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的对国民党理论宣传大论战
就在蒋介石紧急刹车后，也就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转入退潮阶段时，毛泽东突然发起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运动。当时，具有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及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双重身份的弗拉基米洛夫说道：“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兵力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分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97
政治风云骤变，陶希圣深感意外，时隔四个月，毛泽东才突然将注意力转向他负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而且首当其冲被点名批判者，正是他自己。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以侍从室第五组组长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本来在第五组的工作就与中央宣传部有密切关系，陶希圣每周参加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的会议，专门商订各地党报的言论方针，现在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只不过是从幕后走到前台而已。这场国共论战之际，陶希圣恰好位于党派论争前沿。
这场批判从7月21日至10月5日共两个多月，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批判运动98，中共的理论阵地以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主，莫斯科的《红星报》和《战争与工人杂志》、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报》等则遥相呼应。猝不及防的国民党主要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作被动回应。这种对垒格局预示着论战的结局，这也是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第一次组织对国民党理论宣传的大论战。
7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在党内地位渐次提高的刘少奇主持召开延安理论干部会议，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等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理论家参加了会议。据陈伯达回忆，那时他正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毛泽东忽然找他和几位“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立即分头写文章。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并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回忆道：
（毛泽东）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把原标题《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中的‘蒋介石先生的’几个字勾掉，在文章中又添了好些尖锐、精彩的句子，并把文中提到“蒋介石先生”处的“先生”二字都勾掉了。……负责《解放日报》的博古同志提出了意见，说这样连“先生”两个字都去掉，是不是太厉害了些，现在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最后文章还是恢复“先生”的称呼，确定7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99
陈文版面如何安排，毛泽东也有周密考虑，他致信《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主编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周恩来随即用电报将文章秘密拍发重庆，以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7月21日，陈伯达的长文见报后，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宣传委员会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100
毛泽东亲定批判重心。同一天，毛泽东电示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101毛泽东一开始就将蒋介石政权性质定性为“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解放日报》开篇社论为此作了定调：“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
毛泽东急需掌握陈文发播后的影响，以便调整舆论斗争方向，他专门吩咐董必武“收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毛泽东告诉董必武：“《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102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按照毛泽东指示，带领南方局的同仁，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阵地对《中国之命运》展开批判。
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后，延安又相继推出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与《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文章。当然，毛泽东批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彭德怀于这年6月6日提出实行民主教育这一问题时，毛则批彭仅是“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103毛泽东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毛批彭源于他针对不同情形作不同决定的高度政治灵活性和实用性。
毛泽东采取纵横捭阖的宣传战术，不仅在延安和重庆策划宣传战，还配合莫斯科的意图，组织海外攻势。毛泽东交代董必武，“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散布”。104从陶希圣以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达到目的了。
陶希圣说：“《评〈中国之命运〉》美国的左派同路人赶出一个译本，加上小注，痛诋此书为法西斯主义”，不仅如此，“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8月8日，莫斯科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了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指斥国民政府中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并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美国共产党机关报《每日工人报》转载了罗果夫的通讯。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同盟国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105，“他们认为此书具有‘民族的尊严’，中国人在租界治外法权下，民族尊严受到损害，现在要做独立自主大国民，但发扬民族主义，带有法西斯色彩。”106国外舆论与延安口径基本一致。
对此，陶希圣回应道：
《中国之命运》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断乎是不同之二事。107
《中国之命运》对于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分别，采取严正的态度。我们三民主义之第一个主义，是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之撤废，就是民族主义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奋斗之成功，民族主义断乎不可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并且德、日、意的法西斯侵略主义正是我们民族主义的大敌。108
陶希圣还引述孙中山的遗教：“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意思”，“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109
陶希圣说：罗果夫的“这一长篇通讯一时之间成为美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方针”。在美国四处奔走争取美援的宋美龄也看到美共“歪曲”《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情形，立即来信，“建议赶快译成英文本。”110
上文屡屡提到的“美国左派同路人”，是指美国太平洋学会，这是一家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宣传机构。111他们反复宣传，“延安是民主中国”，“重庆是封建中国”。原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总编辑布登兹说：“莫斯科需要我们美国人相信”，“中国国民政府已变为法西斯主义”，“延安是民主中国”，“重庆是封建中国”。112陶希圣最担心这些所谓“同盟国舆论”影响美国政府关注“另一个中国”的存在，从而改变对华政策。陶希圣反问：何以“苏俄变成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反抗法西斯的中国国民政府一变为法西斯主义？”113
陶希圣以国民党理论家身份为《中国之命运》作解释，他认为，这本书是明确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划线的，中国的政治共同体从不平等条约的地位提升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四强”之一，如果说中国战区的国民政府属“法西斯”，则会出现很奇怪的阵营。陶希圣说：
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若是法西斯而参加德、日、意轴心同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法。我们中华民国自始至终是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不惜任何痛苦牺牲，在反侵略的最前线上，抗战到底。114
