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黄埔建军到蒋介石初步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国民党的党军关系经历了党权控制军权，到党权名存实亡、军权膨胀并支配党权的过程。党权与军权此消彼长同国民党党权未得到充分发展便仓促进行北伐有关，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矛盾激化而放弃军队中党军机制的结果。国共党军关系发展的不同道路，说明要有效实施以党治军，关键在于党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并将其政治纲领灌输到军队中去，才能实现对军队的领导。

[关键词]黄埔军校；党代表制度；国民革命军；党军机制

1924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一全国的目标，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这支新式军队初创的基地即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由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体的党军和追随孙中山的旧式地方军队组成，军校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构成力量。黄埔军校所开创的在军校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注重对军校生实行政治教育的做法，一度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得到程度不同的推广，使得这支军队成为为政治理想而战的劲旅。但随着北伐战争顺利进军，国民党党军关系发生异变，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1924—1927年国民党党军关系发展脉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革命斗争后，认识到旧军阀军队是不可靠的。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建立新式军队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军校及组建革命军的主张。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革命军，革命事业才能成功。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十三年前推翻满清，但是在这十三年之内不能成立真正民国，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满清之后，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从前的破坏成功，建设还不能成功。以后要建设成功，便要有革命军发生。如果没有革命军发生，就是再过十三年，真正民国还是不能建设成功。”[1]孙中山希望这支军队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与革命党共同奋斗的革命军。“奋斗精神是从主义而生”，“兵士要发生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2]为了培养革命军人，遂酝酿建立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组织机制及训练方法。

黄埔军校建立后，由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层，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理之下，校长和党代表是两个职权平行并重的工作系统……党代表有权对校长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校长的命令没有党代表的副署无效；军校任命上校以上军官，须由党代表与校长的联署，方可呈送总理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3]军校设立政治部，作为党代表下属的常设办事机构，专门负责政治工作。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工作后，不断充实机构，制定《政治指导员条例》[4]等各项条例，使政治工作制度不断臻于完善。通过政治课教学、政治演讲会和报告会、创办刊物、剧社演出等多种方式的政治教育活动，使得“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5]此外，军校还设立特别党部，作为党在军队的组织，也对党代表负责。

1924年底，以军校学生为主力组成军校教导团，1925年4月改称党军，不久扩编为第一军。到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完成了第一次大整编，组成了8个军，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渐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了各军党代表，党代表设于军、师、团三级，并要求在军、师两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党代表条例》中，宣布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的目的是：“为灌输国民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6]条例还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权为“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和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7]该条例规定的此类内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则以指导国民革命军之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为职责。政训部在鼓舞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联系军民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行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使得军队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也是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初期顺利进军的原因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各军中实行的程度是不同的，第一军因从黄埔学生为主的军校教导团发展而来，党军机制较为完备，代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军模式和建军方向。其他各军则是从旧式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不同程度留有私人军队的痕迹。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以第一军为主导的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党权在军队中发展的兴盛时期，党权置于军权之上，政治工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从北伐战争开始，到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军权日益膨胀，并逐步排斥党权。随着战争的进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始培植私人势力，扩充第一军，致使军权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发生了严重冲突。

在此之前，从1926年3月至7月，蒋介石以各种手段先后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可谓党政军大权在握，为他对抗党中央积累了资本。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政治图谋缺乏警惕性，《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组织大纲》中规定，战事状态下，“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总司令)统辖”，而且“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之指挥。”[8]此类规定在北伐即将展开之际出台，具有明确战时机制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却成为国民党中央忽略或放弃军队领导权的开始，也是蒋介石此前借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削弱党权的继续，并成为此后军权趋向膨胀而党权日益削弱的重要因素。

