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一所学校的附近，最近经常听到一些学生、教师甚至还有街道居委会的各种年龄层的居民们大唱红歌。听着各式人等唱着那些久违了的革命歌曲，着实让人心中振奋，难以入眠。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为了六十大庆而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但后来知道，原本是务实的商务部长的熙来，到重庆任“封疆大吏”之后，竟然带头唱红歌，甚至亲自到万人大会堂观唱，并且由政府出面组织发送红色短信，还请了一批将军老干部的后代们组织的红色歌咏队，这些人本身就是将军级的干部，因而也可以叫将军歌唱队，在重庆到处唱红歌。尤其看到电视上一批批的革命人激昂慷慨地大唱红歌的动人场面，真让人热血沸腾。至少可以说，假如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再来向我红色中国发动围堵或组织和平演变，仅仅看看这些将军和革命人民，他们唱唱红歌就足以退敌千里。打开电视机，则到处都是红片。我军以气吞山河之势，打败了另外一批国人；还有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革命者，更是神通广大，无往不胜。围剿我红色根据地的敌人实在够蠢，竟然一举一动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所以他们根本就打不赢。

如此壮观的景象，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红海洋”的时代。作为过来人，我也激动地唱过这些革命歌曲，也满心以为只要有革命的豪情，加上革命的宣传，就足以战胜一切敌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迎来千年太平盛世。当然，即使在那时，我也不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疯话。心里想，假如社会主义的田野上都长满了草，而资本主义的庄稼地里却是茁壮的苗，那我将选择哪一片土地呢？至少我得填饱肚子才能激昂地唱革命歌，走革命路吧。

当1976年9月9日不可避免地到来，新的领导团体改变极左政策，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特别是组织批判空头政治、个人崇拜、形式主义的政治宣传，我们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左的做法的危害和虚妄。推动改革开放的那些人对于空头政治有着切实的感受，因而开始务实，走发展经济的路子。红色的宣传如果不以关心人民生活、提高民众福祉的执政成果为后盾，最终将是肥皂泡。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红海洋不见了，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比较扎实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只是近二十年，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类似于红海洋的宣传。但像如今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场面，的确还不多见。我仅在1990年代初期一个短暂的时期里看到过。

至于公开打着红色将军、红色后代的旗号，让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专门唱红歌，则是近几十年里难得的独创，可谓匠心独运。“红色后代”这个特殊的特谓是近年才流行起来的。大概是惟恐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身，让一批高贵的人士组织起来到处唱歌亮相，足以抵御千军万马，不断地勾起人们对其父辈和爷爷辈革命事迹的回忆。文革期间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鼓吹者，公开标明自己的身份，他是想代表一切革命的前辈们向一切反动派宣战。只是后来此人还是因为革命得太暴力、太不象话而被批判。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此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故宫博物馆的负责人。让人想起一个曾经打砸抢、狂热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也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守门人。如今，他也到了退休年龄，我想也足有资格出现在这支红色后代的歌咏队里，高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像大松树冬夏常青。”

“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古人也知道乐曲要随着朝代而变化。但是，杨柳枝也不是全新的乐曲，它也需要继承一些传统的东西，否则人们就完全听不懂了。新时代也不可能完全唱新歌，所以有人唱起老歌，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对这些歌曲仍然要有分析和保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从“他是人民大救星”，到“光辉的太阳照边疆”，几乎都围绕着歌颂救世主的主题转，带有封建主义的意味。对此今天仍然需要分析批判，几乎不宜再唱。还有一些是歌颂团体的业绩的，但是，如果只报喜不报忧，那也有片面性。第三类是所谓爱国歌曲，即歌颂中华民族、歌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些歌曲倒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有大国沙文主义(比如“我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或是贬低、变相贬低世界上的别种文化，暗示种族优越或歌颂种族特征的歌曲(比如“黑头发飘起来”)，同样不宜大唱特唱。还有一些以极端的方式歌颂符号的歌曲，也需要分析，比如“你的旗帜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世间一切事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任何符号都不能与人的生命同日而语。这些不合理的夸张同样不利于人们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世界。

唱一些革命的老歌，让人们了解革命的传统，以珍惜今天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值得的。但是，我仍然主张这种歌唱必须是真正与人民心连心的，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以改革的态度向前看。对老歌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不能以此来宣示自己或自己的民族、团体之高人一等，更不能为过时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作宣传。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形式主义和空头政治的东西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