中共却不这么看，认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轴心国德、日、意的一脉相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名噪一时，不少出版社、报刊大量出版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的书籍和文章。在不少人眼里，它是一种强化国家机器统治功能的良方。115早年的蒋介石也深受影响，还在其政治思想萌芽阶段, 蒋已有“以德为师”的思想，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1161932年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德国强盛的先例,就是我们的榜样”。1171933年，蒋介石给希特勒的密信中就流露出这种想法：“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奋发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118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早期提出的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统治的主张。就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曾指责蒋介石“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主义”。119虽然在三十年代后期，蒋不再提及法西斯主义，但这些确实是蒋思想历程中的重要一面，也就成为中共批判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口实。
主义之争仍在延续。胡秋原则各打五十板，8月8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都不合理，所以在中国必然不能存在，对世界都不合理，所以在世界也不能存在。”120
毛泽东继续穷追猛打。8月11日，毛又电董必武：“《新华》、《群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倒台后，《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法西斯丧钟响了》、《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人类的愤怒》、《犯罪者无可逃》等社论、短评，文章以外讽内道：“法西斯制度固然存在于德意日等国家，但法西斯的毒菌却是无国界的，随处会找到腐臭物来培养，我们不仅要彻底粉碎德意法西斯制度，同时要扑灭一切法西斯思想”。文章有所指地说：
尤其是中国的汉奸，中国的民族叛徒，因他们一向依附着敌人，无恶不作，却以为可以逍遥法外，以致呼朋引类，蜂聚蚁附，造成敌伪横行一时的状态……我们主张对这些人类的渣滓，罪恶滔天的民族叛徒，也同样不作一丝一毫的宽恕，要缉捕他们，要审叛他们，要他们在天地之间无任何地方可以逃避。121
对此，陶希圣尖锐地说：
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换句话说，它是要转化外战为内战。它为了制造内战先指责国民政府要打内战，而不打日本。第二是为了击败国民政府，先要孤立中国。当时同盟国是在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乃大肆其诬毁，将法西斯主义的帽子加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即可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122
陶希圣不明白毛泽东所指的“法西斯主义”，是针对蒋介石“一党训政”的军事独裁政权。“一党训政”所提倡的“国家至上”、“民族之上”，是力图强化集权统治对全社会的政治整合。“一党训政”奉行的是“党治”理念，一切权力服从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政治委员会的决定。穷源竟委，“党治”背后所依托的是“人治”，这也就成为中共批判其政权为“法西斯主义”的最根本依据。
在外敌入侵下，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全国一致抗战，国民党战时政权体制建立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达到了高峰，但蒋始终无法解决地方的“武装割据”问题，如柯博文（Parks Coble）所言，“国民党是个独裁又保守的统治集团，既无群众基础，也为共产党所困扰。”123这种政治上的军国主义化，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共看来，恰好印证了蒋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已经完备。
正如荷兰学者方德万所说，“备战和实践的需要就驱使国民党将精力放在以军事为核心的政权建设上。”124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终未能解决为应付军事危机而实行社会军事化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以一个农业国去对付一场现代战争，远不是一个准现代的国民政府可以承受的，因此，战时的动员就显得格外重要，要让一个处于分裂的国家和军队以及人民认识这场战争是正义的，须得营造一种政治舆论，125《中国之命运》主要起了一种战时动员作用。蒋介石1943年4月4日在三青团“一大”会议上强调：“今后整个教育方针，应以《中国之命运》一书之内容为其依据，应以造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五种建国干部为重点。”126因此，笔者认为费正清所说“蒋介石出版此书是想以重振道德来激励民族复兴”之辞是中肯的。张治中也评论说：出版《中国之命运》是“钧座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只是，这种以军事独裁为核心的政权建设的社会动员，必然遭到延安的极力反对。国民党始终未能在抗战中有效地动员中国社会。
五、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在“一党训政”的政体下，共产党的边区政权在《中国之命运》中被形容为“新式封建”、“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的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步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127
蒋介石指斥共产党在地方搞“武装割据”，书中提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128蒋暗示两年之内予以解决。毛泽东指责书中的“两年决定命运”之说，是国民政府准备打内战。
《中国之命运》第七章第四段有这样的话：
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之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二年之中。129
对此，陶希圣的回应是：
《中国之命运》第七章关于中国命运决定于两年之中的一段，其本旨是说：在未曾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前，中国的命运在外交而操在外国帝国主义手里。到了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中国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而操在我全国国民自己的手上。如果内政统一，国力集中，全国国民再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反之，如仍像过去一样，军阀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起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两年中。”原文的本旨如此，是不待多加解释。130
但是，陶希圣私下也承认“委员长‘抗战胜利之决定不出两年’之判断……同时给予延安中共及其国内之外围与海外之同路人以重大之政治心理的压力。”131蒋介石曾在日记说出《中国之命运》与中共问题的关系：“本书重要之点，即试验其对军事政治有否抛弃其割据之局势，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之意。”132“红色割据”是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早在1941年，蒋介石就私下说过：“日军是表皮之痛，共军是心腹之患”。133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范日本更加殷切。（费正清语）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恼怒和不能接受的。此时，恰好共产国际解散，除了之前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以“西安文化界”名义首发“解散中共”通电后，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皖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爱国协会”、“桂林新闻记者公会”、“鲁山新闻记者公会”、“长沙青年学会”、“洛阳文化界”、“长沙乡村研究会”等社会团体也都致电毛泽东，其中有电文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为加强中国团结，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取消陕北特区，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134就连毛泽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135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攻势，擅长群众动员和舆论造势的毛泽东继续将他的“政治攻势”推向高潮。8月1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近来国民党的宣传斗争更加紧了，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点已有10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动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36同一天，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是鼓吹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愚民哲学。1378月16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对国民党统治实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剖析，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8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的《请重庆看罗马》，继续借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覆灭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提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138蒋介石则是统帅国民党的民族英雄，从而演绎出一个主题：“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颇有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延安针锋相对，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打出醒目标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有人为此编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毛泽东增加一个“新”字，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迄今仍在中国大陆传唱。8月30日，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还可以进行，直到他们向我们有所表示后方可停下来。139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举。高度重视宣传舆论的毛泽东，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部署和声势超乎陶希圣的想象，相形之下，四个月前国民党推行全国各界通读《中国之命运》的宣传运作简单、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都与毛泽东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共产党的笔杆子毫不逊色国民党的枪杆子，蒋介石也承认“本党文字力量”之薄弱，140“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141