国民党中央后来对此有所认识：“盖自去岁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政策被其破坏，即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同志两年来之势力，悉付诸流水。”[9]这种军权压制党权的状况使国民党中央产生了危机感，于是发起了一场意在抑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提高党权运动最初酝酿于1926年10月15至26日召开的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由于党权与军权矛盾丛生，武汉国民党中央经过反复斟酌，于1927年2、3月间掀起了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运动。这场运动在1927年3月10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达到高潮，力图通过党的正式决议来抑制军权、提高党权。正如会议开幕词中所说：“此次会议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10]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委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令》等文件，并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以期从党务、军事、政治三方面有针对性地削弱蒋的权力。党务方面，决定废除主席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军事方面，裁撤军人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委会不设主席，总政治部改属军事委员会领导；政治方面，废除主席制，改为委员制，并规定地方政府和军事长官不得再干预国民政府中央对各类人员的任免。这次会议意在通过改组党政军机制实质性地降低蒋的权势和地位。通过这次会议，蒋的职务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虽然保留下来，但实权已被大大削弱，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的党权。

然而，武汉政府提高党权的运动虽然在政治宣传上有所成效，但军事实力不足，不免声势大、实效小。一些北伐将领如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表面上赞同提高党权运动、拥护武汉政府，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拥护党权。言论上的虚与委蛇乃基于各自利益，是在不甚明了的局势下一种自我保护的举措。一旦形势有变，则很难保证他们还会效忠于武汉政府。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扩充自己的部队，拥护党权只是他们试图取悦党中央、增强自身军事力量的借口。由于这一时期中共和苏联对武汉政权仍有积极影响，因此各军为获取武器和政治支持，表面上都做出拥护联俄联共的姿态。他们只是不满于蒋介石限制异己力量的做法，试图通过提高党权运动抑制蒋的独裁而得以保存和扩大自身的实力。唐生智等将领打的都是如此这般的个人算盘。蒋介石则先后取得了李济深、李福林、陈铭枢、李宗仁等军事势力的支持，又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日、美、英等列强的支持，对南京、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城市的占领，又使他拥有比武汉政府更雄厚的财政实力。

武汉政府在提高党权运动中，因为没有实力的保证，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虽然希望通过提高党权对蒋介石形成制约，以实力为基础的蒋介石也扯起一面政治旗帜，即以“护党救国”论与武汉的提高党权运动相抗衡，这无疑又为其增加了一个砝码。由于此时武汉方面国共两党矛盾逐渐表面化，因此蒋介石的“护党救国”论，分化了武汉政府内希望以党治军的势力。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全国人士由于反共而牵涉到容共的武汉中央政府，认其为共产党所利用。于是，蒋氏由一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其契机的微妙，实难尽述。”[11]

1927年，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以清党反共为名，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在实行清党后，消除了党权与军权斗争中共产党的因素，但在建立其一党专政体制的过程中，党权仍没有恢复对军权的支配地位。蒋介石依靠军事实力与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争夺党统，然后用党统为他的军事独裁统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展开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蒋介石以军权相胁迫，而胡、汪则以党权相抗衡，然而后者终究不抵前者。

总之，从黄埔建军到蒋介石初步确立对于全国的统治，国民党的党军关系经历了党权控制军权，到党权名存实亡、军权膨胀并支配党权的过程。具体而言，黄埔军校实行以党治军，将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形成了国民党党军关系的最初形态，保证了军队服从党义，从而为主义而战。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通过清除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向党权挑战。由于北伐在国民党的党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即仓促展开，致使这支军队成为蒋介石攫取个人权力的工具，并导致了军权的膨胀。党军关系发展较好的第一军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旧军队习气原本就浓重的其他各军。武汉国民党中央虽努力提高党权，但最终却无力与军权抗衡。这时期国民党的党军关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夹杂着国共两党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党权与军权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国民党内部对于党军关系的争论和处理上。国民党内部各派对于党统的争夺，最终还是以实力为后盾。蒋介石达到以军治党的目的后，又利用手中的党权压制其他军队，为建立军事独裁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二、党权削弱、军权膨胀的原因

