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每期都作为《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一部分送到读者手中。今年10月6日的《书评》部分拿到手时竟达120页，比平常厚出好几倍。一看之下方知是《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一百周年，编辑们不惜费数月之功从一百年来发表的书评中精选出70篇编成一期洋洋大观的专号而炫耀其百年成就，确也算得上别出心裁。
一份以社会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大众性报纸要办一份书评专刊并非易事。报纸一方面固然具有其他书评刊物难以企及的优点即其广大的读者量，但也因此，报纸的书评专刊往往又比其他书评刊物更头痛于雅俗之间如何取舍，如何才能办得不流于等而下之的问题。《纽约时报书评》长期来在美国知识界中的口碑就曾相当之低，如果有人说你是“纽约时报书评的水准”，那就是在损你，意思是说你这个人的读书格调也不怎么样了。1962年底《纽约时报》包括其《书评》因纽约市报业大罢工停刊114天（从当年12月8日起），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化评论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却冷嘲热讽地说，这份书评停刊再久也不相干，因为它反正本来就没有存在过。换言之，在威尔逊眼里，《纽约时报书评》所发表的书评都只不过是文字垃圾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这次停刊事实上恰恰促成了一份新的书评专刊于1963年应运而生，这就是日后声名颇隆的《纽约书评》。
笔者一向希望尽早看到中文大报也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星期日书评专刊。以下不妨就从《纽约时报书评》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说起，兼及它与其他类似书评刊物如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以及《纽约书评》等的差异，聊为中文书评刊物作些参考。
《纽约时报书评》的源起
《纽约时报》书评版是报业巨子欧克斯（Adolph Ochs）于1896年接管该报（本身创刊于1851年）后决定上马的第一件事。而欧克斯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以此提高时报的声望，显示该报对时代的文化发展同样有重大责任感，从而凸现其不同于其他报纸。而欧克斯此举事实上标明这位报业巨子的生意眼光确实不凡，因为历史学家们今日认为，1895年前后正是美国出版业与所谓新生“阅读公众”（the reading public）同步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根据美国学者欧曼（Richard Ohmann）在其近著《卖文化》（Selling Culture，1996）中的观察，在1885年以前美国尚谈不上存在大众发行的杂志，而从1890年至1905年，各种月刊的发行量从一千八百万份暴增到六千四百万份，日报和周刊的发行量增长虽然不如月刊那么大，但同期内同样从三千六百万份扩大到五千七百万份。1896年尤其是书籍出版破纪录的一年（当年共出版新书5703种）。而欧克斯开创以日报附加周末书评专刊的新路，一方面增加了该报对新生“阅读公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更吸引了出版家们将出版广告逐渐转移到这份新的专门书评增刊，一时颇有名利双收的效果。
《书评》创刊号问世于1896年10月10日，当时是作为星期六版的增刊而非像现在这样是作为星期天版的增刊，因此最早的名字是《星期六书评增刊》。篇幅最初只有8页，后来增到16页。1911年1月29日起书评作重大改革，首先是出版时间改为星期天版的增刊，名字也改为现在的《纽约时报书评》，篇幅更增加到了32页，有时甚至出到56页。1920年6月起《书评》曾一度与《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合并为一，但两年后就又各自为政至今。从1942年8月9日这一期开始书评增设每周“畅销书榜”（1977年9月11日开始小说与非小说两类都增加到每周15本的形式）。但它成为目前这种像份小报的形式则是从1984年1月1日才开始的，封面套彩更是迟至1993年6月6日以后的事，可是其“现代化”的步子要比中文报刊的印刷现代化速度慢得多!
《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纽约时报》初办这份书评时面临的第一个头痛问题是书评版与报纸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或如时报书评版最早的编辑们自己所问，“书与新闻”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报纸乃以报道新闻为主，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的书评版是否意味着“书也是新闻”而书评也就是关于书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书评》与常被人视为其姐妹刊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单加plement）在编辑方针上的截然不同（此地所谓《泰晤士报》乃从旧译，实际可与《纽约时报》对应译为《伦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从其第一任主编海塞（Francis W.Halsey）时代开始，就明确主张“书也是新闻”（books are news）这一方针。事实上海塞常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把书也当成新闻看待而且从办报人角度处理书的人。而稍晚（1902年）同样为适应出版业扩张而创办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从一开始就把书与新闻分开处理，它似乎更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从而区别于报纸的新闻报道范畴?
