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4月17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晓原：自1954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 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选中”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过滤”。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因此，李约瑟研究出来的那些“中国的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而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科学史似乎也理当等同于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功劳簿。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李约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呢？
江晓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晓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浤源的意见：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浤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70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来遥遥无期。
记者：依您之见，应如何对“科学”加以界定？
江晓原：对科学的界定，可以见仁见智，并不存在一致公认的标准。比如现代西方学术界，普遍不将数学、医学两门学问列入科学范围之内，而在中国，这两门学问列入科学范围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在朱浤源所指出的问题上，关键不是怎样界定，而是有没有界定——只要你在工作展开之前给出一个界定，你就可以在理论上争取自圆其说，工作的范围也就不致于越来越大，漫无边际了。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晓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晓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得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晓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国力强盛有共同的衡量标准，科技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要复杂许多。而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技发达同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标准也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加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晓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晓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的吗？
江晓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他笔下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的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介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晓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在评论中国古代的发明时，曾这样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作为一位科学史家，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晓原：我认为爱因斯坦所说完全正确。今天我们坦然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努力是大有好处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很多问题上违反形式逻辑，在很多问题上拒绝接受实验已经证明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