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十年来，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主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潮占据了全球主流话语的支配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然而，在其理论宣扬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神话背后，却是其主导下的政策在世界各地实践所带给我们的残酷现实。因此，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循环，解决当下的危机，成为我们迫切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
当下，国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经济金融灾难。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动荡现已对国际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重大挑战与威胁，各国政府及各种国际组织正在就稳定本国及国际金融局势进行积极协商和应对，各国政界和学界也在不断反思和追问。人们发现，兴起于20 世纪70年代初、流行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乌托邦并未造就出现实世界的“世外桃源”。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放松监管、市场的自由放任、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理论正是导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祸根。
一、自由市场的至上性——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乌托邦
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后期在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等政策的声浪中兴起的一股风靡全球的思潮，一时执思想界之牛耳，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占据了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时就已出现，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宣扬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其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是“四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学者主要包括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前三者，其代表性人物有F·哈耶克、M·弗里德曼、J·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R·诺齐克和政治学家G·萨托利等。1990年，由美国政府主导下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20 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基本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而其影响几乎覆盖了东西方所有国家。这一方面缘于当时人们因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和“滞胀”困境的束手无策所导致的反凯恩斯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话语恰巧迎合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心态：认为危机和困境是缘于过度的国家干预，而自由市场本身是完美的，根本不需要国家干预，因此，必须较为彻底地尽快清除这种干预，给市场以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尽情施展和发挥它的能量和功用。在此情势下，新自由主义塑造了一个“自由市场之上”的理想主义乌托邦。
1.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和基础
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哈耶克曾说：离开了经济事务的自由，曾经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为体手中，个人才没有被他人控制，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1]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最重要保证和前提。弗里德曼宣称“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经济自由不仅是总的自由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市场的广泛使用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市场使其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顺从的必要。“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证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大部分的经济活动。”[2]任何寻求反市场政策之政府就是反民主的，不管其获得民众多大的理解和支持，因为获取利润乃民主之根本。他们反对那种认为经济领域可以与政治领域分开、可以在经济领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而在政治领域保有政治和个人自由的主张，认为一切对经济领域的干预都会有碍自由的实现。所有的管理主义、计划、政治规划都具有潜在的极权与专制倾向，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因此，为了保障政治自由，必须在经济领域中给市场以充分的竞争性自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尽量减少国家干预，把政府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围内，推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3]，这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守夜人国家”。
2.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完美的
新自由主义把自由竞争的市场说成是最优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世界是纯粹完美的世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善而和谐的系统，具有纠错的功能，其供求机制会自发调节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自动创造需求和平衡。市场的扭曲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是自由不够导致的，只要保持市场的充分自由，市场将发挥其完美的功能。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因为最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仅能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够在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分配公正等方面使经济绩效达到最优。在新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和阻碍。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是无限的，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4]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5]。弗里德曼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的错误财政政策造成的。因此，完全的自由竞争才是典范，“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制度” [6]。也就是说，应当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
3.自由的市场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市场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最佳方式，没有管制的市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和手段，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将增加参与者博弈的机会，使每个人受益，使一切人都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市场从来都是公正的，因为它的非个人、抽象的实质具有禁止那些根据具体结果而设计现实措施的明显优势。” [7]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将培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多元化，促进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增长。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可以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个人的目标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事关自己事务的最高最好的决断者，可以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因为市场经济信奉的哲学正是个人有权并且假设个人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情，认为纯粹个人的事务完全无须外在的有形或无形力量的支配、指导或管理。弗里德曼“将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最有利于个人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方面取得创造性成就、最有利于为普通人提供最广泛的发展机遇的经济制度”[8]。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它能“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9]这样，人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激发人的潜能，使得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尊重，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从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因此，自由的市场是一种最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普遍的组织形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最合乎人的本性和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允许市场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运行，它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要，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产生充分的就业。就范围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带到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10]