这一“书也是新闻?与“书不是新闻”的分别，实际上导致这两份刊物的一系列其他不同，把它们看成是姐妹刊物纯属想当然的错误，因为事实上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书评刊物。首先，《纽约时报书评》关于坚持“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它历来是报纸的一部分，只要订《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人不管看不看书评都会每周收到一份；而《泰晤士报》的做法则是一方面将新闻报道式的简短书评发在报纸的星期日版上，另一方面则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从一开始就与报纸完全分开，其订阅与发行都与报纸没有必然联系。严格说来《增刊》这个名字本身多少有点误导，因为这份所谓的《增刊》事实上并不构成《泰晤士报》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一份文化评论周刊。这一差别实际意味着这两家刊物的读者对象大不相同。确切地说，《纽约时报书评》尽管也力图吸引知识界，但其主要面向的首先仍然是报纸的读者大众，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事实上主要是面向伦敦和英国知识界的刊物。后者的发行量因此自然大大低于前者，但反过来其读者群的水准不消说也就高于前者的读者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增刊》与所谓“大社会”（society at large）之间相对比较有距离，受其影响也比较间接，而《书评》则有如处身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之中，与美国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在各方面都更密切也更直接。因此，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书评》看上去似乎更多地具有社会性以至大众化，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相比之下就显得多少有点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味道。
以上这种差别带来的另一个不同就是两家刊物在选择其主编和编辑时的着眼点也颇有不同。《纽约时报书评》因为主张“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其主编和编辑是属于报纸编辑部的一部分从而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些人即使原先与知识界有关系亦不一定有自己很强的学术倾向或特别的文学趣味（这一点在七十年代后有所改变），毕竟，报纸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书当作新闻看而且从办报的角度而选书评书。反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和编辑们历来大多本身就是伦敦知识界的圈内人而与新闻界则多半毫无关系，这些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或文学趣味，因此在办刊时的主动性较强；诗人艾略特在纪念《增刊》第一任主编黎希蒙德（Bruce Richmond，1902—1937年为主编）的文章中，即曾回忆自己当年为《增刊》所写文章的题目都是首先由黎希蒙德建议的（艾文收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九十周年时所编的一本选辑，The Modern Movement，1992，pp.163—165）。1964年10月黎希蒙德以93岁高龄去世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讣告只有一句话：“他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首要编辑方针：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the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book）”。此地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尽管泛泛而言是任何书评编辑都会同意的方针，但对黎希蒙德与《增刊》编辑部而言，其真正意思实际是，什么书是应评之书以及什么人适合评什么书，乃是编辑部特别是主编本身必须心中有数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书评》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就做不到，因为该刊如上所言，其早期的主编和编辑大多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实际上导致该刊的办刊方针多少有点受局限，即往往过分依赖编辑部外所谓各领域的专家，从而显得比较缺乏自己的倾向性和独立判断力。
专家书评与文人书评
以上这些不同性隐含的一个更深刻差异是，两刊的作者队伍事实上也不尽相同。
