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后提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的疑问，一直不得其解，最终成为“李约瑟难题”。
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成为困扰中国教育的“钱学森之问”。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不管是在李约瑟提出之前，还是在李约瑟提出之后，中国外学者也都提出研究过，给出很多观点，但并没有最终结果。
而在1953年爱因斯坦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J•E•斯威策的复信，其实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上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困扰中国上百年的不解之迷，爱因斯坦寥寥数语，切中问题的根源？
从解答问题的人们来说，中国人无法解答自身的问题；而李约瑟，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不排除他已经习惯于中国人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答案，结果是跟中国人一样迷惑找不到答案，。而爱因斯坦以其高度的思想智慧轻易地从根本上发现并简要明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有人说中了，如爱因斯坦所言，但人们不理解不俱，质疑，甚至否定。
我们说重在过程。从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来说，爱因斯坦的两条，既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所在，也是中国科学技术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1．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
欧几里得的贡献在于对前人的知识材料加以整理，于公元前300年完成《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对世界数学的贡献，是确立了数学的基本方法：建立了公理演绎体系；将逻辑证明系统地引入数学中，建立了逻辑学的的基本方法。欧几里得本人对他的几何学的应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几何体系内在逻辑上的严密性。
逻辑的精神是什么？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所做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中说：
“《几何原本》里所讲的推理方法，是一步一步的，‘于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说，这一步步的，就是从1到2，从2到3，从3到4，你不能颠倒过来，这是逻辑里头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可是这个推演的精神、逻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里头没有。”
《几何原本》蕴含的方法论意义重大。欧几里得说：“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在欧几里得看来，学习几何就要遵循几何的逻辑性，几何的逻辑性不会因人而改变它的思想方式、规律。同样，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人的客观思想意志而改变，要么遵循，要么违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遵守科学发展自身的规律，而《几何原本》中的“推演精神”、“逻辑的精神”，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几何原本》赠予人类的精神财富：就是其中的思想方式，即逻辑性，教人怎样用严密的思维方式去思想并得到正确的因果关系；逻辑是人类思想智慧准则的至高层次，逻辑可以让人的思想进入这个高层次的智慧境界。
科学规律、科学精神不是物质的可以明明白白地呈现的，也不是前人可以教给后人的，那就需要靠人去认识、体验、发现、发展。如何认识发现？首先遇到的是探索发现的原则性思维方法问题，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几何原本》的逻辑体系，这本身就是科学规律。譬如做一件事，先要有一个计划设想，然后有一个具体地针对事件整个过程中一步步的内容、方法、结果的程式化、正确化的路线过程的方案，保证在事件过程中不发生错误把事件做到成功。
2．“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与人的行为需要人的道德思想指引一样，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首先需要建立社会发展的思想方式作基础。如果说“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是一种数学思维体操，那么这种思想影响到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首先是在西方人思想意识上建立了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理性的思辨推演，即逻辑体系；而”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则是人的创造性思想智慧发展的一种实践性的推演证明。当然，科学实验本身就是无可争辩的科学事实，来得没有丝毫虚假和疏忽。这或许是由西方科学思想理念所发现形成并选择的科学发展方式，通过实验证明不断发现新的科学理论思想，又使科学技术在实验应用修正中不断向前发展。
与此比肩的还有笛卡尔的《方法论》，使西方人在“质疑”中思考、证明、发现真实的科学思想和智慧。
马克思主义主义也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跟“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思想是一样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把这种思想更多地运用到政治理论上，而西方人不仅用之政治社会，而且十二分认真地运用到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用到了教育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实教育就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3．二者与科学发展的必然联系
依照爱因斯坦的观点，欧洲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因为这二者满足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二者看似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距遥远，或者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其中确有必然。
世上没有无缘之果，世事也不会违反因果律。 《几何原本》所具有的逻辑性的思想方式不是凭空而来，它来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悠久的民主政治文化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人类文化思想的精华，任何哲学思想都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背景为基础条件来生长、发展、承载。
古希腊是欧洲古代民主思想诞生的摇蓝。古希腊开始，西方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努力消除集权专制，建立完善民主政治。从古希腊城邦政体，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古罗马的政治法律，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同时古罗马的兴衰，就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民主时兴旺扩张，独裁时瞬间垮台。古罗马的法律也一直向前进步发展完善，并引导、规范人民的道德行为。政治的道德性、法律的规范作用互补，建立起西方社会的秩序，促进了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
西欧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摧毁了宗教对人民的精神束缚，推进了欧洲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德国康德，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用理性之光指引了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
所以，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对民主政治思想的追求的历程，可以说，西方的发展史首先是一部永恒的文化发展史。
