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1]。对此，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口红利[2]。本文认为，如果说人口红利仅仅是由出生率降低而致的供养人口减少、适龄劳动人群增加的话，那么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关人口管理制度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人口学的解释性框架，并从此出发讨论未来中国发展趋势。
一、生育水平稳定持续下降启动中国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人口过快增长是清以来特别是清中晚期以来中国逐步走向贫困的重要原因[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共福利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极大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在人口出生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正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了节制生育的讨论，但由于受到“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影响，虽然节制生育的观念、技术在一定范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本已沉重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70年代初期，国家首次明确了生育政策，即“晚、稀、少”[4]。到197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已降低到了18.3‰，比1970年的33.59‰下降了15.29个千分点。显然，“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三步走”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人口出生率，这个出生率还是太高了，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加以控制，到本设计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5]。也正是如此，也才有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短短30年间，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发生了从“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007年的12.1‰，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37.5‰，按1990年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后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47.4‰。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2007年年末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减少了0.9个百分点。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6]。
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一心一意抓经济，同心同德谋发展，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虽然其间经历了两次治理整顿，始终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格局，中国经济总量加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简单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基本格局呈现为这样一幅图画：一方面，人口增长率稳定下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因而按人均经济水平迅速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87.75%，这就意味着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新增人口的部分即人口增长的GDP耗损率[7]迅速减少。
二、农村人口迅速减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农村人口的逐步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成长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后。198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19.4%，仅比1952年的12.5%增加6.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7.3%[8]的平均水平。据第3次人口普查，1982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3.72%，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4.6%，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不到500元[9]。农村经济落后，农业生产率不高，固然与“大跃进”、“文革”的冲击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有关，农村人口被城镇“二元化”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且农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占有水平不高，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放松对农村人口与土地紧密联系的管制、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村人地关系的尖锐矛盾便暴露了出来，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也就内在地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但是，要全面放松也是不可承受的。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的农业与粮食安全、社会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许是出于如此的考量，从1984年起开始了以逐步放开为特征的人口管理制度的变革，并呈现出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和特色。首先，允许部分农民自理口粮进城[10]，然后是允许农民离土务工经商，开始了农民自我工业化或曰乡村工业化的探索和进程，接着是大力发展各类小城镇，默许各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方为筹措城市建设资金，实行投资入户而形成的区别与城市户口的“蓝印户口”、农民购买城镇户口以及此后实行到现在仍然适用的购房入户政策[11]。大、中城市的扩张，工业交通的快速发展，大量征用农村土地而形成的“农”转“非”，保守地估计也在上千万。此外，近几年来各地探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而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30年来，在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年平均减少216万人。根据农业普查，1996年中国农业在业人口为42441.19万人[12]，2006年为34874万人[13]，10年间农业在业人口减少7567.19万人，农村在业人口占中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7年的61.9%。农村人口的减少，提高了农村人均土地的占有水平，反映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农机总动力大幅度增加，农业规模经营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逐年提高。粮食产量从30473万吨增加到50160万吨，水果从522万吨增加到18136万吨，肉类从1056万吨增加到686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增加到2569万吨[14]，农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02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8095亿元。
三、农民加入工业化推动确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国农村人口加入工业化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对城市容量的担心和对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忧虑，先后出现了如自理口粮、离土不离乡、小城镇等观点，因而乡镇企业、个体工业雇工成为农民加入工业化的最初形式。1990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8400多亿元，在业人口达9264.75万人[1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1980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16]，但成规模转移则是在1990年代中期及其以后。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约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3万人，1999年为6683万人，2001年达到8961万人，2002年增至9400多万人[17]。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总量达1.3亿人，占农村从业人员的27.5%，其中，在第一产业的农民工约364万、占2.8%，在第二产业的约7371万、占56.7%，在第三产业的约5265万、占40.5%[18]。农民工分别占第二产业的47.6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34.15%[19]。
进一步地考察，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改革开放头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8亿美元，1993年为2000亿美元，2004年扩大到1万亿美元，2007年超过21737亿美元，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由1980年的7.8%上升到57.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则上升至28.6%。
由于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而农民工工资报酬相对较低，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也没有落实[20]，劳动力比较优势全面确立，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国际资本纷纷进军中国，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1996年以前，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规模并不大，但从1996年起，中国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400亿美元，其中投资制造业的占63.52%[21]，由外商推动的中国对外贸易急剧增长。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四、人口城市化迅速推进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
