断的斯大林，自然也没有看清不同时代特征的交替。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仍然断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倒还能听信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有他签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就正式肯定了这一提法，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发动的反修斗争日趋激烈，他对时代的提法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共九大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革命力量也估计过高，1957年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进一步断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由于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所以不但不怕战争，似乎还有点欢迎战争的味道。例如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就用他内部讲话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大声宣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人的这种主观因素，自然影响到他们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所以才先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上升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好像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或苏联（甚至认为它们会一起来，因为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了，神经紧张得不得了。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伟人与中国》一书中叙述他1975年10月访华时同毛泽东的会见，就提到毛曾开门见山地说，“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问及“如何看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回答也是“要打仗”。“他（指毛）简直被这个思想迷住了。”判断既然如此，所以采取的对策就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立即转变到全国动手，全面备战，而且“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这一错误的主观判断，曾使全国在很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连我们在偏远的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也挖起了战壕。
对时代错误判断的沉痛教训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不管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二战后世界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但凡是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国策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至创造出奇迹。与此相反，凡是仍然坚信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无论叫什么主义都肯定落后。这已是经世界各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规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上世纪后半期，还会继续适用于已经开始的21世纪。只要回顾一下世界各国过去60年的发展情况，就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经过二次大战，战场所在各国经济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可说都成一片废墟。但由于西德执行了艾哈德以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日本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很快“奇迹”就出现了。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地位已跃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过英法而升为第三。不但西德和日本，就是许多小国和地区如欧洲的芬兰、挪威、爱尔兰等，亚洲的“四小龙”，也都创造了“奇迹”。只有错误认识时代、违背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一定吃亏、落后。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莫不如此。我们中国就有沉痛的教训。
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各种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为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因为正像邓小平说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了）；但他们利用了那难得的二三十年机会，很快变成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竭力追赶，但邓小平却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建国后30年的错误，弥补起来多么不容易。下面我们单就经济发展做点简单的国际比较。
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GNP占世界比重4.7%，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3.2%；1980年，总量占世界比重降为2.5%（另据2008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1978年只有1.8%，为2165亿美元；2007年才提高到6%），人均降为美国的2.5%。反观日本，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2.4%，约为我国的一半；1980年所占份额上升到9.5%，已为我国的4倍。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里（1953—1978），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载周天勇的文章中也提出以下数据：“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人均GDP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公斤和0.2公斤。”“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邓小平也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按：我认为，头7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闭关自守，以及“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执行的政策和当前的现实以及自己制定的今后发展方针。）这20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这里还应补充上这句过去常说的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被推到崩溃的边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绝大多数都觉悟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必须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另谋出路。这样才“摸着石头过河”，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因而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是对前30年进行拨乱反正、破旧立新、另谋出路的结果，是一次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变化，但却是在和平和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因为，前30年的穷折腾已使全国人民普遍产生了思变怕乱的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领导和主持这次转变并开辟后30年发展道路的都是前30年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这就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中央领导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认为正确并决心要做的事，都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和实现，人心比较顺。二是维护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拨乱反正进行得不够彻底。这也表现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够彻底上。
在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知识界，认识上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但作为这一决策的认识上的基础，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却并没有适时转变过来。这就不免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产生重大矛盾，影响是明显的。