《几何原本》中的逻辑思想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首先是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式，在西方的民主政治社会中也引导了人民道德行为的内在秩序准则，进而逻辑思想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欧洲社会发展进程中，欧洲思想文化变革和发展的结果除了民主政治，对于文化和科技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哲学产生需要的三个条件：
“其一，惊异，即看到事物有惊异感，有提出问题、穷根究底的能力；其二，闲暇，即有从事脑力劳动的物质条件；其三，自由，即思想的自由。”
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在苏格拉底的精神精神世界里，美德即是真和善，知识是包含智慧的，所以自由的思想和美德是智慧的双翼。正是这种“惊异”、“闲暇”、“自由”，给西方的科学发展插上了思想智慧的翅膀，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思想甚至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没有的内容和精神，应该说，到现在这都正是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的病灶所在。
无可置疑，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发展方式首先还是要来自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然后才能在社会发展上确立、建立这种行为方式。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及成果就是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文化思想所结出的果实。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民主即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科学的方式。如果把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作一棵生长的树，那么爱因斯坦指出的这两个成就就是这棵科学之树的根，而这棵科学之树尤其需要民主政治的社会土壤来栽培。
4．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释迦牟尼觉悟后睁开眼就说了：“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与欧洲民主政治相反，中国的封建社会选择了集权专制维持统治阶级利益。集权专制使社会产生了等级、阶级。中国集权政治在稳固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同时，摧垮了社会道德，束缚了人民思想。社会失去了民主即失去思想智慧。所以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道德始终不能上升到高的层次，也不会在高层次思想境界上产生高层次的智慧，所以中国的发展无法形成正确的发展思想、方式，中国文化思想、科学发展始终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混沌境界中徘徊、平行、轮回。
中国人自豪于“半部论治天下”，如此豪迈！事实是中国人用一部《论语》也没有治出一个太平盛世。《论语》讲“仁者爱人”，但同时又确立了不平等的人伦思想来维护人民的道德思想秩序和社会统治秩序。人伦文化的极点是等级制度，仁与人伦相提并论，可谓卖矛又卖盾，中国文化道德即失去了真和善。当人伦思想升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人伦思想就成为强权最适宜的土壤。儒学之仁政在专制面前是虚伪的，强权与人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等级——人性中不道德的“恶”，斗争成为人民生存的必需，使中国文化沉浸于“变通”的思想，对斗争的智慧趋之若鹜。《厚黑学》、《糊涂学》……似是大智若愚，实则大愚若智，它的愚蠢之处就是发展了个人的甚至是“恶”的欲望，从破坏了个人的思想秩序、道德秩序到破坏整个社会发展秩序，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永远充满着斗争。中国人在斗争中失去了心中的真善爱，失去了道德，却留住了不道德的“恶”。三个和尚没水喝，斗争成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所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部永恒的斗争史。
黑格尔演讲录中评价中国的哲学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其中“特殊的东西”应该就是指“思辩的哲学”，即逻辑性，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真”、“理”。但是中国文化中的“真”“理”并没有真实的内容方法，也就没有真实、科学、完整的思想来引导中国人道德和行为，倒是把中国人蛊惑了两千多年。《论语》两千年，不过是君子一梦。
笔者以为，西方文化思想是对真与善的追求和实践，而中国文化思想缺少对真和善的真正的追求。中国文化求的是“美”——心理上的满足和快感，譬如中国人甚好面子，天天朗读的大都是充满意境的假大空的美文、美言，但读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没有用。如，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这些大道理，确实是感人，让人豪情万丈，但是改变了中国命运了吗？这不是教人怎么做！中国人大都只会说道理但是不讲方法，不会做。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道理再动听而没有具体真实内容方法也是假大空。中国的独特的假大空的“形象文化”，只是让才子们读出了点感情而已，若要增进文化的力量，那只能画饼充饥了。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么你追逐这种文化规则，要么你被这种文化规则抛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如中国的教育考试。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还是指正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对中国哲学也并非刻意贬抑，中国历史的轮回式发展就是一个证明。风水轮流转，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不就是换换皇帝姓氏而已吗？
“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人对西方科学不是不求，是难得。五四时期，中国已经拿来的“民主”和“科学”么，结果呢？拿来的只是外在的躯壳，但却没有得其内在精神，可见拿来主义是靠不住的。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走上中国式的民主之路。不管中国式民主有多么优越，多么适合中国国情，但“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到现在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所不能打开的心结——思想的结，今天依然困扰迟滞中国的发展。
所以，单是《几何原本》所具有的哲学思想所包含的智慧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成就可以比拟的，即使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都不能具足这种思想，虽然中国一直在探索这个科学精神。问题是，在初中教学中，一个10多岁的中学生就可以完成对比较复杂的几何命题的证明，这表明西方科学的发展思想中国人也是具足的，但是中国人的生活行为中没有，所以在社会发展中也会自然地失去这样的理性的思想，这种科学精神最后就没有了，被中国文化的“变通”给消化没了，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始终执着于中国式的思想行为方式。行为不改变，又想改变结果，这可能吗？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民的性格，并决定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个民族生活在自己稳定的文化思想生活习惯中，是难以突破这个文化的思想境界而看到这个境界以外的事情，这是文化思想的视野，同时也具有了文化思想的局限性。明清的“八股取士”， 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但比之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亘古不变，使中国的文化思想“八股”性，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致命的，这是中华民族危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