《纽约时报书评》正因为比较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力而过分依赖以致迷信各学科专家，因此其书评大抵不出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这种死板方针。该刊五十年代时的主编布朗（Francis Brown）在一次被记者问及该刊是否会让诗人来评历史书，或一个数学家来谈与数学无关之事时，曾很干脆地回答不会，因为他说他相信“一个领域就是一个领域（a field is a field）”。这种立场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所谓“领域”的某种肤浅认识，更是对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很大误解。首先，我们可以说任何领域都必然大于该领域本身，因为任何领域都只是为研究方便而人为切割出来的，并非该领域就真的与领域之外的事没有联系；现代学术的领域划分越来越专固然有利于对某些问题作局部研究，但同时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日益严重。也因此，一份面向社会和一般知识界的书评刊物之不同于专业刊物的书评栏目，恰恰就在于它的书评应当力求勾勒出某本书的“超领域”含义即该书的更一般文化含义，而不能像专业杂志上的专业书评那样局限于该书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意义。真正有见地的书评由此恰恰就在于，它能把由于领域划分过细所人为切断的联系再度揭示出来，这正是社会文化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真正功能所在，但同时这种书评往往是大多数专家未必胜任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专家的最大盲点恰恰就在于他们习惯于坐井观天而不知天下之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适合给专业杂志写专业书评的专家未必一定适合给社会文化书评刊物写书评的原因，同时某个领域内人人认为最重要的新书也完全可能在该领域以外就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书评编辑恰恰不能过分依赖专家。
《泰晤士报文学增?》在这点上与《纽约时报书评》就恰形成对比，因为该刊常被称为较好地保持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所谓非专家书评（non expert reviewing）的传统，而非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完全依赖专家的书评。比如该刊最早评论乔伊斯小说《都柏林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教授，而是一位常年为报纸写网球评论的人；同样，诗人艾略特本人为《增刊》所写的文章远超出诗或文学的范围，而宽泛到包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讨论，以及关于英国历史的书评，等等。我们在这里实际也可看出，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对该刊而言并非必然等于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不过这里涉及的实际已不仅仅是这两家杂志之间的差异，而毋宁与英、美两国在一般文化氛围以至教育培养目的等方面的更深刻差异有关。
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大多都有较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当年布克哈特（J.Burckhardt）所言，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家（a specialist），而是在于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an amateur at as many points as possible）。欧洲19世纪所谓的“文人”（Man of letters）正是这种人文氛围下的产物，其历史虽然比我们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短得多，但在许多方面确是比较相近的，亦即他们都不是也不屑于作“专家”，而但求视野开阔、兴趣广博。人们所谓《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较多地保留了“非专家书评”的传统，实际也就是指该刊的许多书评仍是由这类“文人”而写。他们不同于“专家”之处就在于他们写书评并不是单靠某个狭窄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以其一般文化修养的厚度加本身的“才性”纵横议论，其着眼点自然也总在某狭窄领域以外而擅长于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大的文化世界（卡莱尔在1840年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讲中因此将“文人”列为“最重要的现代英雄”）。同时，文人的书评不消说多比专家的书评更有文采和风格。《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所以经常（并非总是）为文化人称道，其原因就在于它曾一度有“文人书评”的招牌，尽管实质上也只不过是还有点遗风而已。
《纽约时报书评》长期来主要依赖专家的书评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因为在相当长时期，美国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像英国和欧洲那样的文人阶层，美国的教育更过分地强调专业化，因此美国要说有所谓知识分子也主要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而非“文人”。诚然，今日人们常常会说美国有“纽约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在五十年代以前，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影响非常之小，这首先是因为所谓“纽约知识分子群”主要是一个犹太人群体，只有在五十年代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纳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可参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1986），同时他们在五十年代以前的意识形态立场基本上是托洛茨基左派，同样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可参Alan Wa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1987），他们的主要刊物《党派评论》发行量一向很有限（在1945年以前从未达到过五千份）。而另一方面，美国学院派主流知识分子的评论杂志如“新批评”重镇《肯雍评论》（Kenyon Review）等则完全是象牙塔的东西，并不及于社会。这两类知识分子自然都视《纽约时报书评》为下里巴人而不屑一顾。