国民党的党军关系之所以呈现党权消、军权长的发展趋势，原因之一是国民党在党权未充分发展之际即开始了北伐，以致于战争时期军权膨胀而无法驾驭。在这一点上，苏俄的建议具有预见性。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定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此时党权已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被国民党中央采纳。[12]就军队中的党军关系而言，黄埔军校虽然开创了党权控制军权的最初形态，但这种党权控扼军权的形式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从1925年8月军事委员会议决组建国民革命军而成立第一、二、三、四、五军，到1926年上半年改编成立第六、七、八军，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作为党军代表的第一军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组成，党军机制较为完整，但也在中山舰事件后遭到了削弱。其他7个军队由原来的湘军、滇军、粤军、桂军改组而成，实际上军权还是控制在旧军官手中，他们在依附国民党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黄埔军校党代表制度和政治教育机制在这些部队中的推广，一度似乎有点效果，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北伐正式开始前加入国民革命军队伍的第七军和第八军是典型的例子，第七军全军只有军级将领和党代表是国民党员，党代表的印章就带在军长李宗仁的身上，李宗仁还坚持抵制共产党员黄日葵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第八军的刘文岛在当上该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后，竟然“屡次天真地问我(指李宗仁)，党代表究系什么阶级。我说，可能是上将，即中将也不小啊！”[13]可见，党代表刘文岛关注的只是这一职位的身份和官阶，而不是重视其职能。作为一种规律，战争中军权必然上升。当北伐战争顺利进军之际，原本颇为脆弱的党权逐渐失去对军权的掌控力。

国民党党军关系演变的原因之二，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不牢固，国民党右派在反对共产党的过程中，削弱了自身的党权。国民党党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产党帮助完成的，就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党建工作而言，共产党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负责，社会上有“国民党的党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说。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彭泽湘曾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1926年3月中旬前后，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共产党员有241人，占已知的政治工作者的1.4以上。”[14]但是对国民党党军关系而言，这种情况也存在着隐患，即国共合作一旦破裂，那么在共产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势和以党治军的模式，势必会受到致命打击。这种隐患在力主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在世时被遮盖起来，孙中山逝世后，右派的反共言行造成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中山舰事件”清洗了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削弱了苏联顾问在军队中的影响，取消了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职务。此后又经历了反共清党，在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以党治军的模式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政治工作不再受到重视，这就为军权的膨胀打开了方便之门。

国民党党权削弱、军权膨胀的第三个原因是党中央决策失误，这也是蒋介石逐步夺取权力的结果。在筹备北伐战争阶段，军事长官被赋予极大的权力，国民党将党政军大权集中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主席、军队总党代表由总司令兼任，原属军委的总政治训练部也改隶总司令部，受总司令指挥。北伐前夕出台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由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的陆、海、空各军，对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在军事上负完全责任。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军事委员会的多数机构均移归总司令管制，如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等。蒋介石于1926年5月通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索性裁撤了有名无实的军事委员会。此后，又设立军人部，蒋介石兼任部长，规定今后国民革命军各级党部及党代表的委派，须经军人部提名。诸如此类的规定，实际为军权驾驭党权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通过决议规定裁撤军人部，总政治部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以提高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然而，武汉政府这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军事独裁的规定在强势的军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原因之四，国民革命军各部日趋庞杂，政治素质严重下降。随着北伐走向胜利，大量旧军阀部队归降，国民革命军各军也纷纷扩充自己的部队，使得军队的成分构成发生剧变，党军机制再度受到冲击。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使国民革命军不很稳固的党军关系再度遭到破坏，党对军队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北伐出师后，吴佩孚、孙传芳的直系军队主力先后被打垮，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南方小军阀纷纷依附北伐军，不少北洋军阀的地方部队也主动投靠。当时在湘鄂前线陆续收编的有黔军袁祖铭的九、十军，川军杨森部二十军，鄂军刘佐龙部十五军，湘军贺耀祖部独立十五师，鄂军夏斗寅部独立十四师。在东线附义的有方本仁部十一军，赣军周凤歧部十四军，皖军陈调元部三十七军，皖军王普部三十二军，皖军马祥斌部二十七军等。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到1927年3月初总数已达50多万。旧军阀部队大量改变番号成为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对他们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造，旧式部队的作风带到北伐军中，猛烈冲击不甚完善的党军机制，更加速了军权的膨胀。