自从毛泽东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后，陆定一接任《解放日报》总编，扭转王明、博古（社长）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办报“右倾路线”，凡社论和专论稿都必须经过毛泽东或中央其他领导过目修改才发表，142这时的报社名义上是中宣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143这就保证对国民党的斗争及时、准确和有力。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对付反对派行之有效的舆论大批判模式。
这场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国民党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一律要通读。中共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中共干部的“必修之教本”，并在大后方印了几万本，此文奠定了陈伯达中共理论家的地位。国民党则下令严禁《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称“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而名噪一时。国共两党的中宣部大唱对台戏，你来我往，你说我是“武装割据”，我指你是“法西斯主义”，出现了一场如黄仁宇所说的“两党领导人针锋相对地以传媒既作武器也为战场地鏖战”。144
面对中共有备而来的进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适逢其时”地承受中共大批判，他无可奈何、半自嘲地说：
（犹如）一叶扁舟被拖出避风塘，扬帆泛海，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延安由陈伯达主笔，批评《中国之命运》。当时中共在名义上仍受委员长指挥，故箭头指向我，写了无数文章骂我。美国左派亦称我为「Ghost 陶希圣」。另有许多人写信来骂我，指责我是三家村的秀才，不识大体。甚至在骂我之余，咒我的孩子将因而发痧子。那时重庆正流行痧子，我的孩子也巧在发痧子，幸遇留德博士周纶治愈。145
被百般攻击的陶希圣，多少带有传统文人的哀而不忧、大实若虚之秉性。蒋介石的考量显然不同，他对突如其来的批判有点猝不及防，甚至想不明白：“《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未料起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46蒋在给宋子文电报中，对延安接二连三发表批判文章表示：“实为从来任何时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147毛泽东显然是“小事大以智”。
蒋介石开始怀疑中共有意要激成事变，“我如被激怒，……国际舆论对我更劣”，148因此，“对外发言，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149蒋沉住气，他在8月1日的日记写道：“本周心气平和，对横逆与诬陷之来，皆能克己强忍，思虑也较能深入，应益勉之。”150
之后，中共的宣传战逐渐升级。陶希圣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国之命运》的宣传文件及情报，也是这年的八月间，公开或秘密的，率直或弯曲的，大量地发出。”151中共这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蒋介石和重庆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责，毫不顾及其权威与颜面。152蒋介石渐生怒气，“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153期间，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
一向看重美国人意见的蒋介石非常恼怒，蒋立即吩咐陈布雷回电解释。蒋和陶都认为，美有如此反应是苏联杂志散布谣言的结果，后来查明果然是莫斯科的《工人与战争》刊物放出的消息。这一天（8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恨恨地写道：“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日记中还指斥中共“为俄作伥”。154
期间，蒋介石确实闪有与中共一战之念，“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155但蒋介石权衡再三也只能表示：“决不加以武力讨伐。”156这也正是毛泽东发起宣传外围战意料之中的结果。蒋介石表示：（中共）“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1579月6日，虽然蒋介石在日记里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但他还是决意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9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总结道：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战，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法以求解决也。158
次日，蒋介石复归平静，他在日记写道：“但可知中共之欲毁坏中央之宣传方法，已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矣！余唯一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159假使我们不可过分相信日记的真实性，我们仍可以通过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内容看出蒋介石的意图。9月13日国民党全会上的“总报告”仍提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蒋介石对此作了即席讲话：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160
蒋重申：“中共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161秘书长吴铁城作了有关共产党“不法行为”的报告也决定不予公开。蒋介石说：“共党果能真诚实践，言行符合，则中央可视其尚有效忠抗战之诚意，自当重加爱护。”162全会通过《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163至此，国民党高层对“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已达成共识。
对中共态度一向暧昧的蒋介石作出这个决定，除了外围压力之外，恐与罗斯福的建议有关。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三点建议，其中包括“中国应从速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处同等地位，已解纠纷”。164罗斯福之所以有此建议，是情报部门告诉他国民政府与中共关系大有进步。陶希圣说：“罗斯福以为如此，是以提中国政府扩大政府基础的方案，亦等于对国共关系作了决议。”165刚在“七七事变”纪念日，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颁赠的最高统帅勋章的蒋介石，不敢轻易搁置罗斯福建议。
蒋介石还批评党内所谓“一党制决不可变”的观点，声称非有竞争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166蒋甚至还提出：战后的政治建设应促进宪政实施为目标，实施宪政后“国民党还政于民”。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显然是为了回应新兴的宪政运动，其中又以民盟主席张澜提出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宪政》为代表。这就不难理解次年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说中，再三表示“中国正迈向民主”，并“保证中国政府坚定推行民主计划，刻正逐渐充分发展为现代之民主国家。”167 蒋介石自以为在引中国走向民主之路，一次，周恩来对蒋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中共才会交出他们的军队。蒋惊讶地对周说：“你难道能说我不民主吗？”168
10月2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主动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正在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顺应响应，就暂时停止批判国民党以示缓和致电董必武，指示，“从10月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169
10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政治路线，并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10天后，毛泽东那篇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170 10月1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称今后确立法治规范，完成民主政治。之后，蒋介石准备首次以大国领袖身份出席生平唯一一次的国际高峰会议——开罗会议。
保持两党和平共处，符合毛泽东的长远策略。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表示：“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这边厢的蒋介石也不希望闹得太僵，11月初，蒋介石希望“由恩来出面，如请他再来重庆，什么都好谈些”，并对董必武说：“我可以人格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我说了要政治解决嘛，你们可以提条件嘛。”蒋介石希望在出席11月的美、英、中首脑峰会之前，有个和解姿态。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答复：“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由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171
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连续两个多月的两党宣传大论战就此告一段落。
六、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
毛泽东为什么要到7月下旬才不遗余力，从党内到党外对《中国之命运》展开一场大批判呢？
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首先，一直进行的国共和谈被搁置。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时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这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172其次，胡宗南重兵压境的军事威胁，在毛泽东意料中被解除，此时正是采取“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实质的一个好时机。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即已进行一年多的、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而且，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深挖国民党特务的“审干”、“反奸”阶段，为回应国民党的军事进逼，也需要发起一场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性质的大论战。
