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因何丧失改革良机？
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经济达到极盛，按法国《国际经济学》杂志1993年根据联合国统计方法的计算，苏联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960年的42％，增加到1985年的44.3％，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开始与美国争霸，在亚、欧、中东、非、拉美等地，处处摆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一度处于全球攻势。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亦是苏联走向衰落的时期：从1970年后各种经济指标全面下降，以经济年均增长率为例，从1966～1970年的7.4％下降到1981～1985年的3.6％。专家认为，苏联实际经济增长率应该比3.6％更低：“苏联经济增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靠出口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国际价格上涨(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石油价格提高了15倍)维持的，如果只靠企业内部积累，恐怕3％的增长率也难以保障。同时，据估计每年的社会总产值中大约有2％属于没有任何效果的浪费性消耗。”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盛极而衰?中国学者从理论、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多方面做了诸多的讨论。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治改革停滞，导致苏联新旧问题与矛盾不断积累，“消耗了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使苏联“走向衰亡”。那么，勃氏时期的改革为何停滞并与预期目标遥遥相距’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和抵制应该负主要责任。
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化”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但是当时关于领导干部不能超过三届的任期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干部的谋私行为，加之干部队伍有较大的流动性，制约了利益集团的持续性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由于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没有失去职位的后顾之忧，“不受惩罚和恣意妄为的环境，最终改变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加之勃列日涅夫曾经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似乎默认了谋私不可避免，导致以权谋私成风；勃列日涅夫带头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私程度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部门／地区型的利益集团，主要由在同一个行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其成员大多是“曾在一起学习过，彼此都十分了解，还常常保持一些非正式小圈子关系”的“专业‘小团体”’。主要有军工集团、农工集团、石油化工集团、天然气工业集团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由地区领导干部组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目标是追求部门／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帮派型的利益集团，以曾经在某个地方工作过的领导人为核心，由当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同乡、同学，通过利益关系逐渐发展起来。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等。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技术学院院长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他担任总书记以后，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如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季·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帕夫洛夫、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即谢洛科夫)等都是毕业于该冶金学院，从而形成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集团表达共同的利益，集体反对‘异己的人，对总书记无条件支持并有着个人的衷心。”
第三种，特权阶层-利益集团。这是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和组织行为，但是由于成员都拥有职位一权力和与此相联的生活待遇特权，产生了与广大群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这个群体属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称的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高踞于社会之上，形成了广义的利益集团，即特权阶层一利益集团。
上述三种类型的利益集团，帮派型联系最紧密和经常化，部门型集团在遇有重大利益的时候联系较为紧密，特权阶层型集团平时基本没有联系，但是在重大利益关头不约而同地保持一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存在着大量忠实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利益集团的反对者。
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与抵制
在相当的程度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衰落，始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和抵制。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建立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当时苏维埃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斯大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新生的政权和保卫国防，创立了可以集中调动社会资源的经济政治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同时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日程。
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地方精英的私利驱使之下，地方主义大肆泛滥——地方大肆争资金、争项目，争到项目以后却疏于管理，使未完工的项目大大增加；部分争来的生产资金挪用盖楼堂馆所和宿舍——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改革因被扭曲以及因改革措施不当，而归于失败。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柯西金政府针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同时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失当，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拉开“新经济体制”改革序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搞活企业，主要措施，一是减少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但是，由于“新经济体制”改革触及领导干部的利益，各个环节的利益集团进行了消极抵制。
1970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精简管理环节——把原来的四到六级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采取这一改革步骤，使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具体。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考虑，想方设法阻止联合公司的建立。企业领导人害怕参加联合公司后缩小甚至丢失自己的职权而反对；总管理局的领导人怕丢掉领导职务而不愿‘自行撤销’总局；各级地方机关从实际利益出发，千方百计不愿让自己管辖的企业加入联合公司；中央部门不甘心缩小自己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限，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联合公司。这种权力之争，极大地妨碍了联合公司的发展。”苏联原计划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联合公司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共通过的建议中又明确规定，到1980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是，到1980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产值的一半。