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需求不断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不到10%增长到17.9%，30年间增长不足10个百分点，扣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不到5%。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城镇人口年平均增加1453万人，2007年达到59379万人，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7年的44.9%，上升了27.0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1978-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占中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38.1%。2007年末我国的城市数量达655个，比1978年增加462个;土地面积为62.2万平方公里，比1978年增长2.2倍;建成区面积达到2.8万平方公里。1978年中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且以县城关镇和工矿镇为主，而2007年末中国共有建制镇19249个，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
抛开征用土地农转非而致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基本途径是农村人口的自我城镇化，也就是投资入户、购房入户和购买小城镇户口。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农民自我城镇化的方式是不多见的。这种农民自我城镇化设置了一定的门槛，避免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农村的“空心化”和拉美化。倘以1990年代初期小城镇户口平均0.4万元/人、中小城市2万/人、大城市4万/人[22]计，农民自我城市化为城市贡献资金应在数百亿甚至上千亿之多。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且生活在城市而又无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若以2006年人均年工资14712元，农民工总收入在2万亿左右，每年在城市消费至少在5000亿以上。不仅如此，1990年代初期开始取消城镇住房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化分房以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1998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1583亿平方米，2004年达3.823165亿平方米，增长了3倍。2007年，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9亿元，占城镇全部投资的20%以上，房地产业增加值11854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8%[23]。以钢材产业为例，199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钢、钢材、生铁的产量分别为9384、8372、9239万吨，2005年分别为34936、37117、33040万吨，年均分别增长14.0%、16.1%、13.6%，2002年以来钢及钢材产量年均增速超过20%。目前，中国钢产量已经占全球钢产量的近1/3，位居世界第一[24]。
有研究表明，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倍到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25]。2009中央1号文件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6]，将为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广东省2007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422万亩，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比2003年增加约100万亩。土地流转涉及农户202万户，占家庭承包户的18.2%[27]。同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生存环境的有效改善，也将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五、人口素质的有效改善推进了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能否认，但人口素质尤其是文化科学素质的缓慢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时期。1982年每万人拥有的大学文化人口仅为60人，高中文化人口662人，分别比1964年增加18人、530人，文盲率高达23.5%，仅比1964年下降10.25个百分点[28]。科教兴国、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的实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07年底，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12.6%，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2%，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从0.6%提高到6.2%。城镇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达到3314万人，专业技术人员占在岗职工的比重为29.0%，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准备了人口条件。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07年的11.3:48.6:40.1。与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6.2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在改造中实现结构不断调整升级。2004年钢铁工业的连铸比已提高到95.9%，比1980年提高近90个百分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铜、铅先进熔炼生产工艺的产能达到总产能的70%左右，耗煤低、发电效率高的单机容量30万、60万千瓦机组已成为我国电力工业的主力发电机组，并逐步向100万千瓦级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医药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工业蓬勃发展，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1162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
必须指出的是，总体人口素质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处在塔底的农民、产业工人和一般管理服务人员占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大众化[29]的政策,迎合了在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下强化了的望子成龙心理，但由于高等教育的过渡扩张，使得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适应,一方面使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30],另一方面也造成熟练技术工人没有应有的地位。调查显示，52.7%的人认为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不高，67.7%的人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技校学习[31]。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年在校高等学校学生为85.6万人，1990年达到206.3万人，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导致规模连创新高,2000年为556.09万人，2007年达到1687.04万人。超过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毛入学率超过50%为普遍高等教育阶段，2007年中国高考录取率最低的贵州省为38。67%，最高的海南省达88%，平均录取率至少在50%以上[32]。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劳动力占26%，熟练劳动力只占17.5%。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调查87家机械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表明，高级技师仅占工人总数的0.26%，技师占2%，近70%的中级工、初级工(不含无等级工)只有中等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技术工人只占企业职工的1/3，技师、高级技师仅为4%。中国国情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数控工人技师缺口达60万人，高级程序编写员缺口42万人，高级模具工缺口40万人，各类制造业企业仅数控加工人才的缺口就超过60万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90年代末期实行的大学扩招，如果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会如此突出，也不会出现许多企业招不到技工的现象，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发展能力将明显增强。
六、人口红利的逐步结束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统计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8.1%。预计本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比重达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多，比重达22%。届时每3-4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2020年、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分别达2200万、8300万[33]。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仍要持续一个时期，不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容乐观。预测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势必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当经济起飞之后，工资上涨会减弱或抵消过去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只有从过去依赖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投入，过渡到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等现代要素投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消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真正建立城乡统一、且消除区域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则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村劳动力继续加入工业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逆转的内在要求。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城镇化不仅使城市劳动力短缺局面得到改善，也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主导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应纠正过渡发展学历教育的倾向，遵循人口素质结构规律和产业发展，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把培养熟练劳动力和高级技术工人放在应有的位置，认真解决劳动力素质与产业、企业发展相衔接的问题，以改善劳动力供求环境，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产品工艺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促进“世界工厂”向“世界制造”、“世界创造”的转变。
