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两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生，最近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至5.4亿元”。这个数字吓我一跳，我不是说它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以我的直觉，这个产业的规模远在几亿元之上。

武汉大学两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生，最近向媒体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通过对买卖论文现象的长期调查，他们发现，“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至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等，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论文网站的主要途径，论文主要发表于非法学术期刊上。”

几亿元？这个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当然，我不是说它太大了，而是太小了。以我的直觉，这个产业的规模远在几亿元之上。

笔者孤陋寡闻，若非读到这样一条新闻，都不知道在这个神奇的国家还有“非法学术期刊”——以前听得更多的是非法出版物。经查阅才知道，近些年来一些不法人员大肆非法出版教育、医学类“学术期刊”，为那些因职称（技术职务）评审而急于发表论文的教师、医务工作者等解“燃眉之急”，并以收取高额“版面费”的形式非法牟利。

难怪自从我的邮箱在网上公布后，时常会收到一些约稿函。最开始还真以为人家是“慕名而来”，当我发现那些和我专业毫无瓜葛的信件时，才知道自己过于多情。其实，在我打开那一封封信的一刹那，不过是鱼看见了鱼饵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怀疑数亿元的“产业规模”，显然如果只计算“非法学术期刊”是远远不够的。虽说有“长尾效应”，但假杂志毕竟只是游击队，在“学术抗战”上，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常年打阵地战的正规军——那些正规学术刊物上。

就在不久前，我还听到有老学者向我感慨，申请了国家课题经费，到最后那点可怜的经费还是交给出版社了。这里说的只是出书，而论文也是同理。先不论有没有真学问，一些教师为了发表论文、结项，不得不走捷径，通过买版面的方式发表论文。而且，大家对这种交易见怪不怪，简单得就像春节期间找头“黄牛”买张火车票。

除了“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更有学术期刊向孙悟空学本领，拔一毛变一猴。既然你是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而不是追求学术影响力，你的学术文章发行二三十份也许就足够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不法分子可以盗用正规刊物的刊名和刊号非法出版，印几份权当交差。正规学术刊物也依葫芦画瓢，同时出版正版和伪版或者说“克隆版”。这里所谓的伪版，是指一些正规刊物的工作人员为了非法牟利，在出版正版学刊的同时，出一种为付费论文作者量身订做的版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像订制一份外卖。

而这方面，有名的案例之一便是海南《新教育》杂志丑闻曝光。据警方调查，2008年2月份的《新教育》杂志非法印刷了4种不同内容的非正式版本，涉及被骗教师人数1400多名，被骗金额100多万元。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被杂志社骗，是因该杂志隶属于海南师范大学，而老师评职称的条件之一，便是要在省级以上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如此广阔的造假，空谈某某道德败坏，着实无的放矢。症结何在，人们早已心知肚明。2009年年初，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痛批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表论文的规定，称这是项“混账规定”——硕士生、博士生要获得学位，必须先发表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并无此一说。

就各高校谋求“论文产量”这一现象，易中天打了个十分精妙的比方：“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更糟糕的是，“学术母鸡”不但要下蛋，而且大学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这样一群老师天天都在那儿数蛋。

真相若是如此，你难免会替这个社会自暴自弃：既然学术沦为鸡蛋，谁下不是下？有此想法，这也算是对不合理制度设计的一种“日常反抗”了。

说到那些替人写论文的快枪手，忍不住让我想起巴尔扎克。据说巴尔扎克未成名前，写过不少黄色小说，而这些小说为他后来成为一流作家做了很好的练笔。如果不把世界想得过于灰暗，在此我们不妨寄希望于那些替别人下“学术鸡蛋”的练笔者，有朝一日能成为可以“母（鸡）仪天下”大学问家。当然，巴尔扎克只有一个，这种概率也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