以上一、二两点上文已有涉及，本节着重分析最后一点。
1943年，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毛泽东均确立了党内的领导地位。3月，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两个要职，握有“最后决定之权”。7月，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它被确定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年的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成为整风必读文件。173
5月，历史的机缘又使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多年来的直接领导。对毛泽东权力有制约的共产国际之终结，受到毛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的决定。174毛泽东在会上不客气地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175，“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176此后，由毛泽东所长期担任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开始与党内最高权力划上等号。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再是一个地区支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革命党。早在共产国际解散前的1939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77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在理论和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178毛泽东要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当时的国际舆论于己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抨击和批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179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互为呼应。首先，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和清算王明路线。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越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8月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以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虫”。180以致后来延安甚至出现“王明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过激言论。多年后，在整风运动没整过人的林彪也私下说过，毛泽东“对王（明）斗绝了”。181
其次，批判《中国之命运》也配合了延安整风中的深挖国民党特务“反奸”任务。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1827月15日，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实质是捕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183“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184这一天，被延安的知识分子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185顿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月22日，毛泽东满意地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泽东所指的“反动派”语带双关。正当陶自己感到“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时，他没料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也正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惧之中。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约有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186弗拉基米若夫观察到：“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87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1887月16日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很快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189就连周本人，也被指责为“教条经验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90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191“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92重读历史，一读一惊心。
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使得全党上下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抗战后人民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需要。如徐中约所言：“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193，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期间，也即是从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为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与反对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交织进行，会议清算十年内战后期的王明路线问题，毛泽东当年发牢骚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情形不复出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进入克敌制胜阶段。
此外，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度转变有关。1943年前后，苏联忙于对德作战，中苏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转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194从1943年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月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 195
一直留意国际动态的陶希圣认为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史达林的战后计划是在大战中间安排战后的世局。……亚洲方面，他以中华民国为第一个目标，要掠取中华民国长期抗战的战果，并控制中国战场作为其征服亚洲扰乱世界的基地。”196陶希圣认为大战结束之后，苏俄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一直怀疑“中共最近悖乱挑战”是“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意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197蒋介石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他说过，苏“迫盛（世才——引者注）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犹有过之。”198
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1年，美国与重庆政府结成盟友后，苏联立即削减对华援助。至于苏联之前的对华援助，在蒋介石看来，主要是为加强苏联面对日本威胁时的安全。1943年夏秋，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展开战略反攻，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有一强国与苏平起平坐。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断然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机构，认为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一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最终打败日本，二来战后国民政府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199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对于《中国之命运》遭攻击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1942 -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同时又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受到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围攻的开端”。所谓“顶点”则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过两党纷争的硝烟，看到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变化的端倪。
1943年，世界大战格局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开始收复南太平洋群岛，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凸显两党领袖都在激烈地争夺民心，他们心照不宣地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他们为此各自展开其文韬武略。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个人威望最顶峰之时，展望抗战未来而提出的一套系统的建国方略。时《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200蒋介石是为他在中国战后的地位作准备，蒋介石凭借日本入侵导致民族危机产生的民众向心力，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口号，激发中国人在外敌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树立其领袖权威。