不仅如此，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速导致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和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将催生老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推进内需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七、人口分化的加速推动中国经济的公平正义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中国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也使国民收入普遍提高。由于所有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使人口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口的分化。[34]2007年中国登记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私营企业551.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企业数量达30.3万个，占90%，工业总产值占68%。2007年，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公有制企业。按照世界银行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不低于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达2.1亿。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29，1990年代末达到0.40，2006年超过0.47。一些学者估计，在2006年人均收入最少的10%的城镇居民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10%的城镇居民的1/9，人均收入最少的10%的农村居民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10%的农村居民的1/5[35]。《2009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8.25万个千万富翁和0.51万个亿万富翁，形成不到1%的极少富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20%的人只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上升到1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于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的社会挫折感。”[36]人均收入的分化直接导致人口的社会分化。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时期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中国经济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促进中国经济公平正义的核心就是减少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未来一个时期，切实注意解决以下问题是可以预期的。放开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实行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一致的政策，确保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化解城市对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的歧视。《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率的强制性签订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提高和贫困线标准的重新划定，扩大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国家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应主要用于农村发展，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赏转让等政策措施以及民生工程的大规模实施，将促进国民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在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放心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国内需求为主。
八、大国之人口安全保障强国之持续
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令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无论是有关“金砖四国”兴起的评论，还是G20峰会的反响，以及有关中美国(G2)的议论，中国的强国地位已经得到确立和公认。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和风险，但中国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不仅是可以实现的，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形势下更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全球经济早日摆脱衰退重回增长的希望。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希望的[37]。
历史上，强国易位，屡见不鲜。确保大国所必须的人口规模及稳定和谐的人口关系，是中国作为恒久强国的人口学条件。不可持续的超低生育水平和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威胁中国人口安全。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中国农村人口生育率为1.98，城市为1.2，平均为1.7[38]。对此，国外有学者有着比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巴雷特.谢里登在评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当世界经济整体下滑时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反而会相对增强，原因就在于“人口统计状况。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开始减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颗定时炸弹。在这方面，只有美国拥有健康的人口发展趋势。”[39]人口发展规律表明，降低出生率比提高出生率要容易得多，并且“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要比降低人口增长率更不成功。”[40]不仅如此，性别比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加剧了由低出生率引发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有研究认为，如果继续实行现行生育政策，2020年以后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3000多万[41]。
作为强国，不仅要注意国内人口安全问题，也要注意关注海外人口安全，也就是中国国际人口安全问题。中国海外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对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印度外长慕克吉在第五届“海外印度人日”纪念大会讲话时指出，“你们(海外印度人)也可以在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经验已经在其他国家得到验证，正如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4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深化，中国经济更加紧密地与世界融入在一起，中国人口也将更加广泛地走向世界各地。高度重视并切实保障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既是作为祖国的中国应有之责，也是检验中国作为强国的重要尺度。历史上，海外华人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到血腥屠杀[43];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海外中国人口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把中国国际人口安全纳入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和支撑，建立与强国地位相一致的中国国际人口安全保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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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政.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研究.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9&ID=224092&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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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 世界第四》http://news.163.com/08/1027/12/4P8TJ3K00001124J_4.html
[2] 蔡昉在2008年10月2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社科院联合举行的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上的演讲《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认为，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该演讲还提到了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
