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我曾以“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下政策调整的建议”为内容，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并得到批示。在这份评估报告中，我做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全球经济危机总体形势将不再出现大的意外，已进入可预见的衰退。
对三种变化的判断
全球危机的表现在今年一季度发生这样一些变化：危机从资本市场转到商业银行，比如出现花旗和汇丰等问题；从美国转到欧洲，东欧问题严重化；从投资者转向消费者，消费者的储蓄率上升速度非常快。
现在看来，第一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控制，比如美国启动的银行压力测试，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但表示如果补充？50亿美元，基本上银行都可以正常化运作。现在美国已开始启动好银行、坏银行分离等措施，这与中国曾进行过的银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一样。也就是说，尽管金融还在去杠杆化，但进入全民修复资产负债表阶段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对于第二种变化，我们曾经认为东欧问题非常严重。但4月2日金融峰会后，国际社会的大规模救援使其形势得以基本稳定，出现因东欧问题扩大化而影响到西欧的概率正在变小。
现在唯一令人比较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储蓄率的迅速上升。美国储蓄率已经由负值上升到超过4%。我认为，如果这不是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临时紧缩，而是美国在消费习惯上出现变化，未来依然维持6%-8%的储蓄率，就意味着全球要损失掉近6000亿美元的市场。
这对亚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去杠杆化可能会导致去全球化，致使整个市场开始萎缩。
总之，如果金融危机能够稳定，世界经济衰退就可预测。我的观点是，2009年世界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即使是正增长也不会超过l%。美国经济在2009年末，2010年初可能见底；亚洲国家的情况会好一点；欧洲国家较慢，明年中期以后可能会见底。中国的宏观经济已到谷底，甚至可以说有走出谷底的迹象。尽管同比数据还较低，但环比数据全部回升。如不出意外，今年三、四季度GDP会到高点。但危险在于明年一、二季度可能还会有所下降。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环比数据一定是“W”型，同比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形态。这与1998年-1999年的-情况基本一样——两次探底，但是探底之后的情况很难预测。
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见底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就能马上进入复苏？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这个问题令各国最为头痛。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结构性调整，过去形成的全球化结构正在发生变动。在过去的全球化结构中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三个板块：一个是亚洲国家依靠低成本被纳入全球化，它们降低了通货膨胀，拉低了全球物价，在为全球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从中获益；其次，美国是货币制造区，通过负债给亚洲国家提供市场；还有一块是，亚洲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源价格上涨，推动了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最终所有的钱都通过资本市场回转到美国，支持了它的负债。
现在亚洲国家普遍在思考，能不能通过亚洲内部的需求闭合实现自救。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以制造业等实业为主，并拥有高储蓄率，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都相对要好。危机之前，制造业和高储蓄率是通过欧美环节循环。危机到来后循环被打断，就表现出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高储蓄率并存的情况。能否将高储蓄率和生产过剩结合起来，实现亚洲内部的闭合？
具体到中国，刺激经济的4万亿计划侧重撬动国家资产负债表，贷款速度增长达到了撬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目的，但问题是个人资产负债表撬动迹象并不明显。如果能撬动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实现“保八”问题不大，关键是实现“保八”的机会成本、代价有多大？
目前脱离国际货币体系的亚洲货币基金已经形成，1200亿美元旦中国与日本各占32%，韩国占16%，东盟占20%。只要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态势不变，各国能撬动资产负债表，那么内部循环在理论上说是有可能实现的。
从长远看，这几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期
中国要继续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农民不是没有资产，只是没有资产性收入。在保护基本农地基础上，如果让宅基地可以一定比例的与经济适用房等城市房地产进行置换？宅基地是闲置资产，能不能将其金融化成为有收入的资产？从而撬动土地对应的那部分资产负债表。
根据国际上的测算，如果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8%，通货膨胀率4%-5%，人民币升值3%-5%，到202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那么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中国必须站在全球高度看待中国的问题、制定长远规划，仅局限于国内的情况，会产生很大的机会成本。据我们测算，12到18个月内通货膨胀率在5%到10%之间（不管表现在资产价格还是表现在物价上），银行的坏账肯定会增长，经济波动会加大。这三个风险亟需评估。
中国现在恰巧有一个契机，创造新的外需，扩大内需，实现结合。从长远来看，这几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首先2010年后进入人口老龄化，政府的支出马上要转到社会保障，很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第二，国际格局的变动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调整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时机；第三，这种情况已经预示着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能为下一步改革制造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