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是因为中国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财富的增长。
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