而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两党领袖的两本著作，虽然同是关注着中国的未来，走的却是绝然对立的两条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有段话很能说出毛泽东的想法，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201彭德怀也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被党内奉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202毛泽东甚至也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203只是邓发和彭德怀都未曾预料到，1949年建国革命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却逐渐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不管怎么说，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因此，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然遭到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毛泽东绝不轻视《中国之命运》，国共论争停止以后，毛泽东在关键场合仍不时提到《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4年10月，毛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文中，两处提及该书。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1948年12月25日淮海战役结束前夕，中共通过新华社颁布战犯名单，文人陶希圣被列为第41号战犯，“国人皆曰可杀者”。这多少与陶参与这本书籍的起草有关。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历史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年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204邓野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205
这两者的主次关系随着战争进程而转化。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自以为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206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的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从以陶希圣为主的国民党理论回应中共批判来看，国民党的党治文化的权威主义扩展功能在消减。1943年是重庆政府内政与外交纠缠的一年。1944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基础随着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动摇，在蒋介石看来，“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这也是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国家政权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力量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毛说：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中共已有夺取大城市的条件。刘少奇紧随着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张闻天甚至说：“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207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水平线上重新打量对手。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208
逐渐壮大队伍的中共意气风发。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长期的战争消耗，以一个农业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的国民政府，不可必免地走向衰竭。战时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1944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209为使战局撑下去，唯有饮鸠止渴，结果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5年的物价竟是1936年的1631.6倍。210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惊人，从掌握的数字而言，仅是银行金银、产业以及交通设备，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8年抗战的损失已达313亿美元。211蒋介石遇到他当政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古人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权统治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国民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没效率的政府之一。这正是蒋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国之命运》所担心的，也正是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目的所在。
世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212毛泽东还告诫党内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213这一年时局的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心里，答案逐渐清晰。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 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程舒伟等著：《蒋介石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2 李敖：《蒋介石手著了〈苏俄在中国〉吗？》，载《蒋介石研究》（续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3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
4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0页。
5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3页。
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8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9 杨天石：《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对策》（下），刊于《南方都市报•历史》，2008年5月15日。
10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5日），参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1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7日），参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2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13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点滴与潮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1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1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8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 陶泰来1943年2月21日日记，见《陶希圣年表》。
20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2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23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24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6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27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28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
2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30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3页。
31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32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页。
33 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
3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页。
35 陈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3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
37 《蒋介石日记》（10月10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38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39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40 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943。
4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42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43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1013页。
44 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45 《时代》周刊，1943年7月12日，见李辉《封面中国》，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4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47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5月3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48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61-962页。
