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期间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发展道路进行总结、分析和思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本文分析的东亚发展中国家主要涵盖实行市场经济、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部分东亚国家，他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现代化都比较具有典型的意义，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韩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泰国等。
一、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从威权政治到民主化
对许多东亚发展中国家来说，战后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试行西方议会民主制时期；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实行了威权政治；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从威权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其中，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初始抉择和试验阶段较为短暂，可以视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威权政治时期是东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东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而从威权政治到民主化的转型则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试验及其失败
战后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东亚新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韩国、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都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则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这是在东亚的时空里进行的一场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大试验。
然而，这场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东亚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在10多年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里程。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东亚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现代化的启动举步唯艰。
在西方成功运行的民主政治何以在东亚折戟沉沙？东亚的民主实验缘何夭折？症结就在于全盘西化的道路选择。它脱离了东亚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历史条件，无法满足推进东亚现代化的需要。
（二）威权政治的产生与根源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威权政治成为取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汹涌政治潮流。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纷纷改弦易辙，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或和平转向等途径，以一党独大、军人统治甚至个人独裁等不同方式，转向了集权型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的出现决非历史演绎的一种偶然现象，它是在东亚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实验失败的背景下出现的，是这些国家基于自身社会历史条件和现代化的需要而作出的第二次政治发展的大抉择，是这些国家屏弃完全西化道路、寻求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对这些国家此后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亚威权政治的横空出世，有着政治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厚根源：
第一，威权政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东亚许多国家战后移植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失败。战后，东亚许多国家，包括韩国、印尼、泰国等国移植了西方议会民主制，但这场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实践证明，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在东亚现代化的初期，民主和现代化的关系更多的是冲突而非和谐发展。东亚国家的超前政治民主化，导致了政治、经济、种族、社会等各种矛盾激化，严重损害政治稳定，从而破坏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或政治强人遂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将国家的政治航船领向了威权政治航向，用强力解决矛盾或以政治高压抑制矛盾发展，恢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威权政治的出现，不能以西方民主政治划线，认为是政治倒退，而恰恰是东亚政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一次调适性变革，具有进步性。它也意味着东亚国家寻求亚洲的、而不是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开始。
第二，东亚历史上的集权政治传统的作用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一个深层原因。东亚有着浓厚的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亚洲政治面向现代化的改造和出新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亚洲的政治现代化不是断代化，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扬弃过程，既有否定又有继承，而不是不管合理与否全盘抛弃传统。
东亚威权政治集权的特质，体现着它和东方中央集权的传统政治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自不用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传统没有明显的文化断裂”。[1]集权主义的东方政治传统在韩国、新加坡两国根深蒂固；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即使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未曾泯灭[2]。战后独立民族国家的发展，更使各国的政治传统受到激励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另外，移植西方议会制的失败也成为东亚国家政治发展反弹式回归传统的契机。
第三，经济基础的制约是东亚威权政治产生的决定性原因。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政治发展在根本上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虽然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政治制度实行一定的自主选择或跨越，但这种选择是有限度的，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对政治上层建筑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概莫能外。
历史地看，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和成熟是以经济发展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组织的高度分化为基础的。英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已有贵族制约王权的民主传统，但民主的开花结果却历时一百多年。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及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之后，直到1772年英国才建立起议会制度。后来，民主制度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最终才逐渐演化为今天成熟的民主政治。西欧民主政治的发展史证明政治的发展必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以后者为前提。
