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王世襄(畅安)兄也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盛家伦介绍的。1957年，由于某种“误会”，我不能住在西观音寺了。1958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他写有一本《中国画论研究》)。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尤愆如山负藐躬，
逡巡书砚岂途穷；
邻窗灯火君家早，
惭愧先生苦用功。
这是我当时写给畅安的一首七绝。头二句，指的是当时我们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的意思。可是，三四年工夫，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且不说刻蜡版油印是彼时彼地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出版方式。只是从工作质量上看，在很不平凡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如此自觉自愿地、绝不尤怨地、全心全意地、毫无利己地创造出近乎奇迹的成就，这已是我望尘莫及的了。
畅安治学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自青年时代起，他从放大鹰、喂獾狗、养蛐蛐、玩鸽子，到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单是老北京的放鹰走狗，他就能如数家珍地谈上一天一夜)。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记得“文革”前，有一个夏夜，我很晚从外头回来，在南小街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畅安穿着一件破背心和一条短裤衩，正蹲在路灯下和一位同他的衣着相当、抽着烟袋锅的老汉热烈谈论。我走过去一问，原来他正在请教这位老工人种矮竹的方法。直到今天，已经荣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王畅安，由于多年来天天骑着自行车上菜市场，和去那里采购的厨师切磋烹调谱，与售货员研究商品学，1983年他去人民大会堂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顾问时，才能提出精辟中肯、一语中的的见解，去评判来自全国名厨的肴馔。
据我所知，继艾克的著作之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明式家具艺术的著作和文章，还不断出现。但是中国人评论《汉姆雷特》总没有英国文学家来得透彻；外国人研究另一个国家的风土、文化，都不如本国人入木三分。可是在中国，1950年代收藏明式家具与畅安相埒的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前，虽已著作等身，但还没有关于家具的文稿留传下来。现在，中国人研究自己的明式家具而卓有成就、蜚声国际的，就只有畅安一人了。
香港的新闻界，早就流传说北京有一位酷爱明式家具的“妙人”，因在十年动乱中及以后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摆放，把家具堆满一间仅有的破漏小室。这房子那时仰头可以看见星斗，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老两口只好蜷局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内睡觉。这位“妙人”就是王世襄。我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橱当榻 (改梁茝林句。移门指卸下柜门)，仰屋常愁雨湿书。
横额是“斯是漏室”。
（摘自《明式家具珍赏》，香港三联书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