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对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变动与文学潮流而言，“如果说有什么根本变化的话，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讲义，授课讲稿)。在这样的文学史图景里，“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文革”的终结，似乎在“新时期”放弃了对文学的参予与规划。然而，八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是否仅仅是走向“现代”的伟大进军?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
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我调整的脉络入手，解析“新时期”一次近乎被“遗忘”的文学史“事件”——“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讨论及其典范文本。“新人”或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焦虑之一，在“五四”、延安时期、50—70年代有不同的内涵与变化。本文不拟做宏观的梳理，而是聚焦于“新时期”肇始，思考自79年初高层领导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学传统，在“新时期”有着怎样的愿景与规划?其仅仅是“50—70年代文学”的转世重生，还是基于语境的变化做出了新的调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最终的瓦解?这一传统的崩溃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与追问。
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文学史”的视野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揭示这一文学史事件产生、讨论、与“伤痕文学”的“对话”及其尴尬的理论困境;通过细读被确立为“典范”的几篇代表性作品，分析“社会主义新人”自身的理论困境如何投影于典范文本，二者之间历史性的罅隙，又释放出怎样颠覆性的“异质”;此外，从“典范文本”的瓦解出发，延伸历史的视野，解析“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成规”的崩溃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直到今天，这一剧烈的文学运动依然没有终结，诸多的文本、理论论争与文学现象或许只有置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才可能得到清晰的认识。故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的繁盛与衰落、以及最终鬼气森然的嬗变，再思八十年代文学主张之洞见与盲见，或许不无裨益。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划与调整
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始于邓小平1979年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了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确立了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 1
“伤痕文学”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规划的潜在背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意味着主流文学对伤痕文学“去伤痕化”，重新规划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饶有意味的是，“伤痕文学”尽管被纳入“评奖机制”里，得到主流文学有保留的称赞，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微妙的紧张。尽管“伤痕文学”作家们颇为“自觉”地认识到，书写伤痕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2; 主流文学也需要“伤痕文学”这样的文学形态配合政治上对“文革”、“四人帮”的揭露与控诉，在主流限定的指向与边界内解释“文革”，歌颂“新时期”的“伟大胜利”。(胡耀邦在讲话中曾指出，“三年来的文艺，总的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写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包括批判他们搞特权，搞冤、假、错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很好的，是文艺界对我国人民的贡献，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个时期写暴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多一点，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参见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文引自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编：《1979——1983文艺论争集》。郑州：黄河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但是，“伤痕文学”一定程度上始终是“暴露文学”，无论如何谨慎铺陈，残暴的历史、野蛮的政治、被伤害的人性以及“文革”的阴暗记忆，始终难以回避。作为一笔历史的债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主流不得不借助其来总结“历史”、展示“伤痕”。然而，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继续展示“伤痕”已然不合时宜。如当时评论家带着警告的口吻指出的，“依然停留在往日那种对‘伤痕’的悲歌，对‘问题’的暴露上，就难免会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要走入文学的歧途。” 3