战后东亚的新兴独立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可以比较的经济指标仅大致高于非洲落后国家；”[3]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主体人口是农民，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民族工业和工商业资产阶段的力量还很弱小。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很难与西方民主制合拍，倒可能是传统专制权力生存的沃土。
另一方面，东亚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后发性现代化，也就是说是一种“追赶”性质的现代化。追赶，意味着东亚的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渐变。追赶，还意味着东亚的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国家是一种短期巨变。东亚现代化外源后发性质要求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
第四，东亚传统文化是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持久因素。东亚大多数国家历史上遭受了西方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但东方文化的底蕴却始终留存于各国社会，保持着其生命力，并未因西方文化的涌入和灌输而泯灭。威权政治的形成，与东亚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新加坡社会，在占人口多数的华人大众中儒家政治文化的积淀也非常深重。这两国一地都处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促使威权政治产生的主要动因。
儒家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这种文化情结和社会心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威权领导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第五，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战后出现的“冷战”这一国际政治环境，对威权政治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冷战格局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中间地带，个别的如韩国、泰国、中国的台湾等，或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或作为保护对象，还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由于印度支那发生了“热战”，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大肆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许多国家都把抵御“北方威胁”作为政府面临的一项政治任务。在美国的策动下，由泰国、菲律宾牵头在1954年还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加强“集体防务”。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加强了军队在各国政治中的份量和地位，使军人集团势力崛起，这就为日后军人势力起而推翻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而代之以个人独裁或军人统治提供了条件。
其次，对抗所谓外部“威胁”的需要从一个方面为威权政权提供了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被用来作为一种锋利快捷的政治手段，澄清纷乱的政治局面。历史上，破坏性战争以及外部军事威胁往往是国家加强其控制能力的重要契机。[4]在东亚，战争和反共成了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取得国家合法性最重要的工具。[5]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先后受到残酷镇压。威权政府不仅对共产党开刀，也借此名义把矛头指向反对派势力，乘机给予压制和打击，以便迫使社会各阶层服从政府威权，强制性地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6]
（三）政治转型：民主化的新发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威权政治步入了转型期，各威权政治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化潮流。斯蒂芬·海格尔德把转向民主政治轨道的东亚威权政治国家称作“新兴民主国家”（New democracies）。[7]亨廷顿则把东亚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列入了世界第三次民主浪潮。[8]
具体来看，东亚政治从威权政治向民主化的转型主要表现在：
1、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
在威权政治下，军队不仅是作为国家纪纲的最后堡垒，为政府提供间接支持或维护这种支持，而且在许多国家军人直接掌握政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军人干政，愈来愈引起公众的不满和反对。东亚的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杂化，新的阶级力量和利益集团需要更为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治秩序和民主形式。因此，在原军人势力强大的东亚威权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泰国、台湾、印尼等，军人相继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且，新的文人政府为进一步消除军人干政的威胁，大都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使军队仅仅变为文官政府控制下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2、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
威权政治权力构架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政府行政体制，行政权力强大，而立法权力相对弱小。发生转型的威权国家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修改宪法、加强立法机构权力以及行政改革等措施，藉此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加强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出现了由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发展的趋势。
3、反对党力量日益增长，由一党独大向竞争性多党政治发展。
在威权政治时期，反对党的发展受到政府和执政党的排斥、限制甚至严厉打压，力量始终难以发展起来。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中，随着威权政府对舆论限制的放松和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升温，反对派政治运动开始复苏，反对党在日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并日益在公职选举和议会政坛上显示着自己的力量，从而对一党优势制形成了冲击，威权政治体制下的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开始呈现出向真正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台湾和新加坡在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化比较典型。
4、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由沉寂变得活跃。
利益集团和民众拥有参与的自主性，较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80年代以来，东亚威权国家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逐步活跃起来，自主性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新加坡，除了反对党在选举和议会中显示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参与力和竞争力外，一般性的利益社团组织的政治参与也日趋频繁且自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台湾在1986年解严、解禁后，利益社团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活动也日趋频繁。台湾由此进入了一个“民间力量崛起，民意激荡的年代。”在80年代后期，韩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也达到空前的水平。利益集团和民众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程度的提高和活动的增多，显示出社会的力量在增长，而威权国家控制社会的强度在减弱，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
二、辉煌与陷阱：东亚威权政治的功与过
（一）东亚威权政治的结构与特征
1、威权政治的结构解析
不同的政治形态，有着不同的组织和权力架构。东亚威权政治有着独特的结构体系，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结构、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等方面：