[3] 曹树基 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 这项政策是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上提出的，晚即晚婚晚育，稀即生育间隔，少即“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参见杨魁孚 梁济民 张凡《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51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9月
[5] 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的谈话，1986年5月19日
[6]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分析报告之六《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本文凡引资料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于该系列报告。
[7] 人口增长的GDP耗损率指标由作者提出，意在观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在另文专门讨论。
[8] 王嗣均 韩常先《中国近期城市化速度和市镇人口的分配问题》 《人口与发展》第3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9] 黄志贤《中国人口的城镇化分析》 《人口与发展》第3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 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国发(1984)141号)。
[11]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项掠夺农民的政策，我一直持反对态度。参见孟立联《不能以牺牲农村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农民、发展与城镇化》 《人口研究》1993年第2期、第4期
[12] 国家统计局《第一次中国农业普查公报》第2号
[13] 国家统计局《第二次中国农业普查公报》第1号
[14]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79)(2008)相关资料计算
[15] 孙怀阳 黄雅军《中国第一产业人口的转移》《中国人口年鉴1992》 经济管理出版社，1983年8月
[16] 这在当时还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是如此，农民工仍然以农民的身份进入工业化，而与城镇化相脱节，造成今天庞大的流动人口。
[17]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与发展》http://www.wenkoo.cn/wendang/zhongguo-nongcun-3597
[18]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计算
[19]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的农民工产业分布数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计算。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15463.8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15419.0万人。
[20] 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年就业情况和企业2007年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分析》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其中月收入在1000—1500元的约占41.3%，月收入在800—1000元的约占20.3%;约12%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收入在800元以下，16.6%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收入在1500—2000元之间，9.6%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分行业看，矿山采掘业2015元/月、交通运输业1551元/月、石油化工业1533元/月、机械制造业1336元/月、批发和零售业1325元/月、建筑施工业1301元/月;而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医药制造业、玩具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http://w1.mohrss.gov.cn/gb/zwxx/2007-03/08/content_167919.htm 如此之低的农民工工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被克扣过、被拖欠过工资的均占两成左右。http://finance.big5.anhuinews.com/system/2006/10/27/001590746.shtml。因此，出现了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佳话，胡锦涛总书记要求“保证他们(农民工)拿到应得的报酬。要对集中使用农民工的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对有拖欠行为的企业，要责令其迅速补发;对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在清理已有拖欠的同时，要完善有关法规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从源头上防止发生新的拖欠。” http://www.96116.net/government/ministry-news/2003/12/36557.shtml。
[21] 余淼杰《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1978-2008)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80
[22] 笔者曾在乡、县、地区(市)和省工作，对此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体会，也曾为亲朋好办过此类手续。
[23]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公报》第2号相关资料计算
[24] 刘耀东《加快我国钢铁工业企业重组势在必行》《上海证券报》2006年07月06日
[25] 郑伟强《以城市化来扩大国内需求》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8/22/41559_2.html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稳定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把承包地块、面积、空间位置而后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并“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7] 黄熙灯《统计称珠三角土地流转面积最大 应防止借机囤地》http://news.sohu.com/20081217/n261262717.shtml
[28] 马安 查瑞传《中国人口现状的初步分析》 李成瑞主编《十亿人口的普查—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北京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386、387页，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印
[29] 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和概念解析》《教育研究》2004年第9期
[30] 2008年12月2日温家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考察时强调，“政府必须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摆在首位”，“要研究一整套措施”。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工商总局和教育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8-12/21/content_16990475_2.htm
[31] 《高技能人才缺乏“中国制造”谁来制造?》http://news.machine365.com/arts/050908/2/59836_1.html
[32] 《2007年各省市高考报名、录取人数及录取率》http://gaokao.eol.cn/kuai_xun_3075/20070820/t20070820_249812.shtml
[33]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677.htm
[34]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5] 王天夫《30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领导者》2008年3期
[36]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1页 华夏出版社，1988年
[37] 林毅夫《中国经济未来30年会持续高增长》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5/2248379.html
[38] 曾毅《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0.C200901。据我的观察，中国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差不多，城市生育率远没有1.23，真正的城市人口(户籍为非农业的)的应为1.0左右。因此，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应在1.6以下。
[39] 巴雷特.谢里登《中国是新的美国吗?》原载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09年4月7日，转引自《世界领导权不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参考消息》2009年4月9日。笔者不赞成“美国拥有健康的人口发展趋势”这一说法。事实上，非洲、拉美和亚洲人口的涌入，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口的颜色，已在美国形成了强大的反移民浪潮。进一步地看，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国都在人口出生率低发愁，也使得“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4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0页 新华出版社，2003年
[41]曾毅《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0.C200901
[42]《印度外长呼吁海外印度人“像海外华人学习”》 http://bbs.cn.yahoo.com/message/read_-ZmluYW5jZQ==_404196_1.html
[43] 1965年印排华事件导致30多万海外华人遇难。参见梅显仁《印尼排华问题探析》 http://www.aqtd.cn/hwhraq/HTML/167980.html此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多次发生排华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