显然，新自由主义者正确地看到了自由市场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及其对于实现个人利益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和价值。纵观历史，经济自由的实行的确有利于政治自由的实现，市场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个人的自由自主性，激发个人的潜力和智慧，发挥个人的才能，进而满足和实现个人的追求和利益，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然而，“不管是个人自由还是多元化并不像这些理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本质上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11]。仅有经济自由并不能保障政治自由的践行，也不能保证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各得其所、公正地分享利益。因为市场是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法则的场所。在市场竞争中，它自然地倾向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那些拥有信息和资源等优势的群体或个人将会毫无疑问地胜出。若没有有效的方式或手段来保障弱者的权益，那么，经济自由将只是强者的逻辑，而多数人将不得不处于被剥夺的境地。而且市场也会“失灵”，市场本身的一些根本缺陷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例如：市场无法维持经济秩序，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易于走向垄断；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活动外在效应，无力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如果让自由放任的市场按照自己的逻辑演绎下去而不作任何干预和监管，那么市场将会产生动荡不定、两极分化的非人道社会。在这里，强者将越强、弱者则越弱。
正如萨缪尔森所说：虽然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但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和设计制度，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市场的非理性需要超越于市场中以眼前利益为追求的“经济人”的国家从长远向度出发来规制它，并保护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政治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以经济自由作基础与保障，而且更需要一套广泛而全面的制度和确保制度有效的国家来规制这种自由逻辑，保护社会弱者的权利和自由，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秩序。否则，在这种为了保障市场自由而片面要求削弱国家的逻辑中，社会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的天下，最后受到损伤的将不仅是弱势群体，而且强者自己的利益和自由也难以幸免，因为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转依赖于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参与。这不仅是对经济自由的损害，也将会是对政治及其它一切领域中自由的损害。那种片面吹捧自由市场、对经济自由盲目自信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二、现实世界的悲哀——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悲剧
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想灌输和信仰强加”[12]。自20 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了迎合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积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最终于1990年由其主导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国际经济组织和部分拉美国家学术机构代表在华盛顿炮制出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新自由主义力倡减少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干预、管制，实行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让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发展。相较于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的自治空间，培育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治能力，增强了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有利于当代西方以及全球经济社会的复兴和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把这种诉求发展到了极致，他们鼓吹的“四化”政策在世界各地的实践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各地的逐步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倍增、贫富分化不均、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已非常广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逐渐恶化，生活在边缘的人在经受经济停滞的折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少数人掌权、弄权和破坏环境的全球性制度。”[1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在世界范围内陷入无权、无钱、无势的境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刻意宣传和制造出来的，“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另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14]。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更多的是问题：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资本日趋集中，财政崩溃、外债剧增，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即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在美国，1973—1992年间20%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而20%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则减少了12%。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占人口1‰的30万人，其收入相当于最穷的占人口50%的1.5亿人的总收入，他们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5年间翻了一番。英国贫富悬殊的程度不亚于美国，2002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财富是最穷10%的人的约10倍；俄罗斯及东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有着惨痛的经历，导致了上世纪最后10年的大萧条，经济大幅衰退，生产组织解体，经济纽带断裂，生产效率骤降，失业剧增。而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远低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卡斯特罗曾基于拉美的现实，深刻而全面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灾难和危害：“它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全球性的环境灾难和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产生了冲击”。[15]
卡尔·波拉尼在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对19 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允许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宰，将导致社会的毁灭。这是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自由主义的信条乃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狂热地促进建立自由主义这种非理性的并且具有社会对抗性的秩序，正是危机年代产生危机的真正原因。西方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市场几乎不具有竞争性。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庞大规模的经济集团，它们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自己在市场中的份额，那些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政治演讲中出现的竞争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出现。不仅如此，那些经济集团本身还是集权主义组织，并沿着非民主主义的路线运作。一旦我们的经济以这样的组织为核心运作，我们将很难求得妥协，以造就一个民主社会。[16]“事实上，这个标举个人自由的经济秩序，其终极根本是失业、不稳定和解雇威胁并引起的恐慌并带来的结构性暴力。”[17]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才使得其在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实践中屡屡造成经济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局势时有动荡。哈耶克曾在上世纪40年代评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将带来奴役时说：“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结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18]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必将带来奴役。而这种奴役的后果正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某些片面目标时所没有想到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如果用来评价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也许比用在评论社会主义理想时更为贴切和恰当。
三、解决之道：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作为近几十年来一种主要的政治经济范式和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在20 世纪后期的兴起、流行和蓬勃发展本身就说明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批判和说明现实问题，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不乏科学成分。如其关于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减少政府过渡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以及对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尊重和捍卫等，是值得我国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加以借鉴的。然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全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及在其理论指导下的诸多政策的推广，国际上局部或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时隐时现，这就说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政策实践，其理论缺陷和弊端越发显现，其在解决了一定问题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矛盾、困境和危机。