一些领导同志，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和毛主席有些不同意见，偏重抓经济；文革后更看到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所以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当年积极参加反修的重要领导人，因此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就一时转不过弯来，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和“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观点。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就仍然强调，“战争威胁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的对外宣传口径还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都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哪还有心思去集中力量搞建设呢？
因此，要转变国家建设方针，破前30年的“旧”，立以后发展的“新”，就必须首先解决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因为这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正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才终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矛盾。这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第二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问题。不久，在军委扩大会上，他就正式宣布了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就为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把两千年停滞的中国经济一下推上一个高速发展轨道，使我们竟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翻身，创造出一个独步世纪之交、得到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奇迹”。也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们也有对时代认识不够彻底的一面，例如一开始没有把和平与发展同时代相联系，还把和平只限于东西问题、发展只限于南北问题，并且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么，战争与革命，哪个算解决了？如果和平只是东西问题，那苏联解体后可否算解决了？这些认识，当然会影响到包括政改等全面改革的实践。但这并没有降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关时代本身阐述的不足，也已得到历次党代会的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三大就把和平与发展定为世界两大主题，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现在，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不但早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被定为国策，成为国家前进的路线和方向。其实，就是世界各国，不管是否承认时代学说，也已经没有一个公然反对和平与发展的了。因此，应该认为，时代问题实际上已经基本解决，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争论的了。
在时代特征判断上的反复值得重视
既然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还谈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于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基础的时代问题，至今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如前面引证的，似乎是由领导意志决定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证明。更为重要的还是，这类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舆论上的回潮和倒退，其根子就在于不承认新中国前30年在时代判断上所犯的错误。因而就要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那个时期所犯的其他严重错误。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言论上。
纪念国庆60周年期间，看到一些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文章，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60年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30年。正像有的文章所说，对后30年争议不大，焦点是如何看待前30年。对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按我看到的材料，大体上有两类说法。一类说法认为，前30年固然取得很大成绩，如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恢复了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在苏联援助下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的“纲”抓错了。毛主席经常讲“纲举目张”，抓错“纲”就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前30年得到的反而主要是沉痛的教训。所以，谈到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有人就说，“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的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
可是，像这种要人们汲取沉痛教训、提倡“勿忘历史教训，方能继往开来”的文章，在报刊上看到的很少。看得比较多的则是劝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忘记历史教训和对过去错误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的文章。他们批评那种要人们记住沉痛教训的言论为历史虚无主义，只务虚不务实，夸大头30年的错误，看不到那个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就有人说，后30年是站在前30年的基础上的。不过他所谓的“基础”并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不是工业化，而是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这不是等于说，为了充实建国后头30年的成就，也可以把建国前属于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应该和已基本上完成的任务借来顶替吗？既然后30年是从前30年的基础上“一级一级地”走过来的，两个30年衔接的又是那么稳妥，哪为什么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伟大的历史转折”，还要搞长时间的拨乱反正呢？我们前30年不是在为后30年的发展打“基础”吗，邓小平怎么能说成是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呢？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对战争的看法和转变国内外战略，不都成了多余？还有人甚至要为大跃进“平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大跃进是由量变到质变，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说明不能由一个人负责，应当是人人有责。但却有点忽视1959年庐山会议从反“左”一夜之间变成反右，随之在全国掀起一年多近两年的继续跃进和反右倾的大风暴，导致在和平时期静悄悄地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逝者已矣，至今他们竟然仍旧是被有意忘记的冤魂！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涌起一阵难言的悲痛。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当时下放安徽，几乎饿死，主要还是有一年时间亲自经历和目睹了那种饿殍遍野又沉寂如水的农村景象，印象太深刻了，一直忘记不了。
回避头30年的沉痛教训和教人们忘记，如果只是一些学者个人的想法和意见，那当然无关大体，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去，发表出来，进行争鸣，互相评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这类意见处于主流地位，可能属于舆论导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极其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舆论导向是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动向完全保持一致的。所以上面提到的舆论上的回潮，就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了。以人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现象而论，就可以随手举出不少例子。比如，过去党中央曾一再提出的禁止搞个人崇拜，现在不但已经有些恢复，而且还以不断创新的形式大搞起来了；“五四”后长期批判的儒学，现在得到大力提倡，孔夫子也已“公费旅游”去了全世界（要知道，他生前只“周游”过山东河南。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批判列强在中国办学，现在的孔子学院却已在国外办了四五百所）；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加强国家垄断（通过国企和行政手段），都严重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成长和完善，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呼吁。其他更明显的例证就无须再列举了。
现在，党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而回避历史教训、着意弄虚作假，却是科学的大敌。用来教育青年，著书立说，还会贻误后代。所以舆论上的这种回潮，实在值得人们重视！
2009年10月29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