基于此，主流文学规划了新的文学方案——结束“伤痕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回到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周扬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贯彻了高层的意志，明确地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4 在相关的讨论会上，评论家、作家纷纷表态拥护。作家李斌奎的看法颇为代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包括写伤痕的作品，很受欢迎。但不能停留在那里，不能老些这些东西。”5 毕竟，如同钱中文当时的发言，“生活本身发展了，特别是建设四化形势的进展，人们希望看到作品写新的东西，所以，文学写新人问题，现在就感到迫切了。” (见 1981年第 6期《作品与争鸣》。)陈传才在讨论的文章中挑明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新人应该“不是抚摸‘伤痕’摇头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创伤，主动挑起新时期的重任。” 6
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八十年代 “再次出发”——在“伤痕文学”之后“去伤痕化”，通过塑造新的“典型形象”，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恰如贺敬之所点明的，“我认为，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正是新时期文艺创作所面临的中心课题。” 7某种程度上，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与观念的一种“变异中的延伸”。在这样的文学规划中，“改革文学”受到了热烈的赞扬，《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作品被指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如果这样的文学图景得以实现的话，之后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将难以出现，整个八十年代文学或被命名为“改革文学”，再次“一体化”。
然而，在“新时期”的语境中，传统的文学成规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质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文艺界领导的倡导，并没有得到以往的“热烈响应”。1980年，仅仅是东北的几个文学刊物以及吉林省文联，对此展开了讨论。1981年开始，塑造“新人”的问题真正被文艺界普遍重视，《作品与争鸣》、《文艺报》等组织了相关的文章，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不过很快又沉寂下去，始终没有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中心。(参见陈晋：《近几年来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概述》，原载《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2期。本文引自余世谦、李玉珍、陈家灼、胡荣祉、林琴书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一九七六——一九八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新人”相对地遭遇冷遇，某种程度上，是遭遇了“五六十年代”所罕见的“异质”的文学潮流的竞争。这个时期，“求新求变”成为学界大的趋向，与老调重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比，“朦胧诗”、“现代派”讨论等等“现代”的文学主张，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惹起一场又一场论争的风暴。
秉持“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阵营，无疑感受到了“现代”的文学潮流的压力。(贺敬之就此发出了直接的警告：“比如我们有的同志如果一味地引导作家去进行什么‘自我表现’，把这作为所谓‘新的崛起’，面对专门追求离奇情节、庸俗低级情调、散步消极绝望情绪甚至思想倾向上有错误的作品而不闻不问，或者加以鼓励，却不去引导作家深入人民的生活，挖掘人民心灵上的美，努力探索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那就不能认为这是尽到了理论家、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参见《总结经验 塑造新人——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但更致命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自身的理论困境。“新时期”确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是在自身与文革之间拉下“铁幕”。可以想象，伴随着历史的剧烈转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套“成规”必须不断地“调整”， 与“文革”所树立的文学规范划清界限，适应新的“语境”的需要。并不意外，在当时各个刊物组织的相关讨论会上，对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而言，发言人似乎对如何“避免误区”更为敏感。当时的评论家概括得颇为坦率，“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我们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8各个重要刊物组织的座谈会，在“社会主义新人”的本质、艺术手法等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人”应该避免再次陷入“高、大、全”、“假、大、空”的创作模式，从“生活”而不是从“琐碎的‘新人’概念”出发等方面达成高度的一致。如《文艺报》组织的座谈会总结的，“不能把新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们必须进一步肃清所谓‘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之类的影响。”9 《作品与争鸣》组织的讨论会更是“在这个看来简单而实际上却很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于普通人民群众之中，是平凡的人而不是神话的人，不能脱离生活实际或浮在生活表面上去任意编造。” 10因此，在新时期接续“社会主义新人”的传统，首先必然要求“摒弃‘三突出’的那一套，写出人物的血肉与个性。” 11
