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问题。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现代经济学教学被广泛引入各主要大学，一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也开始在学术界形成气候。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在1990年代还处在引进和吸收阶段。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学由引进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十年。这首先表现在教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高校经济学科教学的主流。一些主要高校的博士生课程直接使用国际流行教材授课，在基础课方面，已经接近国际一流学校的水平。与1990年代不同的是，一些重点高校的研究性课程分量大大增加，学生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且学会了如何把它们应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去。

教学方面的提高带动了研究水平的提高，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应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中国题材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

学术繁荣推动了学术创新。1990年代的学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对乡镇企业、财政分权、土地制度、发展战略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方面。过去十年对此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在继承方面，1990年代对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以当时仍然在海外的钱颖一和许成钢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过去十年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年轻学者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张军对分权与集权关系的研究、周黎安和徐现祥对官员晋升的研究。林毅夫开创的发展战略研究在过去十年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发展方面，对外资的研究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两个显著的进展。外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辩论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微观数据的使用，使得结论更加可靠。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对改革开放乃至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结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个领域的一个可喜变化是实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新政治经济学是当前国际上很热的一个领域，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相信这个领域会产生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的使用。过去，由于研究方法和数据两方面的限制，国内的应用微观研究成果很少。随着研究方法的普及以及数据的积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这方面，由李实、赵人伟主持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美国北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两个数据集。另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ES）也已经启动，第一期数据已经向社会公开。

另一个可喜变化是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研究团队。一方面，海外华人学者大量回国，在一些高校形成了集聚效应；另一方面，本土培养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自己培养的一批年轻学者在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对外资的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分权方面集中了多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南京大学在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日渐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政策影响。其他高校也在确立各自优势，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界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尽管著名高校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还有许多高校的教学仍然停留在消化书本的阶段。另一方面，虽然大量海外学者归国加强了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但许多人忽视了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两方面均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割裂，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正如林毅夫多次强调的，中国经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座富矿，对中国的研究将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规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是必由之路。过去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十年将成为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