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按时间顺序，我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的战略性挑战可以归纳为四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老龄化。认真地回顾一下过去各项措施的客观效果，展望一下“十二五”以及未来15年的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下一步的政策取向，中国才有可能在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接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一、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虽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早在1984年就召开了“国际新技术革命及对中国的挑战”研讨会，并准确地预言了互联网、新材料和空间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但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中，与实际结果差距最大的仍然是对通讯领域的预测。除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外，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市场机制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市场竞争迅速打破了收取高额电话初装费的行业垄断，手机的普及速度大大超过了固定电话。这不仅验证了许多专家预言的“后发优势”，而且使手机的普及面迅速扩大到低收入阶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都在扩展自己不同技术标准的全国性网络；这不仅与国际第四代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趋势相悖，而且在已经浪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优势互补。问题出在哪里呢？思想观念上走极端：从“计划即法律”滑向“市场万能论”；政府放弃了自己规范市场、干预垄断因素的责任。网络的重复建设并不会自然而然第消除互联网的垄断因素。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有关方面说明：互联网的垄断因素是接口标准和地址；在这个环节上，政府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干预，否则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是无法实现的。这一问题在和平时期并不明显，但如果遇到战争、灾害等极端情况，就会大大影响民众的通讯权利和政府的反应能力。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手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一，但无论在微处理器等硬件问题上，还是在操作系统等软件问题上，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中国迅速扩展的互联网经济，本质上还是一个泥足巨人，没有任何网络安全可言。事实告诉我们，在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上，“市场换技术”的原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将政府的决心、规划、投资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探索。

二、消除房地产泡沫，规范预算制度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就和搞农村问题研究的同志说过：在平均一人一亩三分地的情况下，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速度迅速提高，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很快突破了3000万，但城市化速度依然不过每年800万左右，其中农民工连一半都不到。按照这个速度，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农民的比重也难以降低到50%以下。障碍来自何方呢？来自98年以来的房地产政策。在城市白领都买不起房的情况下，农民工即使打一辈子工，也无法变成城市居民。

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但地方财政包干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速，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正当它们无所措手足之际，亚洲金融发生了，中央的住房商品化政策从“租售并举”变为“只售不租”。在按“成本价”售房的诱惑下，凡是占有公家住房的干部、职工，都愿意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住房；也确实收到了扩大内需与干部、职工满意的双赢效果。然而，由于拍卖逐渐成为城市土地流转的唯一方式，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新的财源——征用农地出售。房地产价格随之飙升，未曾占有公家住房的干部、群众越来越买不起住房。那些为房地产泡沫叫好的人，忘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房地产利润的本质是地租，由其他产业的利润转化而来。如果房地产泡沫抽取了过多的工业利润，则不仅危及宏观经济稳定，还会延缓城市化的进程。

其实所谓的土地批租，不过是港英当局97前攫取更多利润的工具，在英国本土并未普遍实行。对这一做法进行反思，并根据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情况来规范土地的“农转非”，实事求是地制定城市土地的使用办法，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重新规范、健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包括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最终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三、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准备好了吗

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依存度从18%迅速上升到37%，使中国经济最终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但谁也没有料到：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荣登“2007年烂书排行榜”榜首之后不久，他所预言的美国次贷危机却“不幸而言中”地现身了。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启动上次危机时曾经有效的财政、信贷扩张措施，但命运之神还会特别眷顾中国吗？

其实连老百姓都明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西方经济见底前重新恢复高速增长。4万亿投资拉动的内需扩张，难以抵消出口的连续萎缩。在最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加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推高证券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既有害于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第一次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却没有给债权人一点自我处置的能力。购买资源的建议之所以苍白无力，是因为决定的因素是政治而不是价格。中国资源进口份额高居国际市场榜首，却一直缺乏定价权。其主要原因是国际资本的年交易量远超过国际商品的年贸易量——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市场供求状况，而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向。

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准确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前景：它是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说教之所以不足为凭，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靠“比较优势”来实现工业化的，“自由贸易”的背后是炮舰政策，“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殖民地经济。西方国家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是因为无法改变“两弹一星”带来的战略平衡，以及它们自身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王建同志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之初，中心的一些老同志就说过：在计划经济形成的分配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大进大出有利于缓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加快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是我们在政治上准备好了吗？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像一只大象误入了狼群。不仅自己不适应，人家也不适应。大象说：我不称霸，狼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四、不承诺看病免费，坚持预防为主

我这个经济学博士担任了10年的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其间社会部只干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对医疗改革的反思，使政府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责任。但是在“全民基本医疗”已经变成政府官员口头禅的时候，我不得不再一次表示担心：如果把“全民基本医疗”简单地解释为免费看病的话，那么新出台的医改政策，出不了10年就会破产。

原因很简单，从2005年开始，战后生育率高峰的一代人开始超过60岁，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由于健康水平的改善，这些人的期望寿命有可能接近80岁；加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深度和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降低这一平均余命超过15年的老年群体的医疗费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当初我们撰写医改报告时，之所以将“基本医疗服务”定位于“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是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多数疾病依然是治不好的。与其在新抗生素研制上和生物耐药性赛跑，不如把科技新成果应用到提高人类自身的免疫能力上来。尽管退行性疾病无法痊愈，但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进行适当的身体锻炼，做到生活自理并不困难。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从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到愧对祖宗的计划生育；从自我剥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到无所顾忌的市场化过程。这个历史悠久、农业早熟、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总是能够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创造出奇迹来。也只有这个不信基督的民族，出于自己天人合一的传统，更加容易接受安乐死的理念。不管是气候变暖还是小行星碰撞，只要中国在努力探索，世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