（1）强政府行政体制
威权政治在权力结构上表现为一种强政府行政体制，它包括如下几个构成要素：
第一，行政集权。威权政治权力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强政府”。政府之强，强在“权力的密度或组织的强度”，[9]强在行政权力。在权力架构上，东亚威权国家都有弱立法、强行政的相似安排。行政权力独大，从而形成行政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官僚——行政系统通常十分发达。政治与行政享有较高权威，受到人们的尊崇。反映在政治体系中，是行政部门常常处于支配性的地位。”[10]从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关系来看，行政权力异常强大，立法权力相对弱小，行政权力凌驾于立法权力之上。
第二，强人政治。东亚威权国家，从政治构架总体来看，权力向行政集中；而从行政体系内部来看，权力则向强人集中，具有强人政治的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各国一般都有一位或几位铁腕人物长期或连续执政，这些铁腕人物或称政治强人都身居要职，担任总统或总理，他们是国家政治权力的顶点和核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朴正熙以及其后的全斗焕、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印尼的苏哈托，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
威权政治是集权主义政治，确切地说，实行的是政治强人主导下的集权政府体制。从横向的关系来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中，权力向行政集中；从纵向的关系来看，地方政府相对弱小，中央政府较为强大，权力向中央集中；从行政系统内部来看，“总统（或总理）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行政体系的顶点”，[11]权力向总统（或总理）集中。这样纵横交织、上下相维，形成鲜明的“集权政府”体制。
第三，高效行政。东亚威权政体国家一般都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技术官僚层，相应地行政能力较强，从而保证了国家有一个高效能的行政体系。
（2）一党优势制政党政治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有效的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大多数威权政体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印尼、马科斯统治时期的菲律宾等都实行了一党优势制（又称一党独大制）的政党制度。综合来看，这种政党制度具有下列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只有一个政党处于政治的核心，扮演执政党的角色，长期执掌政权。与其他政党相比，执政党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既是执政党自身力量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有意培植和规制的结果。强大的执政党不仅从组织力量方面为威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成为政府的坚强后盾，而且保证了政府权力和权威的集中，政府的稳定以及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第二，一党优势制在其政治框架内，允许反对党存在，具有一定的多元倾向。在东亚威权政体国家，除了强势的执政党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反对党存在。如在新加坡，除人民行动党外，还有20多个合法的政党；在印尼，除执政党专业集团外，还有较大的建设团结党和印尼民主党等政党；在马来西亚，在国民阵线成立后，民主行动党等三个主要政党并未加入，仍作为反对党存在下来。但在一党优势制的政党制度体系内，反对党力量大多非常弱小，通过竞选只能获得极少数议会席位，甚至无法获得议席，因而反对党的存在无法对执政党构成任何威胁。
威权政体允许反对党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个对威权政党不构成威胁的反对党的存在，可以显示政体的民主性，有利于增强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反对党参与选举，也意味着其接受威权主义政权所设定的政治规则，是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某种确认或默认，这种参与还提供了不满意于执政党的选民以抒发反对意见的机会和渠道，起到了保证政治稳定的减压阀作用。
第三，东亚威权政体中的政党本身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从组织构成来看，威权政体中的政党属于精英型政党，除了新加坡人民党组织相对较严密和有力外，其他国家的政党组织化程度都较低。重大决策及其政治活动都在党的干部层，尤其在中央高层进行，基层党组织松散，普通党员数量少，也缺乏积极的政治参与；从政党功能来看，东亚威权政体中的政党虽然也发挥一定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政治社会化等功能，但更偏重于发挥选举政治领导人和组织政府的功能，主要作为威权领导人的选举机器而发挥作用。从意识形态来看，威权政体下的政党并不十分重视理论意识形态的建设，执政党的纲领中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比较推崇务实路线，特别注重经济和社会等具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3）非政治化和国家社团主义的利益集团
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的和利益的多元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现代政治生活的状况和角色扮演，会对政治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东亚威权国家通过非政治化和国家社团主义化措施，对各种利益集团实行了政治整合，使利益集团政治服从于特定阶段国家现代化的需要。
所谓非政治化，是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倾向于压低民众的组织化程度，限制个人和团体的政治参与，以便减少社会团体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对威权政治来说，“主权在民”原则只是一句空话，“精英政治”才真正体现国家政治的现实。威权主义政权并不把人民决策和自主作为首要的政治追求，也不鼓励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而是希冀民众服从体制的威权，以增进国家的自主性及能力，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推进现代化。不仅如此，国家还用强力压制社会团体的政治诉求，因而在威权政治导向和政府的压制下，利益集团性质的社会团体自主性差，充其量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经济利益表达功能，政治利益表达则基本缺失，出现了非政治化特征。
东亚威权政体国家的利益集团是非政治化的，同时还具有国家社团主义的特征。即：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利益群体或个人按照一定方式组成利益集团，以国家（政府）为中心形成一种特定的合作关系模式。国家社团主义化了的利益集团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第一，从组织体制方面来看，各种利益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政府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合作体制。这样，各种利益集团就很难形成独立的对抗政府的力量，相反，在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下，利益集团在大政方针上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从而加强了“国家合作”。
第二，从利益表达方式来看，在国家——利益集团合作体制内，各种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自己的独立利益。但这种表达主要限定于经济领域，政治利益的表达则受到限制，尤其是在根本性政治问题上，例如涉及到政治稳定、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批评、罢工、游行、种族要求、语言问题和社会运动等活动时，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予以控制和指导。
第三，从政治参与情况来看，因为利益集团大都受到政府的限制或控制，自主性程度很低，同时，利益集团都是非政治性的社团组织，政治化程度很低，所以，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功能受到抑制，不可能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决策的自主能力产生大的影响。
2、东亚威权政治的二重性特征：传统性和现代性
作为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威权政治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体。这是认识威权政治的重要视点，也是解开威权政治功能和缺陷之谜的钥匙。