然而，无论如何调整，都难以避免“旧瓶装新酒”的尴尬与紧张。如当时的批评家既要指出，“既要强调表现理想，又要防止违背生活逻辑的‘理想化’”;12同时又要反复强调，“我们强调对人物描写的历史真实性，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同时也必须强调表现革命理想的重要意义。” 11这一过于灵活的“辩证法”，其实反映了“调整”的两难处境——“社会主义新人”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始终联系着一系列阴暗的历史记忆，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已然堵塞了它改进的空间。(相关的展开论述，参见拙文《“文本”与“人”的歧途——“新批评”与八十年代“文学本体论”》对“反映论”、“本体论”、“主体论”等宰制八十年代“关键词”的梳理。《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二、罅隙密布的“典范文本”
上文尝试指出，尽管左支右绌地不断调整，但“社会主义新人”终究无法克服自身的理论困境。同样，其所确立的典范文本，分享了这一根本性的困境。某种程度上，这一批作品反而藉此摆脱了传声筒的命运，保持着微妙的复杂。这一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对几部代表性的作品的细读，展示文本内在的罅隙密布的分裂;更为重要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典范文本”，在塑造具有 “革命理想”与“高尚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表层下，潜在着一个颇为惊人的欲望叙事的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1985之后的转向。
“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文学成规所确立的典范文本，基本上以1979年开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为主。无需赘叙，作品得以获奖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与主流的文学规划高度契合，有的时候甚至是主流诱导、催生的产物。(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蒋子龙曾回忆到，“《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当然也有一点是被编辑约稿的诚心‘逼’出来的。……《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面向我约稿，而且要求写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题材。”参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十月》，1979年第4期)对于 “社会主义新人”这一主流文学规划而言，获奖作品无疑是被认可的“典范文本”——“改革文学”一直是获奖的重要题材，并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开展，比重不断增加。(关于“题材”的意识形态性、新时期“评奖制度”的“意义”等问题，参见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168——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蒋子龙和他的一系列作品，《乔厂长上任记》等在当时被评价为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故而，下文“再解读”的文本，以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为范围，以蒋子龙及其代表作为中心。为了论述的清楚与方便，我把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老厂长归来”的故事与“弟弟们醒来”的故事。他们分别对应于塑造“现代化的创业者”的“英雄传奇”与培养“现代化的接班人”的“成长小说”。
就第一类文本而言，《乔厂长上任记》颇为典型。作品讲述了乔光朴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重返电机厂，破除原厂长冀申等反对者的阻力，推行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政策，带领工厂走出困境。饶有意味的是，在当时的获奖作品中，现代化的创业者都是“归来”的。在柯云路的《三千万》中，小说开头就着意强调，主人公丁猛丁局长“刚刚官复原职”，是文革前的传奇人物，“文化革命前，他以果断执着在全省闻名，曾有过许多美传。”13 同样，乔厂长也是电机厂五八年的老厂长——跳过“文革”及其周边，“一九七八”继承与呼唤着“五十年代”的归来。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改革小说是关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寓言：结束浩劫、谱写新篇的拯救者，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异质”的力量，而是曾被“四人帮”所压抑的归来者;“改革”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内在缺陷，反而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在这个意义上，《乔厂长上任记》是“归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繁衍出的一系列文本之一。就《乔厂长上任记》而言，除了斗争的对象不再被命名为“阶级敌人”外，乔厂长和“50——70年代”的英雄人物并无多大区别，人物只有意志，没有灵魂。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较量，依然是色谱分布般的区分出敌我主将、副将、喽啰，把观念、政策两军对垒般地形象化、戏剧化，强调思想、道德的终极价值，说教色彩非常强烈。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面对的困难(这个时期是“改革”)或者是因为低劣的道德(私心杂念)，或者是因为落伍的思想(没有紧跟中央的政策)，作品中两个主要的反派——冀申与郗望北——各占其一。如果思想道德得到根本的解决，似乎“现代化建设”不成其为问题。基于此，程光炜曾指出，这依然是文革文学“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新时期”叙述与“文革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通道”。
