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强调，知识分子是毛，就看附在哪张皮上。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个比喻都是很生动的。那么谁是\"皮\"呢?以前靠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皮，194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靠的是\"人民\"这张皮--可如果真的是靠人民这张皮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就好过得多了，\"为民代言、以人为本\"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要求做的事情吗?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是要使知识分子百分之百地靠在党政即权力这张皮上，这个目标没有变过。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知识分子作为\"毛\"，要靠在哪张\"皮\"上?现在有两张皮，一张是权力，一张是财权、金钱。近30年，\"财权、金钱\"有着相对的增长，但还没到与\"权力\"并驾齐驱的地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某些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靠\"权力\"，靠不到\"权力\"就去靠\"财权\"。不过，也有知识分子既不\"脚踏两只船\"(同时依靠两个权)，也不完全贴在某张皮上，而是保持相对独立，对社会重大问题，比如在教育领域、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政策、人权等问题上，维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不是指一定要跟政府或产业界作对，而是指不能别人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权力\"或\"财权\"做的事情是对的，可以支持，可以出谋划策、提供咨询，但如果它们做的事情不对，就不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法治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致可分成两拨，一是知识分子，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学者，也包括传播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人;二是专业人员，比如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对社会问题关切和互动的范围超过其专业本身，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残疾人或艾滋病人等群体很关注并做了很多工作，那么他也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上面所说的是\"权\"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权\"与\"钱\"的关系问题。\"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它早就存在，问题在于到了哪一步。现在比较严重了，这是很多人的观察。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以官僚体制为基本权力架构的社会，经济活动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展开，官僚们始终拥有最终的干涉权和裁决权。改革开放以前，官僚的权力太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官僚的手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政府逐步释放了一些经济资源，但都是较边缘化、较小块的，最核心的部分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金融、电信、能源、航空、铁路等。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领域是官僚的手不会伸过来或伸不过来的，因此，官僚干涉经济市场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官僚代表政府进行干涉，但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二是官僚以政府、权力的名义进行干涉，但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或亲属的利益，这就由官僚资本主义变成裙带资本主义了。
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官僚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坏\"的东西的变体，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不要让它发展得太过分，否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近几年\"仇官\"的问题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官僚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一些官僚做的事在老百姓眼里都是\"自肥\"、自我服务的，所以民间的怨恨情绪在增强，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官僚掌握的权力太多，大部分时候能把来自民间的反弹压下去，但长年累月会压制到什么地步?很难清楚地预言。如果找不到疏通民间不满的渠道，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积压到某个关键点上，所有的不满爆发，可能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政府高层出来讲一些很厉害的话，对过分的官员下手，也是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不能让局面失控，因为老百姓对官僚的腐败、特权，对官民冲突都表示很大的关切。
要真正改革，没有足够的压力，官僚阶层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一旦改革，官僚会丧失很多优势，尤其是隐藏着而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好处。那么，要考虑的是，来自哪里的压力对他们管用?现在看来，在中国这种大的体制背景下，对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官僚阶层还稍微在乎一点，因为官员是任命制的。但在乎并不等于具有稳定的受控制状况，只是上面真的要\"动手\"了，官僚才会在乎，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常规状况，上面也不能总把橡皮筋拉得那么紧，太紧了会断掉的。回到常规状况后，官僚阶层可能不仅故态复萌，还会变本加厉。归根结底，还是对官僚权力的限制问题。怎么限制呢?在世界各国，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很多，有些人家已经用了200年，不断地改进完善，把人家200年的东西部分地拿到中国来，认认真真地做，几年以后就能成为中国本土的制度条件。比如法庭独立，法庭审讯贪官一定要独立，不受行政部门干涉，香港、新加坡等都是这样做的。另外，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也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本文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博导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