（1）威权政治的传统性特征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关系的配置、构架和维护。据此，威权政治的传统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权力的高度统一和集中。东亚传统的政治制度是以皇帝或国王为顶点的统治者集团专断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威权政治同样以高度集权为突出特征。第二、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威权政治下，国家的力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其“有足够的权威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而且有能力在它认为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可以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参与渠道进行有效的限制”。[12]第三、权力的维护常借重国家“暴力潜能（Violencepotential）”。根据诺思的观点，国家都具有“暴力潜能”，它显示着国家强制性的控制能力。不过，现代国家多采用法律和行政管理等制度化手段来规范社会，而传统社会则突出强制性的军事力量和警事力量的作用，也就是通过释放国家的“暴力潜能”藉以维护政府的权威。军队或军人势力集团在东亚威权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倚重军队或军人势力，释放国家的“暴力潜能”，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对社会实行强制性控制，是东亚威权政治传统性的重要表现。如在韩国、泰国、印尼和台湾，军人直接执掌政权；在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则倚靠军人维持政权。
（2）威权政治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13]东亚威权政治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优先主义。东亚各威权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大都有着强烈的经济发展意识，在牢固地掌握政权后，便迅疾地将政府的注意力转向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目标。韩国和新加坡是这方面的典范。东亚威权政治重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可以称之为经济优先主义。经济优先主义奉行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是社会等其它一切发展的基础的指导思想，政府把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
第二，市场经济导向。现代化的经济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东亚威权国家的现代化是市场经济导向的。实行市场经济正是东亚经验的关键点之一。查默斯·约翰逊认为，“新威权主义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韩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14]霍夫海因茨和考尔德在研究了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情况后也指出：强大的政府、人力资源上的投资和有效的市场是发展成功的国家的特点。[15]东亚的经济现代化，既是市场经济导向的，也是政府主导性质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正是东亚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成功的经验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结合。”[16]
第三，专家治国。所谓专家治国（technocracy），也叫精英治国或能人统治，它强调决策和行政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强调服从科学或理性的威权，统治国家不再是个人权力和欲望的满足和表达，而是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专家治国体现着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东亚威权主义政权大都奉行专家治国论，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经济技术专家的作用。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决策都是由专家们研究论证而作出的，此外，政府还尽可能地吸纳各方面的专家进入国家行政体系，充当技术官僚的角色，指导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体现着东亚威权政治现代性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还有重视法制、反腐倡廉等现代性特征，新加坡在这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典型。
（二）威权政治的功过评析
如何看待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威权政治，学术界颇多不同意见。在出现“东亚经济奇迹”的年代，许多学者对威权政治赞誉有佳，认为它代表了东亚的“政治发展模式”；在80年代中期东亚国家政治发展进入转型期后，出现了对威权政治的诸多批评；在发生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在对东亚模式的一片反思声中，又出现了对威权政治持完全否定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东亚威权政治应该持一分为二的态度，给予客观公允地评价。这样做的意义已超出了评价本身，东亚国家走过的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其经验和教训，对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都颇具启迪意义。
笔者认为，威权政治作为一种过渡政治形态，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但从历史的角度总的来看，威权政治的功大与过。威权政治之功就在于它是合乎东亚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一个重要政治发展阶段，它对东亚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尤其是经济现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威权政治是创造东亚奇迹的手；同时，作为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威权政治亦是一把双刃剑，它本身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弊端，威权政治下取得的发展是一种有代价的发展。
1、威权政治：创造东亚奇迹的手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不仅是经济本身发展的结果，更与政治发展密切关联。政治层面的环境保障和推动力，是东亚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东亚经验的精髓之一。
（1）威权政治确保了极其宝贵、重要的政治稳定，为东亚国家后发性现代化的顺利展开和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强制实现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政治环境。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要启动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艰巨的社会工程，“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价值的”，[17]稳定是无价的。但是战后的许多东亚国家，由于不顾条件地移植西方民主制而引起了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混乱，出现了诸如政党纷争、学生暴动、暴民游行、军人政变等种种现象，政治不稳定成了各国启动现代化的瓶颈。威权政府在此种背景下出现，坚定地奉行“政治稳定第一”原则，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政治稳定。朴正熙在韩国建立军人政权后，以凌厉的手段，重整政治、社会秩序，一改天下大乱的局面。威权政治之始，意味着韩国“政治上连续冲突的终结”，[18]成为了现代化发展进程真正启动的标志。印尼的苏哈托威权主义政权同样利用集中起来的强大国家权力和军事暴力，整合了政治社会秩序、实现了长时期的政治稳定。正如冈纳·缪尔达尔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切阶层、乃至乡村的社会纪律的加强，要促成迅速的发展是极端困难的”。[19]当然，威权政治用高压和强控制取得的稳定，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积极意义是第一位的，负面影响是第二位的。
第二、规制劳资关系，保障了有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微观政治环境。弗·戴约在分析东亚现代化的成功时指出：“东亚的出口竞争力是工业化的关键，它高度依赖低成本和守纪律的劳动力。在政治上和社会中保证劳动力的秩序、限制劳动力成本是增长的必要条件。”[20]劳资关系和工人工资水平的状况，体现着政治的微观层面。东亚威权国家大都利用政府的权威，采取了压制劳工运动、控制工会、强行规制和稳定劳工关系、压低工人工资水平等一系列措施，从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微观政治环境，大大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六、七十年代东亚出口导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廉价而有纪律的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的结合。而政府在促成这种结合上的作用功不可没。