49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50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1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52 《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47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53 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348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54 见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5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56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页。
5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89页。
58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59 1936年6月，蒋介石与李滋罗斯谈话时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6页。
60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2页。
61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3页。
62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页。
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64 《周恩来关于蒋欲约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65 《毛泽东关于见蒋为改善国共根本关系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3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66 《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1942年8月15日），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23页。
67 《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经过的报告》（1942年10月27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6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793-794页。
69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
7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71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73页。
7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3-475页。
73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1页。
74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做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7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76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77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78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8页。
79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8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5日。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81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82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3月7日，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2页。
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9页。
84 《王世杰日记》（第4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78页。
85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86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3页。
8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88 张树军等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89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2页。
9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91《王恩茂日记》（1943年7月1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92《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
93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9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1页。
95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4页。
96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97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3-144页。
98 中央宣传委员会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以及出版局等。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15页。
99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页。
100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1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2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73页。
103《彭德怀年谱》，第281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20页。
104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页。
10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页。
106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10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110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11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调查，太平洋学会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6页。
112 原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总编辑布登兹：《没有脸面的人》，1958年。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2页。
113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212页。
114 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1页。
115 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在考察德意回国后,也发表文章认为“独裁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参见马振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116 [美]陆培涌:《蒋介石的思想追求》,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 卷第2 期(1970 版) ,第232 页。
117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483 页。
1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秘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119 《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1页。
12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6、1077页。
121 《1938年1月至1947年2月的新华日报》，新华报业网www.XHBY.NET，2008年1月3日。
12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23 [美]柯博文：《面对日本》，参见[荷]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13页。
124 [荷]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
125 参见[荷]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
12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24页。
127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摘录），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页。
128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论》，第126页。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12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3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31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32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33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6页。