从《纽约时报书评》到《纽约书评》
我们前面曾说《纽约时报书评》更多地具有社会性，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相比之下则多少有点超然于社会之上。但我们现在却不如反过来说，美国由于比较缺乏文人型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界与大社会之间的沟通在很长时期反而较差。因为一方面，《纽约时报书评》尽管发行量大但却多被知识界看成下里巴人而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党派评论》这类杂志尽管自视阳春白雪但其社会影响则微乎其微。与此相比，《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反而显得有点雅俗共赏的味道了，因为尽管它的发行量不如《纽约时报书评》，但比起《党派评论》和《肯雍评论》这些美国的知识界杂志来，《增刊》的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就不知要大多少了。同样，与《党派评论》和《肯雍评论》这些基本上是纯粹的同人刊物相比，《增刊》更足以称得上是一份面向社会广大读者的文化周刊了。因此，就沟通知识界与大社会的关联而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功能反而较强，而《纽约时报书评》在形塑社会的一般文化氛围方面反而有所不逮。
《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这种差异，自然常常使许多美国知识界人心中怏怏。他们每比较这两份刊物总不免大为光火，不断抨击为什么《书评》总那么“俗”，而不如《增刊》来得“雅”，却不知这两份刊物本来就不是同一种类型。大约到五十年代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盟主，美国知识界的自我意识也日益强烈，从而对《纽约时报书评》的不满更加到了有点忍无可忍的地步。1959年著名纽约女文人哈得维克（Elizabeth Hardwick）在《哈泼》杂志上发表“书评的凋零”一文，尖锐抨击当时书评全是不关痛痒的捧场文章，很少有真刀真枪的“批评”。而事实上《纽约时报书评》到那时为止确实一直很忌讳发表否定性书评。哈得维克挖苦这种状况的名言“一本书出来就被泡到一潭糖浆中”（A book is born into a puddle of treacle）尤风行一世，以至《时报书评》在知识分子中提起也就常常成了“那潭糖浆”。1963年另一著名文人麦克唐奈德（Dwight Macdonald）在《老爷》杂志的专栏上又发表传播极广的“呜呼!纽约时报”一文，将时报书评版贬得更加一钱不值。
我们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份书评因报业大罢工停刊数月时美国知识界中人不忧反喜，因为事实上许多人早就都希望能创办一份能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比肩并立的新的美国书评刊物，而《纽约时报书评》的被迫停刊恰恰给了他们“趁火打劫”的难得机会。因此，报业大罢工尚未结束，一份阵容空前强大的崭新书评刊物已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1963年2月推出了创刊号，这就是《纽约书评》。创刊号在事先没有广告宣传的情况下马上卖出四万三千份，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几乎是人们奔走相告的狂热反应。
《纽约书评》在最初创办时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要办成美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而且事实上在1967年以前，该刊曾一度被人称为《伦敦的书评》，这是因为大约从第五期开始，该刊以远高于英国水准的美国稿费延揽了几乎所有英国文化名流为之撰稿，例如伯林，克摩德（Frank Kermode），奥登（W.H.Auden），斯班德（Stenphen Spender），豪布斯邦（E.J.Hobsbawn），普林卜（J.H.Plumb），泰勒（A.J.P.Taylor），等等。参与创办《纽约书评》并任该刊顾问至今的哈得维克女士甚至公开说，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他们远比我们美国的专家学者更沉浸于文字生涯。但不管怎样，《纽约书评》创刊后，美国知识界的心态似乎多少平衡了一些，因为就作为一份知识界杂志这一点而言，《纽约书评》几乎比伦敦的《增刊》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从它现在极其古怪的出刊周期都可看出，亦即这份刊物虽然最初的设计是双周刊，但最后办成的却既不是双周刊也不是月刊，而是七个月出双周刊，五个月出月刊，出月刊的五个月分别是暑假的7、8、9三个月以及跨寒假的12月和1月。换言之，《纽约书评》的出版周期事实上是以大学的开学放假周期为着眼点的。
但是，纽约毕竟就是纽约，不是伦敦。《纽约书评》虽然一开始有意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为自己的样板，但它最后成型的风格、趣味和取向却大不同于伦敦的《增刊》。直截了当地说，《纽约书评》的真正兴趣事实上是在政治，不但其火药味从一开始就要比伦敦的《增刊》强得多，而且从1967年开始，它更被普遍视为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前卫刊物，当年2月书刊发表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4月发表该刊灵魂人物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时为兰登书屋副总裁，其妻芭芭拉?爱泼斯坦则为《纽约书评》双主编之一至今）的“中央情报局与知识分子”，引发美国知识界大论争，刚刚获得一点社会地位的所谓“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从此彻底解体而分裂为两大阵营，左翼以《纽约书评》为重镇，右翼知识分子则自此与《纽约书评》划清界限，转以《评论》杂志为据点（1970年该刊发表清算性的长文《纽约书评案件》，直称《纽约书评》为美国的《新左派评论》）。不过所有这些都已应是另一章的内容了，这里想要指出的仅仅是，《纽约书评》不但未能办成像早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那样相对比较超然于社会政治的纯文化刊物，而且事实上远比任何书评杂志都更直接甚至更自觉地介入和干预美国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