（2）威权政治还是推动东亚工业化的强大政治动力。东亚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东亚各威权国家的强政府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主导作用，它行使的经济职能已远远超出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范畴。[21]强政府的正确主导，是理解东亚奇迹的一个关键。
东亚威权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围绕着培植现代市场经济和通过经济计划化、保障经济高速有序增长两个方面展开的，体现了市场理性和计划理性的结合。
首先，政府在对市场经济的培植方面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战后初期，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发展，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市场不发育或残缺的巨大压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之初的情况相比，有着很大不同。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发的行为和作用，显然无法有效地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因此，东亚各威权国家政府，都把培植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发挥经济职能的着力点，充当了市场经济哺育者的角色。
威权政府发挥培植市场经济功能的作用，表现为一种“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22]即：在市场不发育的情况下，政府干预、介入市场，甚而暂时部分替代市场，主动发挥主导作用，以培植市场经济，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完善。政府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主要发挥了如下作用：第一，培育市场主体，扶植民营企业和企业家阶级的成长壮大。韩国威权政府在干预经济、扶植市场主体——企业的发展壮大方面十分典型。第二，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市场机制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部分领域，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用国家的力量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弥补工业化之初市场不发达的缺陷，推动重点现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同时，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为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东亚威权政府还扮演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计划者和协调人角色。各威权国家的经济增长自始至终受到政府发展战略和计划的指导。东亚威权政府发挥的这种经济计划化功能可以称之为“计划理性”，即政府发挥宏观指导和导向作用，把建立合理的工业结构和提升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作为优先任务。具体来看：
第一，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对于后发展国家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亚经济现代化的成功，就是政府制订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战后初期，东亚国家的政府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状况，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东亚威权政府考虑到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进口替代已取得一定基础的国情，将国民经济的结构由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制定了出口导向战略；七、八十年代，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又相应进行战略调整，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自主技术开发战略又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重头戏。
第二，制订经济计划。制订经济计划是威权政府指导和管理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也体现着东亚威权国家市场经济的鲜明特色，即“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化的市场经济”特点。[23]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跳跃性的发展目标，有效地驾驭经济增长并保障经济发展的协调、有序性，东亚威权主义国家大都制订和实行了周密的连续性的经济计划，对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东亚威权政治：有代价的发展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威权政治的积极作用大于负面效应。但80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治的内在弊端日益显露，各种对威权政治的质疑和批评随之纷纷出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促使人们从深层次思考和审视威权政治的负面作用和威权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端。
事实是：强政府是创造奇迹的巨手，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是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肇源。威权政治带来的并非是全赢式的成功，而是一种有代价的发展。威权政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陷入误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畸变
东亚现代化是一个由政府自觉推进的能动过程，强政府的正确主导作用，推动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然而，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发展中过多的政府干预行为，也导致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畸变，最终酿成了危机的苦果。
第一，政府替代本身是对自由市场因素的压制，过度的政府干预必然损害市场制度的根本原则，危及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极为特殊的背景条件下，政府替代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必要的，积极作用也显而易见。然而，内在的悖论是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政府替代本身也构成对自由市场因素的压制，尤其是当市场机制已经接近发育成熟之时，政府替代还不能适时“功成身退”的话，那么政府作用就会对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阻遏。从东亚威权国家的情况来看，危害主要来自于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份介入、干预。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有损市场制度的根本原则，具体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第二，政府对企业过多的扶植和保护，使企业在市场制度中的主体性受到侵害，削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在东亚，企业的成长和政府的哺育息息相关。最初，在民族总体经济弱小的情况下，政府大力对企业采取扶植和保护政策，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一种鱼水交溶的“合作与协同的关系”；后来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则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制度安排——“利益相互递增和风险共担”的特殊关系[24]；最终，当市场基本发育成熟、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明确时，政府本应地从与企业的特殊关系中撤出，然而，由于利益上的相互交织却不仅未能适时从中抽身，反而陷入了政府保护和企业依赖的恶性循环怪圈之中，结果导致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恶性畸变。由于政府过多的扶植和保护，企业在市场制度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蒙受侵害，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足，缺乏解决自身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市场竞争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这样，在遇到世界市场体系力量的冲击之下，难免会掉入危机的旋涡。
