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庆打黑活动，取得了不少成果，令世人关注。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改革开放扩大了经济活动，给人们以广泛的选择自由。但也给一些人组织黑社会的可乘之机。他们欺行霸市，强取豪夺，一夜暴富。取得金钱之后，就以钱买权，寻求保护伞。他们从黑道开始“漂白”，摇身一变成了民营企业家，甚至当上地方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甚至入了党。这就是所谓“官商勾结”的问题。黑社会一度猖狂的原因之一是有官僚的保护、掩护，甚至是官员本身涉黑，比如暗中即是黑道头子或重要成员，为黑社会分子通风报信，出事后又利用官员身份帮助逃脱罪责。比如，此次逮捕了重庆“渝强集团”老总黎强，重庆公安局司法局局长文强因涉黑而被双规，已经显示出这种官员涉黑问题的严重性和及时打击的必要性。
黑社会活动的问题不只出现在重庆，而是在各地均程度不同地有所涉及，有的地方甚至相当严重。数年前，辽宁省有副省级官员因为涉黑而被判刑，涉黑官员决不只是一两个干部。本来，政府是社会公器，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利益群体和个人提供公平的保护，维护正义。市场经济需要维护公平良好的秩序，一旦弱肉强食、欺软怕硬、强迫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准则，让黑社会充当秩序维护者，甚至草菅人命，随意打击“非我族类”，好人受气，坏人当道，那么，公平竞争的良序就荡然无存。这对于社会正义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并且让官员严重地腐败，使之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充当少数黑社会恶势力的保护者。它严重地毒化社会伦理，激化更多的人以不符合道义和法治原则的方式进行反抗，即以暴易暴，让社会不满转化成巨大的暴力破坏。近年发生的多起严重的骚乱事件，包括贵州省瓮安县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就与黑社会和官员涉黑问题密切相关。仅在20世纪，就有不少政权和统治集团因为打黑不力、涉黑严重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动乱或者革命，最终丢失政权。历史教训殷鉴不远。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