然而，基于自身的理论困境，传统的“成规”必须适应“新时期”的变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的重心，就是强调“新人”们的“人情人性”。颇为惊人的是，老厂长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午在公司里交接完工作，乔光朴神差鬼使给童贞打了个电话，约她今晚到家里来”。二十多年不见的恋人，随着“改革”的展开，被“文革”所延宕的爱欲终于得以释放，恢复工厂的同时意味着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而且，爱欲成为“革命”的支撑之一，“童贞”是五十年代与乔光朴一起归国的女留学生，电机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在随后的改革中担任副总工程师，始终和党委书记石敢一起，担当了乔光朴左右手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乔厂长上任记》这一批“政治文本”中潜伏着“性政治”的权力关系，“童贞”这一姓名明显的性指涉、她保持了四十年的“纯洁”的处女身份、她的追求与等待甚或她在改革集团中的权力安排，充满了象征色彩。这一现象，在所谓“改革文学”的文本中屡见不鲜。)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说在“红色经典”里，反面人物的特征之一就是沉溺爱欲的话，现在则发生了剧烈的颠倒：敌视爱欲反而成为反面人物的特征。基于此，我们才容易理解小说塑造的“火箭干部”、副厂长郗望北的古怪行为。他本是童贞的外甥，还是学徒工的时候，就发现了童贞对乔光朴的“特殊感情”：
“这个小伙子性格倔强，有蔫主意，恨上了厂长，认为厂长骗了他老姨。他虽比老姨还小十多岁，却俨然以老姨的保护人的身份处处留心，尽量阻挡童贞与乔光朴的特殊感情。……七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郗望北成为一派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专打乔光朴。” (以上引自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原载《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选自《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1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饶有意味的是，以上的变化在获奖作品中并非个例。陆文夫获得79年短篇小说奖的《献身》，就以夫妻复合、家庭团圆为线索，铺陈“文革”的罪恶，“革命”与“爱欲”依然缠绕在一起。但与《乔厂长上任记》略有不同也更为保守的是，这里“革命”为“爱欲”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小说结尾处，当年离开受迫害的丈夫的妻子，希图破镜重圆，在激动中发表了如下的演讲：
“这样吧，破镜不要重圆了，不如丢掉，重做一面;要做得坚固坚实，摔打不碎。这镜子不能只照着家庭和孩子，那就经不起诱惑，受不住打击，要迎着太阳反射出光辉，我们的思想、志趣应当熔冶在一起。” (陆文夫：《献身》。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选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36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如果说在《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中，“感情戏”还略显保守，在写作的初衷上是被设计成“新人”们“人情人性”的点缀的话;在第二类文本中，这种“异质”的变化得到了更为复杂与激进的呈现。在宽泛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都是成长小说，但是重心依然是指向“青年”。(当时的获奖作品中，矫正“问题青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类别，涵盖了多部重要作品。某种程度上，“问题青年”和年龄无关，是一个历史性的隐喻，指代着“文革”之后怀疑社会主义的诸多非主流思潮，这在青年身上得到更为激烈、直接的呈现。)如当时评论家指出的，“这些领导干部(乔厂长、霍局长、车书记等)尽管兼备了信念坚定和思想解放的优点，但他们毕竟不是青年了，而新人形象的塑造是应当更加着眼于青年的。青年意味着未来，意味着希望。作家在当代青年中去寻找、去发现新人，虽然他们也许只不过是新人的雏形或胚胎。” 14有趣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类别是“雏形或胚胎”，反而有助于吸收“新的元素”，矫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沉积的机械、呆板的一面。和“归来”的故事比较起来，“新人”的成长更能彰显“新时期”的复杂性。
细读这一类别的获奖文本，一个核心的线索是：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比如出色的售票员(《窗口》)、农业专家(《满月儿》)、质量检查员(《醒来吧，弟弟》)，等等。成为“质量检查员”堪称这一类别中最为典型的象征：曾经被指认为“青年”这类产品中“劣质”的弟弟，被党委卢书记“唤醒”之后，思想态度不再“消极”，反而成为了“质量”的把关者。显然，作者相信，如果加以合适的引导，“革命”的激情可以转化为一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这样的转变往往需要一位“范导型人物”，这也是控制“成长小说”意识形态指向的核心人物。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言，如李建立指出的，“在先前的成长文本中，范导者就是耶稣基督式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光辉经历充满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无法重复的独绝。通过范导者在关键时刻的讲述，可以使成长者看到眼前出现了一盏“灯”，从而指引着后者完成自己的成长。”15 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醒来吧，弟弟》完美承继了这一传统，卢书记作为范导者，“神情刚毅”，双眼“闪着饱蓄锐气的动人光芒”，像一个巨人出现在弟弟面前，为弟弟推开了“窗子”：