13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54页。
135 何家干：《乱世书生左舜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6月29日，B39。
136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137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5页。
138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摘录），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9页。
139 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40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1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2日、3日。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9页。
142 荒坪：《我的外公陆定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143 陆定一的回忆，参见朱鸿召《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第50页。
144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4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6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7日），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14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48 《克省记》卷二十三，1943年7月24日条，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9页。
149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9页。
150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8月1日条，台北“国使馆”藏蒋中正档案，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5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再版，第211页。
15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153 《省克记》卷二十三，1943年8月23日条，台北“国使馆”藏蒋中正档案，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54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8页。
1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3日，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
156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68页。
157 《蒋介石日记》（8月25日），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58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159 《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2日），见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9页。
16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841页。
161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
162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87页。
16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164 罗斯福这三点建议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训词中提到，《黄炎培日记摘录》第39页。参见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3页。
165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6 《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59页。
167 重庆《大公报》1944年8月26日。
168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169 《毛泽东关于欢迎政治解决问题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王世杰日记》（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90页。
170 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总学委发出的通知，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171 《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未想真正合理解决问题前周恩来不拟出来致董必武电》（1943年11月13日），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4页。
172 《毛泽东于7月13日发给彭德怀和中央各局电文》，参见《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3页。
17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1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8-440页。
175 《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5月31日），见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76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7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178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179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180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81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1994年3月号。
182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7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5页。
183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73-374页。
184 L.H及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见[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185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8页。
18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187 弗拉基米若夫8月21日日记，参见[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55-156页。
18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4页。
18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190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191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192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193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74页。
194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页。
196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2页。
19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98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11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
199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5-346页。
20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页。
201 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残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7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2 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第1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203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大会上的讲话》，见王建朗等著：《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页。
2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205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0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207 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208 John S.Service,162.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0页。
209 [荷]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389页。
210 虞和平：《抗战时期后方的金融、财政及其投资》，载朱荫贵等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2页。
211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2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6月5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213 1945年5月5日《中央日报》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