当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美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导致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英等发达国家相继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推进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历史上空前的泡沫经济，金融投机猖獗，交易额达天文数字。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自1900年诞生至1982年，花了80多年时间才突破1000点，然而到1999年3月25日突破10000点大关时，只用了17年时间，证券交易额在这17年间就超过了前82年间资本化总额的十几倍。1997年，世界贸易额为6万亿美元，而世界货币交易额却达600万亿美元。目前世界各国累积的货币发行总量，已经是世界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60倍。[19]金融管制的放松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推动了虚拟经济的急剧膨胀。《商业时代》曾估算，从1990年至2002年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总价值从2.9万亿美元增至127万亿美元。美国20世纪70—80年代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1/2；金融企业的股票市值在2006年为非金融企业的32%，较过去的25年里，这一数值增长了4倍多。本次金融危机中，直接原因虽然是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及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过于相信市场，金融外部监管严重滞后和缺失，缺乏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规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地带，结果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房地产过度泡沫，引发金融海啸。其波及面越来越大，后果越来越严重。最终将持续多长时间、影响有多广，将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正如有些学者所预言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全球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不稳定，将会在未来某一时期引发大的经济危机，即虚弱的调解机构不能控制的危机。这将会很可能重振管制主义国家。[20]面对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凯恩斯主义特色浓重的办法应对和化解经济问题，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监管。譬如，英国首相布朗近日发表经济政策讲话时宣称，为了加快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有责任增加开支，即便增加借贷也行。就连美国这个最相信自由市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大规模救市计划，接管了“两房”及一些华尔街金融巨鳄。一时间凯恩斯主义风起云涌，大有重掌话语霸权之势。
面对此一喧嚣嘈杂势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回顾历史和分析现实，这样才能不人云亦云，审慎地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形势。“回到凯恩斯主义、回到国家干预时代”。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直线性思维，也是应对当下由于市场缺陷及政府监管缺失而导致的危机最直接的应急之法。但是这种方式的暂时采用并不必然要回到凯恩斯主义时代，对此我们必须保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干预应是有限度的，必须在干预的广度、深度与时间上进行必要地权衡和精心地设计与规划，以求达到一种恰当的动态平衡和过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干预的时间不能再犯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即把干预长期化，进而僵化，在凯恩斯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是在干预过程中实施阶段性调整与过渡，不断评估干预的必要性、广度和深度。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实践已经表明，它的过度运用也是一个人造的“利维坦”，根本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因此，从近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长时段来看，无论是凯恩斯国家干预对于市场失灵的过度纠正，还是新自由主义对于政府失灵的过分补救，两者都不能完全解决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在某一个时段，当我们面对某一极端时，我们很难避免矫枉过正问题的出现。即使我们有时真的避免了，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恢复和繁荣，我们也很难准确地掌握这种度，以避免矫枉政策长期化所导致的僵化，进而产生新的危机。
为了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上世纪80-90年代，有许多学者提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介于“左”、“右”之间，既承认市场对于经济生活的支配，并延伸至人的一切活动领域，也明确承认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中的作用）或“第三部门”（即市民社会来补救政府和市场的缺陷）。然而，众所周知，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市民社会虽不完善但都有了相当的发展，“第三条道路”经过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力倡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和践行，但金融危机仍然不期而至。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市民社会发达、“第三条道路”有所实践的发达国家开始。因此，今日看来，当下的世界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回归凯恩斯主义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循环和调和。而且当下的情形与上世纪20-30年代有着巨大的差别。现在的问题是：要想从根本上化解和避免危机，就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循环，找到一定的平衡点，在国家对市场干预、监管的广度、深度和时间上进行准确的定位，对国家与市场的效用范围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在逻辑保持清醒的认识。在繁荣时刻不盲目自信、有居安思危之意识，防患于未然；在危急时刻不慌乱，以避免矫枉过正和政策、制度的僵化。“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正是由于其对政府干预和市场作用的范围、深度未能进行准确的定位和权衡，尚未从根本上厘清经济运行的自在逻辑，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暴发的根本原因。
F·荷尔德林曾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可以用来警醒那些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盲目主张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那些人，警告他们不能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21]当下的复杂情势需要有一种全面的综合性战略思维，从长视角的多维向度制定战略政策，以打破这样一种简单二元——国家干预与反国家干预——恶性循环的魔咒。
注释：
[1][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2][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
[3][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美]约翰·贝拉美·福斯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5][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41页。
[6]顾钰民、伍山林：《保守的理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7][美]阿兰·伯努瓦：“哈耶克批判”，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第81页。
[8][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转引自方福前：“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面性”，载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9][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6页。
[10][美]安沃·赛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载[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英]黛博拉·约翰斯顿主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1][英]理查德·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2]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3][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英]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导言”，第7页。
[14][法]皮埃尔·布迪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第53页。
[15]刘金源、潘美娟：“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社会主义全球化”，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6][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版，“导言”，第6-7页。
[17][法]皮埃尔·布迪厄：《遏制野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18][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9页。
[19]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第16-17页。
[20][美]大卫·M·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第14页。
[21]众所周知：真理再往前多跨出一步就将变成谬误。因此，在当前，虽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相当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干预和经济刺激政策必须有个度。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经济的恶化而冲动地、一古脑地实施过大规模的刺激和干预。这样不但会造成原有经济体系的消化困难，而且随着经济刺激的大规模投入，在带来正面效果的同时，往往也会产生和累积新的负面效应，甚至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因此，在干预和刺激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干预和刺激的“度”，并随着政策的实施而相应地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和设计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逐步释放和化解负效应。这样，才不致于逐步积聚新的危机的源发因素，才有可能避免新危机的发生，从而走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反国家干预的简单恶性循环，超越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