“当再次走近窗前时，他伸手推开了玻璃窗，让晚风扑进来，掀动着自己头上稀薄的白发。窗外已经笼罩着宝蓝的夜色，天际轮廓线上，璀璨的灯火与闪动的电弧光交相辉映。他默默地望着远方，许久许久，才用并不高亢的声音，深沉地回答说——‘我爱咱们中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刘心武：《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这是本文涉及的文本中唯一没有获得“新时期”文学奖的。但考虑到这一作品当时激起的巨大反响以及主流的肯定，就典型性而言不亚于获奖作品。)
可以想象，这样“熟悉”的范导者形象既要受到“异质”的文学思潮激烈地抨击，也要面临着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新时期”的压力。(刘心武的“保守”受到了朦胧诗阵营的激烈抨击。《今天》认为，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从突破转向僵化”，“把弟弟这样清醒的人误解为沉睡的人”。他们不屑于卢书记这一类“范导者”，直接指出：“四人帮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绕有意味的是，《今天》基于此给出了他们的“新人”方案：“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参见林中：《评<醒来吧，弟弟>》。《今天》创刊号，第45—48页。)就笔者的阅读视野而言，在李陀的获奖作品《愿你听到这首歌》中，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青年女性”开始充当“范导者”的角色。主人公“我”偶然从“条子”手中救下了一个青年女工杨柳，被她的理想与勇气深深地触动。“四五”来临的时候，杨柳被捕，“我”来到广场继续斗争，把呼吁“民主”的歌词贴在了纪念碑上。小说结尾，“我”处在密探的包围中，“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正从几个方向迅速向我围拢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杨柳的声音——那辽阔的模糊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 16
“青年女性”充当“范导者”、“革命”与“恋爱”的缠绕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得到了更为激进的体现。从表面上看，这一文本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在当时评价颇高：“如何塑造四化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别是如何反映新时期的一代，《赤橙黄绿青蓝紫》无疑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然而，在塑造具有 “革命理想”与“高尚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表层下，《赤橙黄绿青蓝紫》潜在着一个颇为惊人的欲望叙事的文本——团支部书记解净不仅仅是“落后青年”刘思佳的“范导者”，同时也是他爱欲的对象。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范导者”形象从“党支部书记”到“团支部书记”的移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里，“范导者”往往是“朱赫来”式的形象，一个伟大的“革命之父”。然而，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里，“青年女性”充当着“党”的化身，传统的“党的形象”反而是可疑的。在小说里，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却是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的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
“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原载《当代》，1981年第4期。选自《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集》，16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作为“范导者”的“党的形象”，开始以“女性”并且是以欲望化的“青年女性”的形象出现。解净与刘思佳出车去市里总油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次“谈心”。 解净絮絮地谈论着“做一个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人，一个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刘思佳似乎变得“驯服”了，他感到了解净身上的“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然而，这份吸引与其说是“重建人生的信念”，毋宁说是难以遏制的爱的欲望：
“刘思佳望着她，眼光中怀有炽情和热力，他的全身都在轻轻地颤栗。这感情爆发得太奇特、太强烈了，他无法抗拒，甚至也掌握不住自己的理智了。这个一向冷漠、孤傲的小伙子，两年来一直有意培养对解净厌恶的感情，现在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强烈的喜欢她，想对她哭，对她笑，对她说出自己心里的全部痛苦。”(《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集》,191页。)
作为小说的高潮部分，两个人来到总油库的时候，一辆装着十几个汽油桶的卡车着火了，解净“向起火的卡车扑去”。这一刻，在刘思佳眼里，解净完全“女性化”，是一个“娇小”的、处于危险中的爱人。没有革命口号轰然在耳边响起，心里也没有升腾起领袖的伟大教诲，刘思佳还是冲了过去：
“灼热的跳动的烈焰把解净的脸映得通红，显得分外秀丽而豪迈，令人神往。刘思佳只扫了一眼，就永远不会再忘记解净这时候的神色了，他真不愿意把眼睛从这张脸上移开，他感到自己了解她了，这是个思想丰富，性格坚强，有智慧又有胆气的姑娘。但是他粗鲁地挤进驾驶楼子，从解净手里夺过方向盘。”(同上，196页。构成微妙对比的是，当刘思佳将着火的卡车安全地驶进大水坑脱离危险的时候，油库领导、宣传干部等围了上来，诱导地问他“刚才你是怎么想的”。刘思佳对这一套“成规”非常轻蔑，称其为“白吃饱”。)