新经济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虽然在初期获得一些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不仅未能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反而使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企业利益集团钻改革措施的空子为自己谋利，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新自由改善经营管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与上级和国家计划作斗争的手段。例如，企业为了多得奖金，竭力隐瞒生产能力，以压低国家的计划指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谎报成本以提高产品价格破坏合同纪律，以次充好；为了逃避风险，回避革新，甘愿利用老设备生产老产品等。
对于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意见。改革派认为，这是未根本触动旧体制基本框架的必然结果，其克服的途径是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部门利益集团——国家计委、物价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却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和加强计划原则、物资计划调拨和计划定价原则是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部门利益集团给国家党政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所有部门利益集团中，军工企业集团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声音最大。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美争霸和军备竞赛的加剧，军费增加(1981年增加到当年国民收入21％，居世界第一)，军事工业优先发展(军工业占主导的甲类工业占工业投资80％～85％)，军工集团日益膨胀，其权势和影响日益增强。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60％(西方学者计算为45％左右)，支撑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比美国还要大的军工综合体和军队，依赖的是高度集权体制调集全国的资源，因而，集权体制成为军工集团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经济体制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改革，无异于在挖军工企业发展的根基，尖锐地触动了军工集团的利益，遭到其强烈的抵制。结果，军工企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强烈的反对者和抵制者，是改革长期推不动的最重要阻力”。
在国际上，1960年代东欧国家以“布拉格之春”为代表兴起改革的浪潮，对苏联模式构成挑战。勃列日涅夫害怕国内外进一步的改革联动会导致苏联对国内和东欧失控，于是在1968年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以后，对国内经济改革开始收缩和转向。1979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放弃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把企业“放开、放活”的思路，改为把企业“管住、管好”，经济改革在倒退。
由于196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始蹉跎，问题越积越多，政府总理柯西金和其助手基里林受到民族责任感的驱使，再一次试图在工业中进行改革。“1979年准备了由苏联部长会议要求的关于苏联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分析报告。报告中对国家经济状况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描述，指出，财政与经济领域问题日益加重的趋势不可避免，因而，需要对工业进行根本的、结构性的改革。”根据这个报告的改革思路，将要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根本触动管理阶层的利益。因此，报告引起了利益集团的“恼怒和不满”。结果，1979年苏共中央通过的是使改革倒退的决议，主张根本改革的柯西金的助手基里林被撤职，而报告被打入冷宫，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处于保密状态。
在政治领域，由于利益集团的抵制，改革更难推动。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腐败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反腐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反腐的行动却遭到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阻碍。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重要成员(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等)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女儿、女婿、儿子等)肆无忌惮地搞腐败，如果反腐势必搞到勃氏的头上。19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从国家利益出发，准备惩治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但是，当安德罗波夫把包括内务部腐败行为在内的国家腐败状况报告交给勃氏后，勃列日涅夫一改往常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对安德罗波夫施加无声的压力。后来，安德罗波夫为打破僵局，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安德罗波夫的良好关系。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消极抵制，这次反腐败行动胎死腹中。
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导致老年政治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越来越严重。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患大脑动脉粥样硬化和第二次中风。当时，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局长的弗·亚·克留奇科夫由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陪他去见勃列日涅夫，克留奇科夫回忆说：“桌子边坐着一个十足的病人，当同我问候时，他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上。”当时安德罗波夫即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管理这个国家已经力不从心了”。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此后虽然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是一直没有恢复到自己正常工作的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逐渐衰退。在他生命的晚年，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道：“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候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局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当时，尽管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们心里都明白，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听任一位神志不清的重病老人“掌舵”，是源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不合理!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任期超过两届，为了保证自己继续在位，关于中央委员两届任期的规定就是通不过。
苏联盛极而衰
还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国内和西方已纷纷发表评论：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更有甚者，认为改革失败。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经济增长停滞，1961～1985年，苏联每5年平均社会总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1966～1970年7.4％；1976～1980年4.2％；1981～1985年3.6％。