（2）威权政治之癌：政治腐败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25]从经济学角度盾，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指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活动。简单而言，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高收益，即个人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贿赂政府和政府官员，以扩大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真实成本之间的差额，增大自己的利润收入。
腐败本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是金钱与权力联姻的孽果。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26]当权力被滥于为个人谋取私利时，腐败就发生了。英国的阿克顿公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做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要防止权力被滥用，最大程度地杜绝腐败，就必须针对权力的特性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然而，威权政治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或少数人手中，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严重缺失。因此，腐败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带有制度性根源的一种政治癌症，也是民众切齿痛恨的一大公害。在实行威权政治的东亚国家，腐败现象十分猖獗，腐败案例不胜枚举。
“寻租活动”的产生还与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里·贝尔指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介入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哪个国家都如此。”[27]在东亚实行威权政治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既深且广，既从宏观上进行指导，也介入微观的市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为“权”、“钱”交易和寻租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加上集中而强大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法制不健全，政府官员素质和职业道德低下等诸多因素，必然导致寻租腐败活动泛滥。
（3）失衡的天平：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东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经济增长压倒政治发展，东亚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先经济后政治模式。经济的巨大成就和政治的相对沉闷落后形成了巨大反差，现代化的天平明显向经济一端倾斜，造成了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状态。
许多东亚威权国家的情况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单项突进，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东亚国家虽然通过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暴力高压，使国家获得了相对强大的能力和自主性，实现了强制性政治稳定，提高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效能，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的自主性，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政治参与机会，延缓了民主政治和法治化的建设进程。政治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断裂，也影响了经济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诸如政府不当干预、官商勾结、政治腐败等诸多负面作用无不与长期忽视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落后状态有关。
在近年来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威权政治在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长期蓄积的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促人反思，发人警醒。尤其是金融危机在印尼引发了政治动荡，导致了政治强人苏哈托的下台，给忽视政治发展的所有东亚国家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化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有民主、制度化、政治稳定、大众参与等许多目标单元，其中民主化是最核心的目标。虽然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具体内涵可以有所不同，但现代的政治必然是民主政治。对亚洲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变迁的过程。
（一）关于亚洲政治民主化的动力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化潮流一直在亚洲激荡。东亚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政治民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大大推动了从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跃迁的历史进程。这无疑是东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
笔者认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东亚的此次民主化变革，具有深层次的强劲动力支撑。它以战后几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坚实基础，以经济和政治的全球一体化为宏观背景，展现出了澎湃的活力。亚洲政治民主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根基和关键：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东亚民主化变革的最根本性的基础和关键是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恩格斯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过程并唯一能够使人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主线”。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开辟着自己向前的道路，既为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物质基础，又不断对政治提出变革的要求，从而推动政治向前发展。
亚洲在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巨大的经济成就为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首先，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带动了亚洲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的出现：产生了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公众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大大加强。解决了衣食问题的民众，开始关心政治生活的质量，不断地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并力求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护其权利和利益。这样的市民社会正是民主政治产生和扎根的沃土。
其次，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大大改变了社会人口受教育的状况，受教育群体人数增多，教育程度提高。以韩国为例，从1981年到1991年，韩国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由60.2万人增加到134万人。近年来，由于韩国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韩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5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居世界第3位，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28]。教育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同时大大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