不过这事实上已不仅仅只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的差异使然了，倒不如说更是时代差异使然。六十年代毕竟已不是世纪初，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教育体制的深刻变革，事实上都已使想再造一个当年欧洲那样的文人阶层就像今日中国还想重造士大夫阶层一样不再可能。如萨伊德（E.Said）在1975年出版的《开端》一书中所指出，今日再喊文化保守主义事实上也只可能是伪文化保守主义，伪复古主义，因为提倡者本身就没有那份文化资本。不要说美国，就是英国和欧洲，造就当年文人的古典语文训练早已不再是一个人文教育的基础，而是成了只有少数人啃一辈子的“专业”，试想一般人读着平装版的书却想像自己仍是文化贵族，岂不本身就已让人啼笑皆非?就此而言，《纽约书评》采取走向社会政治评论与文化评论相辅相成的方针，而非走向超然于社会政治的纯文化刊物，大概更代表现代书评刊物的方向，不但更晚出的《伦敦书评》在这方面完全模仿《纽约书评》，而且事实上连名牌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风格上现在也更多向《纽约书评》看齐。
《纽约书评》的办刊方针
这就把我们再度带回到《纽约时报书评》最早提出的“书也是新闻”这一办刊方针。许多人常认为《纽约时报书评》以往办得不够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方针有关。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恐怕并不在于这一方针本身，而是在于创刊早期对所谓“书是新闻”的理解不免过于狭隘了一点。因为它那时似乎以为，由于“新闻”无非是要报道“事实”，如果“书也是新闻”，那么书评无非也就是要“据实报道”出关于书的新闻（news about books）。《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二十周年（1916）时编辑部曾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高论，大意是说该刊宗旨在于不偏不倚地向读者报道书的内容，书评的目的不是要推销“花里胡哨的文学见解”（faddism in literary opinion），而只是给读者提出有关书的“材料”，以便每个读者可以根据这些材料作出自己个人的评价。此番议论看上去无可厚非，实际却不免实证主义到了有点失真的地步。因为它似乎以为一本书的“内容”就像一块石头那样是明明白白就摆在那里的，不管谁“报道”都是同一块石头，不同的最多是可能有人喜欢这块石头有人不喜欢而已。但我们当然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一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往往是人言言殊之事，比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其“内容”究竟是什么?余英时看到的是一种“内容”，冯衣北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内容”，而陆键东看到的又是一种“内容”，问谁看到的内容更符合“事实”?谁的“报道”更不偏不倚?
这里涉及的实际是编辑部本身的取舍标准问题。《书评》编辑部当年的这种办刊方针意味着其取舍标准是书评的所谓中立性、客观性，而其依赖的作者标准则是所谓专家性。但所谓中立性和客观性实际往往也意味着书评的平庸性，无锋芒性。《纽约时报书评》之所以长期不为美国知识界所喜，原因之一也就在这种“报道事实”般的书评往往一是大多缺乏书评作者本身的见解，其次则文章多半是四平八稳的温吞水而无关痛痒，同时，编辑部本身力图保持中立性的倾向实际上也往往变成其无判断性，亦即它差不多总是以同样的有限篇幅处理每一本被评的书，以致在一期杂志上所有被评之书似乎都是同等重要的或不如说都同等不重要，因为看不出哪本被评的书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哈得维克在上面已提到的“书评的凋零”中即挖苦地说这种书评基本都像是一个套式出来的，即首先称著作“填补了空白”，然后说作者“功德无量”，最后则是“惜乎”尚有某些缺点，不然的话就更完善等等。
哈得维克因此提出其日后为《纽约书评》所标榜的书评标准，即所谓好的书评是“有新意、有难度、有长度、有立场，但首先能吸引人”。《纽约书评》以后办得特别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它的书评往往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对于特别重要的新书更是不惜篇幅，而有所谓“要多长就多长”（All the space you want）的政策。这种办刊方针确实使它特别善于以重头文章造势，从而能推出和引导知识界潮流。比如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出版，该刊即以特大篇幅评价，使该书的影响很快就超出哲学界而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普遍性“事件”。而《纽约时报书评》在七十年代以前则是再重要的书也只是以寻常篇幅“报道”，当然也就几乎从来不可能起到这种引导思想潮流的作用。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纽约书评》事实上恰恰是把所谓“书是新闻”的方针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亦即它不是仅仅简单地“报道”有关书的新闻，而是以重头文章和各种烘托积极主动地“制造”关于书的新闻，以引起各界的特别关注。这当然与该刊强烈关注社会政治性不甘居于象牙塔中的办刊方针有关?但以这种方式，它确实较好地起到了一家社会文化书评刊物的真正功能，即把知识界的成果强势地迅速推向社会公众的讨论。不消说，这不但需要编辑部的主动精神，而且更需要编辑的眼光、见地，特别是对知识界动向和社会发展两方面的高度敏感性，从而才能及时地或煽风点火或推波助澜，促成知识界与大社会之间的互动。
