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由香港研究资助局（HKUST6424/05H ）和国际教育学会博士后奖学金/斯宾塞基金会批准立项和资金支持。作者感谢中国国家统计局和马忠东先生在数据方面提供的帮助，以及吴愈晓博士和聂志钢先生为数据分析所提供的支持。

摘要：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关键词：中国；教育不平等；市场转型；社会分层

四、总结和结论

概言之，本文研究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期间的教育分层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我们将学龄子女与他们父母的背景信息相匹配，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其入学情况和升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从1990年到2000年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了，但家庭背景仍然对入学和升学率有着重要影响。在这十年里，相比城市户口的子女，农村户口子女的境况愈加不利，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情况的影响加强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的普及，农村户口的子女在初中入学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与此同时，初中升高中的农村2城市升学差距却拉大了。即使控制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升学率的影响也增大了。

因此，伴随着1990年代的快速市场化，中国的教育扩招并没有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更加平等的入学机会。相反，在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的加剧，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分布更加恶化了。教育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1990年代中国改革时代的总体结构性不平等相一致。

中国的例子对“不平等的最大化维持”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Raf tery Hout ，1993）。该理论认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最大限度上被维护，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家庭背景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影响一般都保持不变，只有当优势群体的入学情况已经达到接近饱和水平的时候，进一步的增长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因而，该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升学机会的改善，也不会改变家庭背景与特定教育层次升学率的关系。本文的发现可能比“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更进一步：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增加了（而不是保持不变或相应下降），相比十年前，弱势群体在2000年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少了。

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将来社会分层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演化有何含义呢？由于已有的数据无法检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大学升学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只能推论认为，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更有利于来自城市和家庭境况较好的孩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不平等（闵维方主编，2006；杨东平，2006）。11990年代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可能会导致他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收入的不平等。长期而言，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代际传递可能有加强趋势（与在俄罗斯所观察到的一样，Gerber Hout ，2004）；教育作为社会经济流动渠道的作用被削弱了。近年来中国教育不平等增长的深远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化与来自俄罗斯（Gerber ，2000）和中国香港地区（Wu，2007）的发现一样。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重创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增加了某些同期群内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初中升学的不平等。尽管香港在1980年代家庭背景对升学（尤其是大学）的影响减小了，但在2001年这种影响却增大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伴随着剧烈的制度变迁，对大多数人而言供应不足的高中教育导致中国高中升学率的不平等。这三个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在俄罗斯，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261增长到1991年的0.296，从1996年的0.483进一步增长到2001年的0.521.在香港，按户统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453增长到1991年的0.476，1996年为0.518，2001年为0.525（2004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见本文表1），最后，2006年为0.533（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7）。这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分配可能反映了资源分配的机制，而不是对教育机会扩张的反映。因此，需要对快速变迁社会中的教育分层做更多的对比研究以证实这样的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