第三，以市场化为标识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还大大培育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观念。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公平竞争、自由开放为特征的，因而有利于打破传统自然经济下封闭、保守、狭隘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亚洲国家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众参政的意识和愿望明显增强，参与型的民主政治文化逐渐孕育和成长。思想观念的变迁和革新为民主化准备了思想基础。
2、中产阶级：催生民主的生力军
庞大的中产阶级通常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29]现代化的进展，促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分化：上层统治者和下层劳动者的比例逐渐缩小，同时富裕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日趋扩大。中产阶级自身的特点，使它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据统计，韩国的中产阶级已占全国人口的近60%，成为韩国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力量。[30]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样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包括政府和官营企事业的中上级公职人员、中小型企业主及企管人员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根据1985年的台湾劳动力统计资料，中产阶级约合计228.7万人，占就业总人口756.5万人的27%，连同家属683万多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36%。[31]
从整体上看，中产阶级比较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其思想观念中包孕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消蚀着传统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量。事实证明，台湾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是“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快速成长中长大成人。”[32]在南韩，唯有在80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都市中产阶级队伍之后，社会上的民主化运动才对权威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汉城的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动员也许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33]
3、世界政治潮流的冲击
20世纪后半叶，世界市场的迅猛扩张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人类社会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无法超然于世界之外，必然受到世界性潮流和趋势的制约。
政治民主化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和强劲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无视本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即使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君主制国家或是独裁者掌权的国家，也无不以民主为标榜。尤其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规模空前。其横扫南欧，席卷拉美，倾覆前苏联东欧地区，冲击亚洲，展现出了巨大能量。
众多的国家被卷入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踏上从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进程。“许多权威政权业已让位于民主力量、日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日益开放的社会”。[34]虽然人们对民主的的理解和定义颇多争论，但“民主的基本观念正在赢得跨越了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界限的拥护者”。[35]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同民主的价值。在理论上，在法律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确认了民主原则或以民主制度为目标。“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制度”。[36]可以说，民主已与和平、发展并列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潮流。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80年代中期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摈弃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或者进行自由化的政治改革，松动了权威政治的统治。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危机也导致民主，一些偶发事件也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为东亚政治从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助力。
（二）东亚政治民主发展的向度：多样化发展
1、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
将政治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想到现代民主政治，就想到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认为政治民主化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这是长久以来在政治现代化认识上极其顽固的一大偏误，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西方中心论”。
何谓“西方中心论”？简言之，就是以欧美等西方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为本位来定义现代民主政治，将西方发达国家具体的政治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规律，认为所有社会无论其历史、社会现状和发展起点多么不同，都会重复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最终确立起与西方相似的政治体制。它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标准分析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却忽略了不同的政治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背景对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和重要影响。
不否认，在世界政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现代化的钟摆是与工业化、都市化等联系在一起的，是偏向于西方的。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在政治发展方面累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对那些现代化的后进者—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和唯一效仿的模式。把政治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是有害的。