七十年代后的《纽约时报书评》
《纽约书评》的出现及其办刊方针不消说对当时的书评界是极大的冲击，《纽约时报书评》更是首当其冲而不能不思考改革之道。一般公认，自从1971年《纽约时报书评》破格聘用31岁的李欧纳德（John Leonard）为主编后，该刊已“脱胎换骨”，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李欧纳德本人坦承他和他的同人都是读《纽约书评》出身并且受其崭新风格强烈震撼而思考《时报书评》的改革方向。这些改革因此在许多方面明显受《纽约书评》的影响，首先就是编辑部的主导性日益突出，在主动“制造”新闻方面不遑多让《纽约书评》，在评论重要新书时有时甚至同样刊出篇幅几乎不下于《纽约书评》的重头文章，从而左右知识界风气。李欧纳德本人一度曾使《纽约书评》颇感怏怏而使《时报书评》大为得意的杰作是“发现”了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而在《时报书评》率先以重头文章评介，使戈夫曼的著作风行一时。其次，该刊发表的书评也已再不是当年的那“一潭糖浆”，而常常锋芒毕露，同样指点江山。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后，《时报书评》与《纽约书评》的作者队伍已常有交叉，包括哈得维克本人甚至都开始为时报书评写稿，这可以被看成是《纽约时报书评》已逐渐为美国知识界所认可。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两家书评刊物近年来可说有相当的“趋同性”，亦即一是所评的书时有重叠，二是作者常有交叉，三则是两家刊物的大致关注范围和主要着眼点也相去不是很远。随便还可一说的是，近年来《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间甚至真的有点变成了像姐妹刊物似的，两刊的主编有时都有交叉，比如牛津出身的格罗斯（John Gross）先是担任《增刊》的主编（1974—1981），后又转为《时报书评》的主编（1983—1988）。
但与此同时，改革后的《纽约时报书评》的一点可贵自知之明恰在于，它绝无意就把自己办成另一份《纽约书评》，而是注意到《纽约书评》的某些软档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某些特有优点。目前这两份美国刊物的最明显区别似在于：第一，《纽约书评》评论小说等当代文学作品的篇幅历来极少，《时报书评》则每期必有相当篇幅于此领域。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是两家刊物的广告来源大不相同所致：《纽约书评》的广告来源主要是大学出版社，很少有书业出版社的广告，而大学出版社一般不出版当代小说等作品；《时报书评》则恰恰相反，即其广告主要来自于书业出版社，只有很少的大学出版社广告。这实际上已间接说明两家刊物的读者对象仍不尽相同，即《纽约书评》的主要读者仍更多是大学的师生，而《时报书评》则仍更面向社会大众。第二，《纽约书评》正因为文章往往长篇大论，因此经常采取一篇文章评数本书的方式，《时报书评》因此采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坚持一文评一书的方式，这样，尽管《纽约书评》的有关评论由于篇幅大总会比较充分，但就落实到每本书的分析评介而言，《时报书评》的文章虽然篇幅较小却未必就更不充分。第三，《纽约书评》如前所言乃是七个月出双周刊五个月出月刊，《时报书评》则是定期的周刊。因此，《时报书评》在评介新书的时间性方面有时往往可以比《纽约书评》更快。
从以上这些比较来看，我们可以说，《纽约时报书评》改革的最可取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但同时却并未就此放弃自己面向社会大众的传统。就此而言，《时报书评》的成就实决不在《纽约书评》之下，后者影响虽大毕竟仍主要只限于知识界，而不像前者那样能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纽约时报书评》在改革前的书评质量尽管可圈可点，但该刊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一家严肃书评刊物。本文由于偏重于比较它和其他类似刊物的办刊方针，对该刊改革前的评介不免过于苛刻，这是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但事实上，从其“百年纪念专号”所精选的70篇书评可以看出，一百年来它在向社会广大读者及时介绍严肃作品方面其实已可说得上是功德无量了。尤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将该刊这期“百年专号”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九十周年的纪念文集（前引The Modern Move?单加ment，1992）相对比时，发现《时报书评》常有发《增刊》所未发之处。比如，1922年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时（当时在英美都遭禁），《增刊》毫无反应，而《时报书评》则在当年5月就有评介很高的介绍；又如，艾略特按理与《增刊》关系非同一般，但他的《四个四重奏》出版时，《增刊》奇怪地竟未理会，而《时报书评》则同样在当年就及时发表了书评。由此来看，尽管一般而言《增刊》质量似可说比《时报书评》略胜一筹，但《时报书评》即使在改革前也并非就像美国知识界当年抨击的那么糟。不管怎样，作为历史上最早开创大众报纸书评专刊的先驱，《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来能始终坚持面向社会大众而又不以低级趣味取?，这是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