从纯粹的“文学”价值而言，以上这两类小说都不算出色。但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这堪称一场静悄悄的重要变革——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众所周知，“革命+恋爱”在原出的意义上，“包含着明确的贬义，一方面是指它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缺乏独创性，不断地复制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因此也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17基于“新时期”的压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返顾自身的传统，寻求可以援引的写作资源。近乎吊诡的是，曾经被认为是“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反而成为“变化”的突破口。
然而，这一次征引耗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残存的生命力。当革命需要援引“欲望”的力量吸引青年时，已然耗尽它曾经打动人心的文化想象，理想与欲望交错缠绕，理想不断地欲望化，欲望逐渐成为新的理想——“革命”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像一个生锈的航标，在欲望的河流上茫然地漂移。面对“新时期”的变动，基于“人情人性”的调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张力，撕裂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成规”，不断释放出“异质”的文学元素，涂改着“社会主义新人”过于天真的文学蓝图。“社会主义新人”的金光大道，蓦然间鬼气森森;九十年代的“欲望化叙事”，已然呼之欲出。(如果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由于“历史”的限制，含糊地维持着“理想”与“欲望”的二元叙事的话;那么这一隐秘的传统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得到了彻底的放大、反讽与颠覆。作为九十年代标志性的作家之一，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塑造了最后一个“团支部书记”——X海鹰。“革命”的程式与“S/M”同构，成为“爱情”甚或“欲望”的催情表演。)
三、从“新人”到“畸人”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人”可以看做是“伤痕文学”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对八十年代文学如何展开的“规划”。问题在于，如果说“现代化”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国族远景，部分修补了因“文革”造成的灰暗、悲观以及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社会主义新人”却仅仅重启了旧的文学范式，尽管不断勉力调整，终究未能克服“社会主义现实文学”在“新时期”遭遇的困境。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掀起对“现代派”的批判，努力为“社会主义新人”开辟道路，却始终难挽历史的颓势。如程光炜指出的，“虽然出现了‘主流’评审制度，推出了一批批‘主流’作家作品，还赢得了广大而众多的‘主流’读者，然而并未能阻止始于1982年到1985年终成大气候的‘现代派文学’的巨大挑战与颠覆。” 18相应地，更迭而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提供的现代想象，得到了远为广泛的接受与欢迎。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1984年启动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一步步成为“中心任务”，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文学场域脱身而去。社会主义新人缺乏政治力量的重点扶持，已然难逃崩溃的命运。对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成规”的瓦解而言，1985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如洪子诚指出的，“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同年刘索拉发表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及其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或可视作标志性的文本或事件，“不同的文学观念的摩擦日趋‘公开化’”。19当时评论家们就此颇为激动地表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此外，日后引领风云变幻的韩少功、莫言、马原、残雪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一年先后发表，不仅仅是《你别无选择》，《小鲍庄》、《红高梁》、《狗日的粮食》、《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异质”的作品同样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评奖制度的“指向”无法辨识，主流文学的“阵地”已然沦陷，寻根、先锋的文学潮流，成为不可遏制的激流。(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界同样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意味着研究“转向”的重要论文同样发表于这一年。)
然而，笔者更想指出的是，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那些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开始被文学界“无意”地忽视。比较《人生》激起的热烈反响，路遥发表于1986年的《平凡的世界》受到了近乎难堪的冷落。路遥对此也有朴素的感知，“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 20不出意外，当代文学史对路遥近乎视而不见(正如杨庆祥等研究者指出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面没有对《人生》进行论述，只是一笔带过，《平凡的世界》干脆就没有提到。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专门讨论了《人生》，但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平凡的世界》。参见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在1985延伸出两条道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博弈，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倾斜。