为了提高生产率，勃列日涅夫时期曾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加快科技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集约化战略下，苏联下血本加大对科研投资，使该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和占国民经济比重均占世界第一。集约化战略使苏联在重要的科研领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在核武器和航天科技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但是由于种种体制问题，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发明在生产中被利用的比例不断下降：在1960年代提出集约化战略之前约为50％左右，70年代下降到30％左右，到8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25％左右。集约化的主要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达到，社会生产的各种效率和效益目标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社会生产物质消耗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扩大：19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一单位国民收入消耗的电力是美国120％，用钢量为190％，水泥用量为180％，所需投资为500％。
中国俄罗斯经济问题专家王金存总结：“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模式已经到了功能衰竭，非改不可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在经济战线的最大失误是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二、分利集团怎样搞垮苏联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与苏联兴衰
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其制度剧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丧失改革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方向创造了条件”之说能够成立吗？从被誉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Olson）关于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理论中，我们来寻找答案。
奥尔森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兴衰探源》中，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并不认为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因此其本质是“分利集团”。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奥尔森的研究结论指出，如果一国具备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性发展的政治环境——“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被入侵”，就会使“分利集团持续发展”。奥尔森进而研究了分利集团对国家经济发展消极作用的机制：“分利集团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效率与总收入的下降”；分利集团为了既得利益延缓全社会运用新技术；分利集团“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维护集团利益；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必然运用院外活动争取立法提高其成员收入，活动的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这种示范效应使企图获取更多收益的分利集团越来越多，从而改变了社会动力：“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该国的生产增长受到阻碍，社会经济出现僵化衰退。
奥尔森指出，反之，如果一国不具备或破坏了分利集团建立和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比如遭遇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分利集团就会被削弱或被废除；这样的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二次大战以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
利益集团改变了苏联社会动力
正如国内外学术界评论的，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他的理论解释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与苏联兴衰的关系，可以找到以下的分析路径。
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代表的是少部分人的利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即分利性集团。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利益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作为苏联人民的一员，领导干部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在改革面前，二者的利益也发生了明显的分离。十月革命后初期，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曾共同面临着苏维埃政权被资本主义世界绞杀的威胁，因而具有“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观。而二战以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强大，苏联社会面临着对集权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致使利益集团成员开始具有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由于他们在工资、住房、交通、医疗、商品供应等方面的特殊生活待遇，以及垄断权力的“伴生物——礼品、贿金、相互利用等等”，只与是否拥有领导职务以及与职务级别的高低有关，而向企业下放管理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改革将削减其权力，甚至剥夺其职务——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对于老百姓所拥护的改革，利益集团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他们维护的是少数人的私利，成为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分利集团。
其次，奥尔森认为，一国具有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使分利集团获得持续性发展，是分利集团影响国家兴衰的必要条件。苏联的情况恰恰如此。二战以后，苏联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尤其赫鲁晓夫下台，干部任期制取消以后，分利集团获得了稳定、持续性发展的政治保障，逐渐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以上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第三条分析路径：利益集团的谋私行为改变了苏联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方向，而这种改变是通过利益集团以权谋私产生的“分利坏效应”实现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既以各种方式反对、抵制改革，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三种途径谋取新的利益。第一种，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以期谋得更高领导职位，得到更高级别的权力、生活待遇和更多的权力伴生物。第二种，进行院外活动，使指令性计划做出有利于本部门或地区的改变，争得项目和资金。第三种，以权谋私，非法获得经济利益。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通过这三种途径谋利，以小成本博取大收益，他们的行为被社会知晓，在社会上不断传递以后，人们起而效仿，在社会上刮起了三股风。
——媚上风。在领导干部任命制下，许多人通过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加入利益团伙，得到无尽好处。于是，千方百计搭上级关系，给上级领导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27大上，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斯利耶夫、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尼亚佐夫等共同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他们说，第一把手在解决干部调动的重要问题时，往往是个人说了算而无视集体的意见，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不负责任和向上爬的思想泛滥。
向上爬思想的泛滥，使媚上不择手段，既在暗处进行，同时也在明处进行表演。苏联媒体则提供了淋漓尽致公开表演媚上风的浓缩版。1976年底恰逢勃列日涅夫70诞辰，为给总书记祝寿，《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于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加盟共和国的领导纷纷在专栏上粉墨登场，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别人代笔，但是1979年被有关部门不失时机地戴上了列宁文学奖的桂冠，出版部门马不停蹄地印刷发行180版，几乎达到每两个人拥有一册。媒体更是不肯放过对这些小册子进行天方夜谭式的吹捧，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小册子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勃列日涅夫这三本小册子的真实水平、价值、社会影响与这些吹捧相距十万八千里！颂扬者进行这种离谱的吹捧，不是其弱智，而是其精明。因为这种吹捧可以迅速达至上层，以便层层向上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忠心，得到上层的恩惠。