从理论上看，任何事物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政治的发展也必然如此。一方面，政治的现代化是世界性历史发展潮流，众多的国家都或迟或早程度不同地进行着从传统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变革，在民主内涵的某些方面也有着大致相同的规定性，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各国彼此还可以相互借鉴，包括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各国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现代化的起点以及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因此，对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政治现代化必然是把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和本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有机结合的产物。西方民主政治也是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可以有西方模式，也不排除出现亚洲、非洲或别的什么模式的可能。
从历史和经验来看，把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对等起来，也是行不通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无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不顾本国条件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会适得其反，破坏本国现代化剧烈变迁过程中所必需的平衡，引起结构失调和社会冲突，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并损害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凡是片面追求全盘西化式政治发展的非西方国家都在实践中遭受过挫折，品尝了苦果。一些国家踏上了徒具形式的险途，结果导致政局动荡或政治动乱；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打着“民主”的幌子行政治腐败和独裁之实。东亚一些国家在战后就有过类似的曲折经历，非洲国家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民主的实践中，彼此也有很大差别。如美国的民主和欧洲国家的民主就有很大差异。亨廷顿曾分析指出：“美国民主从其渊源、理论、发展到机制都是与欧洲不同的”。[37]美国和欧洲有着同一的文化渊源，民主形式尚有如此大的不同，具有自己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在民主模式上与美欧的差异自然可能更大。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是两种不同质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会有根本区别。
实践证明，在民主化进程中，继承不同历史文化遗产、面临不同现实环境和压力的各个国家，会选择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已经建立起了现代民主政治国家，还是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和道路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
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让现代民主政治在本国生根、开花和结出硕果，必须以自己的社会为本位，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寻求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东亚原威权政治国家走过的道路充分证明了这点。
2、亚洲民主化的未来：多样化发展
东亚已经加入了世界民主化的大潮。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并不能以“西方化”一言而弊之，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东亚国家过去的政治发展，带着东亚特色的深深烙印，未来的发展也不大可能脱离东亚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而与西方趋同，更可能遵循一条学习西方、根植东亚的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首先，亚洲独特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使东亚的民主政治在既与西方相联系又有别于西方的轨道上向前迈进。亚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汲取了营养，这在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和具体运作方面都有所体现。然而，亚洲民主化的特色并非全盘西化，而是表现为一种继承、学习和创新的产物。东方社会及其古老的文明在西方的冲击和现代化发展的召唤下，焕发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塑造现代亚洲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扮演了、也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使亚洲的民主政治有别于西方。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8]。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新的阶段的出现既是创新使然，也是对以往阶段的积极成分加以延承和褒扬的结果。新阶段是前一阶段乃致所有以前阶段的延续。政治发展同样同样要经历一个历史的扬弃过程。亚洲建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的一个根本资源就在于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
比如在东亚，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思想一直是构成东亚政治模式的重要文化资源，其在现代的环境下，仍然表现出顽强的韧性和适应性，或者作为有生命力的成分留存，或者经过一定的改造性重塑改头换面，成为东亚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机成分。如东亚的政治传统偏重集权政治，儒家文化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反映在东亚的民主政治建设上，则表现为：提倡“集体意识”（communitarian sense），虽然认为个人作为团体的一部分或社会的一分子是重要的，但更强调共同的福利，强调个人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而非个人的权利，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个人不是民主和社会的中心角色；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权威，“在东亚并不存在反对国家的人权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权利被承认，但它被看作是由国家创造的”，[39]维持秩序和尊重官僚机构被看作是核心的观念；在政党制度上，则推崇和谐和合作，反对不同意见和竞争。
东亚国家的领导人在进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本民族优秀传统的作用和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了“探究亚洲社会的传统力量如何为更好的民主政体创造条件”的问题。[40]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示：“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41]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强调马来西亚的民族特性，提出“在国民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社会正义、政治稳定、政府制度、生活质量、社会和精神价值、民族自豪感和信心”等各个方面，马来西亚都“应当成为自己模式的发达国家。”[42]因此，东亚的民主政治并非是对西方的简单化临摹和翻版，而是立足于东亚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的进行创新的产物。
第二，在东亚国家内部，政治民主化的现实发展的图景也并非一致，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由于政治历史传统和文化上的差异，韩国、台湾的民主与菲律宾、印尼的民主不尽相同；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四小龙”与其它东亚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经济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同时，新加坡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选择也与其它东亚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新加坡将自己要致力于建构的民主称为“托管式民主”，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有别于西方式民主的新民主范式。这些都预示着东亚民主化政治发展的多元化的朦胧前景。
作为民主化的后来者，亚洲国家建设民主政治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民主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可以预估，不拘一格、形式多元的多样化发展可能是亚洲民主化的真正未来。当然，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注释：略。
（载《当代第三世界透视》，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