就当代文学的这一“变化”而言，王德威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提法颇为敏锐——“畸人行”：“新一辈的大陆作家由瞎子哑巴写到瘸子驼子;由性无能写到小脚癖;由软骨症写到活死人，更不用说疯子白痴神经病。一时之间，前辈作家如杨沫、浩然等歌之颂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竟成为残蔽奇诡的渊薮，充塞着无数肢体或心神变异的灵魂。” 21借助于王德威的说法，当代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规”黯然退场之后，经历了一个从“新人”到“畸人”的蜕变过程。王德威在日后的研究中推进了这一看法，由“畸人”而到余华、韩少功的“鬼魅叙事”，期待“魂兮归来”。如他所概括的，鬼魅的叙事法则提供了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描述现实的方式，冲击了“真实”、“真理”的观念。“20世纪末文学里魂兮归来的现象，让我们重思曾凌驾整个世纪文学论述的写实主义。” 22
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中期脱缰而去的“现代主义”，不论是文本层面上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伟大进军”，或是价值层面上念兹在兹“幽暗”的“现代意识”，上演了一场惊人的“畸人行”。理想、崇高、正义、青春、奉献、悲怆、牺牲精神、乌托邦、集体主义……一系列“大词”被指认为“陈腐”甚或可疑的“建构”，仿佛“历史”原本是荒原般的空空荡荡。以八十年代中期为起点，再思这二十年来当代文学的变化与演进，这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消解，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势微。(作为世纪末的代表性文本之一，《上海宝贝》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隐喻或反讽：从“社会主义”式的遍布工厂与校园的北京到弥漫着资本主义文化想象的“上海”，作为建设者的“主体”(解净、刘思佳等等)成为依附性的“宝贝”。主人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辗转于繁华甚或放纵的梦影里，难以确认自我，追问着“我是谁”而无所适从。这是否就是“八十年代”追求的“自由”与“解放”? 到了九十年代，“鬼”的形而上的痛苦被市场再次“压抑”，仅仅剩下肉身的欲望，纠葛在欲望中的宝贝们，反而更加鬼气森然。)
笔者的本意，并非基于对当代史的无知或天真，转而哀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势微，而是希望在这个“后社会主义”时代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我们对九十年代文学变化的解释，常常归结于政治运作与市场霸权“合谋”的结果，往往忽视了这也是知识分子共同体自身逻辑的伸延。从2001年开始的对“纯文学”的反思开始，值得我们再思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请允许笔者草率地提出自己的疑问：八十年代逐步形成的学院体制与知识生产机制，存在着怎样的盲点?学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言说，是否潜伏着“改革开放”的“大叙事”、“与世界接轨”的意识形态、以及纠缠不散的“进化论”思维?换个角度说，文学是否仅仅是一门“技艺”，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想象、对命运的悲悯与承诺，是政治的操控、可疑的“宏大叙事”、空洞的“能指”，还是联系着一个真实的沉默而深广的世界?
此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所带来了学界与普通读者的严重分裂，是否是当代文学越来越丧失力量的重要原因?不容回避的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及其周边文本(报告文学、严肃新闻、调查类电视栏目等等)，在普通读者那里始终有巨大的市场。(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例，学术界与读者的评价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各个机构、个人组织的问卷调查，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平凡的世界》三十年来保持着惊人的影响力，是“新时期”以来对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王文兵：《文化消费与小说创作———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调查说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与其说文学丧失读者，毋宁说怎样的文学丧失读者(以精英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则会追问：文学丧失怎样的读者?)。进一步说，文学场域的高度自洽与自我繁殖，在高度学科化、规范化的同时，是否带来了封闭、狭隘的危机?
最后，当代文学是否正在面对着价值层面的崩溃?是怎样的历史机制，使得纠葛的欲望、幽暗的心性等等被指认为更“人性”的或者说是更“真实”的? 面对一个疯狂的时代，在汹涌的欲望与名利的诱惑的包围中，文学界能否从容地坦然面对，持灯穿越茫茫的暗夜，传递感动、幸福、温暖以及不苟且的尊严?这一系列问题或许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如何更为公允地接受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以及更为审慎地分析当代文学的“规划”及其激烈的“博弈”，召唤着我们重返八十年代。“历史”的进程曾经将“八十年代”推移、封闭、遗忘，但始终无法终结，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
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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