三、国共党军关系的不同及启示

国民党党军机制由盛转衰之时，共产党却成功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共在建立军队的过程中，吸收了黄埔军校党代表制度和重视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经验，并根据国情、党情、军情加以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非但重视政治宣传，而且将党的组织牢固地建立在军队各层次，切实保证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有效性，也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三湾改编开始，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并完善以党治军的模式，使军队服从于党，服从于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定型。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保证了军队在政治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中共以党治军的初步形态。古田会议进一步将这一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红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机制。党代表制度深化到基层部队，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使部队政治方向正确、精神状态振奋。毛泽东总结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设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5]毛泽东虽然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却成功地实现了党来指挥枪。即“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16]此后，我军党的机制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和发展，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令人感慨的是，黄埔军校早就在连队设置了党组织，国民党党军关系最终却异变到“枪指挥党”的地步。

综上所述，要取得党对军队的领导，避免军队成为个人或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必须把党的思想路线、政治纲领贯彻到部队基层，落实到广大官兵的心中。在黄埔军校时期和北伐前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共识。这一政治目标体现了时代要求，明确而简练，很容易被部队所接受。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北伐前期，对军队进行这种政治教育的效果是较为明显的，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但这只是国共两党近期目标的一致，从长远目标看，两者则是迥异的。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虽强调用三民主义治军，但各派系对三民主义理解不同，各取所需，相互攻击政敌，理论趋于混乱。对于蒋介石来说，虽然也强调用三民主义作为军队的统帅思想，但是他却认为“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而实行八德的途径，就是要实践‘礼义廉耻’四维”。“军人的灵魂，就是‘智仁勇’三达德，也就是中国古代军人所讲的‘智信仁勇严’五德。”[17]蒋介石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来解释三民主义，目的是将军队培养成效忠于他个人的武力支柱。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大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原则，宣扬《曾胡治兵语录》，在选将、用人、带兵上都仿效曾国藩，以师生、同乡和亲友关系维系军队，用封建思想意识驾驭部属。这也是他以后利用黄埔系培植自己军事势力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蒋介石从黄埔起家，就是利用军事力量获得党政权力的，因此他相信有军则有权，有军就有党，党治徒有虚表，而军权则是实在的、至上的。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18]利用这种陈旧落后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贯彻了用党的政治纲领来统领军队，将党的政治纲领灌输到官兵心中，使军队真正成为党的军队。