——院外活动风。由于通过院外活动向中央机关示好，一些部委争得了资金项目，于是乎其他部门纷纷效尤，争先恐后提供各种物质方便和服务，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联络感情。
——腐败风。由于权钱交易可以迅速致富，腐败之风蔓延。为了实现致富的目标，利益集团的手段花样翻新，谎报指标、伪造企业账目、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甚至胆敢践踏法律，进行非法的权钱交易敛取大量钱财。例如，在1970年代，与生产和销售鱼子酱有关的领导和成员形成团伙，进行鱼子酱走私达10年之久，集团成员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索契市市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有关人员300余人，集团成员获得巨额赃款存入了瑞士银行。1986年《论据与事实》披露了一个事实，1980年代中期，拉脱维亚共和国储蓄所抽样调查的材料证明，储蓄总额的一半以上集中在3%的存款人手中。实际上，储蓄额的差距更大，因为有大量存款的人常常用好几个储蓄本把钱存在几个储蓄所里。这些富人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其中包括通过权钱交易发财的领导干部。
自下而上敷衍工作之风盛行
日益蔓延的三股风腐蚀了社会风气，使社会动力改变：由于不注重与领导搞关系，仅诚实、认真工作的收益降低，而媚上升官、工作敷衍、投机取巧的收益提高，导致诚实、认真工作的动力减退，媚上、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的动力增加，结果，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自下而上敷衍工作之风盛行。
在最高层，政治局委员在就重大问题决策时，本应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反复权衡、抉择，再通过决议。但实际上，政治局会议常常采取敷衍的态度，大家一致草草通过中央机关秘书班子拟好的决议。俄罗斯学者德·沃尔戈诺夫在他的著作《七个领袖》中披露，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得“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一书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即使是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政治局会议从主持人到参会者都在走过场，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局委员工作态度的消极和敷衍。
在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许多干部敷衍工作的主要表现，是躲着问题走：“能不解决的，就不解决；非解决不可的，就不签字。”或者，“把问题推给别人……当实在躲不开时，为了缓和一下下面的不满情绪，就发指示或制订一些对以后不起任何作用的措施。”
躲避问题的风气在中央机关未能幸免。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斯利耶夫在苏共27大上指出，敷衍塞责“不仅发生在加盟共和国，也发生在中央。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苏共中央看到了共和国的舞弊和违法行为的征兆。其中许多行为苏共中央机关没有直接进行审理，而又送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
在基层，由于善于同领导搞关系的人得到重用、提拔，升官、升职提薪，以及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打击了踏实负责工作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大部分劳动者对认真、高质量劳动兴趣的降低。1986～1988年，苏联相关部门对苏联广大地区11个工业部门的8800人进行了劳动动因的大型调查。调研的结果证明，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对高质量劳动的兴趣，出工不出力。19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在苏联全国各地工业和农业中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全力以赴地工作的不足职工的1/3；在经济实力差的单位，只有17%的工人全力以赴地工作。由于工人对劳动的懈怠，结果形成了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在为出废品和损失而“工作”。同时，工人中“无故旷工，迟到早退”现象日益增长。以俄罗斯为例，工业部门平均每个工人旷工数量1980年比1960年增长了50%。
于是乎，勃列日涅夫晚期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政治局会议上千篇一律念稿子，基层单位工人出工不出力——苏联社会自上而下大量的人在比划工作！其结果，全国上下各个环节，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却没有解决应解决的问题，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产出。分利集团对社会动力的改变，使国家各个环节加大了运转的成本，苏联的资源被无端地浪费，超级巨人亦难以承受无端的消耗！
时代任务未完成，社会主义方向被改变
利益集团“分利坏效应”对社会动力的改变，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生演化。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数个历史时期迈出的首尾相衔的前进步骤开辟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不同时期，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不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不相同的任务，每个时期完成了时代的任务，社会主义就向前推进一步，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完成，社会主义继续前进，反之，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中断。从十月革命以后至19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用三句话概括：1920～1930年代苏维埃政权初期，是巩固政权，建立经济基础；二战时期，是保家卫国；二战以后，是改革创新，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让人民享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体系的竞争中取胜。每个时期的任务，既是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需要社会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实现，同时也是全国人民一致前进的动力。
十月革命以后至二战胜利的30多年里，由于苏联领导干部与人民同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因此全国上下利益一致，共同奋斗，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分离，没有完成借助改革创新在两个社会体系竞争中取胜的时代重任：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利，从两个方向辱没了历史的使命。一方面，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抵制改革，直接阻挠了传统经济机制弊端的革除，导致这些弊端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为谋取新的私利，形成了“分利坏效应”，导致社会上下敷衍工作，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由于经济、政治活动与最终结果无关，导致官僚主义、劳动懈怠等）迅速地放大——这些弊端在积累的同时迅速地膨胀，加速了传统体制功能的衰减！其结果是，苏联劳动生产率直线下降，拉大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没能占据优势！
1950年代以来领导人许下的“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代实现”的诺言已经越来越渺茫，人们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下降，倾慕、崇拜西方的意识在“夜间人”（指白天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或批评时政）和“厨房辩论”（指为避免政治麻烦关起厨房门与家人或朋友悄声议论与批评时政）中滋生蔓延。因此，还在戈氏改革以前，由于人们意识形态天平的倾斜，苏联社会主义的方向已悄悄发生偏转！正是这种偏转，为后来民主派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民主派夺取政权播下了种子。1907年梁启超曾批判晚清政府，认为其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在阻挡历史潮流方面不逊于晚清政府，他们因葬送改革良机而称得上“制造崇拜西方思潮之一大工厂”！
在这个意义上，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的行径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社会方向、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前程创造了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利益集团堪称苏联社会主义的罪人！
他们应该被钉在苏联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风窗》2009年第17期）
（来源：南风窗2009年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