为了使党的政治纲领深入贯彻到官兵中去，党本身应该具有高于军权的权威，以切实保证党在领导、组织、制度上对军队的控制，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机制是实施以党治军的保证。由于建立国民革命军之际，国民党改组时间不长，因此党的组织机制并没有系统地在军队中建立起来，这无疑会影响到军内党政工作的有效性。中共在当时就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弊端，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就指出：军中党代表制度，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而要实行这一制度，以党治军，党必须是组织严密，且有无上权威。由于现在的国民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主张国民军不设党代表，而由政治部主任负责政治工作。③国民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虽然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但是党代表职责、权限尚无具体细则，对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权职是极为有限的。政治部的工作，也多半局限于政治宣传，没有权力真正领导军队工作。第四军的苏联顾问戈列夫曾评论道：“军政治部的工作自然只是在一路上到处贴标语传单、组织群众大会，等等，至于领导各师的工作，政治部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政治机关工作中所缺少的主要东西是组织。完全没有一个与其他部队共同工作的计划。结果是，我们的政治部在领导一个运动，而在我们后头的那个政治部又在领导另一个运动。上面对政治工作是没有领导的，既不要求工作总结，也不给予方针性的指示。这不能归咎于总政治部，因为它没有权。”[19]军事总顾问加伦也指出：“由总政治部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布的各项训令和所有条例几乎在任何一个军内都没有实行。连的党部本应由国民党的积极分子组成，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人做这一工作，应当认为这种情况是主要的不幸。”[20]造成此类弊端的原因之一，是军队成分复杂抵制了党代表制度的实行，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初创阶段的红军，也存在成分不纯的问题。人民军队建设之初，士兵多来自农民，还有一些是国民党起义部队和一部分俘虏，甚至还有少数流民、帮会成员。旧军队的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曾严重影响着党对军队的领导。如何使之成为新型的军队，是摆在当时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并注重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完善党政工作制度，将一支成分复杂的军队建设成新型党军，建设成人民的军队。1929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各级党组织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要有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21]中共重视军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再者，要使武力服从于党的领导，最终要实现武力与国民的结合。北伐军兴之际，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区别于旧式军队，根本点就是明白为何而战，革命军队不再是个人或者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是代表大部分国民的利益，这也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党权的发展必须体现于此，才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即认识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23年12月他对国民党员的3次演说：《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党员应该协同军队来奋斗》、《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反映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孙中山提出革命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需要二者的结合。革命不能“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即人民之心力”。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人民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而且人民之心力是兵力的基础。[22]他还指出，要彻底消灭依靠帝国主义的军阀势力，“第一步是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23]孙中山的认识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因为军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而被主义动员起来的国民中蕴涵着更加伟大的力量。二是武力最终要适应国民之需要，成为国民的武力，革命才能够真正成功。孙中山这一观念在北伐之前和北伐初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黄埔军校积极辅助广东的农工运动，并得到农工民众的大力支持。但随着北伐战争顺利展开，国民革命军逐渐脱离乃至背叛了民众，这与国民党对待民众运动的思想和态度是有关的。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一直是很模糊的，孙中山所谓国民的概念也是不明确的。因为孙中山不赞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24]即主张阶级之间的调和与平衡。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地主、资本家乃至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本党所代表的全民，不是单纯的代表农工。农民不论地主、自耕农或佃农，工人不论劳工与资方，均为本党所代表的对象。”[25]因此，在国民革命时期，关于农工运动，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存在着争论。当国民革命深入到社会革命时，国共合作的破裂具有必然性。此后，农工运动被看作共产党的专利而被国民党方面所限制。对于共产党来说，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明确，时刻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紧紧地将军队与农工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这一点正是国民党及其军队最为欠缺的。

总之，从北洋军阀时期的“兵为将有”、“有兵必有阀”到实现以党治军，是中国军队近代化合于逻辑的发展过程。对于国民党来说，由黄埔军校教导团发展而来的第一军起初代表着新式军队的发展方向，但是没有将党军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并在战争过程中迅速蜕化。国民党军队的另一系统则是从旧军阀部队发展而来的，没有经过切实有效的改造，在第一军蜕变时，这些军队的情况也迅速恶化。从此军队中的派系林立成为国民党的顽疾，无从克服。尽管如此，1924—1927年的国民党党军关系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中共建立新型军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早期以党治军的经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建立了新型的以党治军模式，使军队成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成为人民的军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切实保证。

注释：

[1]《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0页。

[2]《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

[3]傅光中：《论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见陈谦平主编《中华民国史新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5][6]《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140页。

[7]宁凌、庆山编着《国民党治军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8]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9]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

[10]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1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13]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16]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6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8]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19][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471页。

[20][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

[21]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22]《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

[23]《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297页。

[2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9页。

[25]中央组织部编印《地方党务工作讨论会纪要》，1943年5月，第54页。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